法律的目的和科学不同，不是要发现真理—减少冲突是它的主要目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这样总结他自身的认识：“在多数问题上更重要的不是正确适用法治而是适用法治。”即使是错误或“不公正的”裁决也可以结束冲突。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在他刚刚出版的回忆录《黑暗中的一缕烛光：我的科学生涯》中，他指出伟大的思想家离开其自身专业领域时犯错是毫不稀奇的。道金斯以伟大的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霍伊尔的著作《宇宙本质》是半个世纪前的必备读物，但当他跨入生物学领域后却误入歧途。以我看来，从科学转向法律的道金斯同样未能摆脱这一魔咒。
　　道金斯将法律看作一场拉锯战。一方“不管自己相信与否，以最坚定的方式提出一个命题，而对方当事人则雇人（律师）来最大限度地反驳这一命题。结果不过是看哪方赢得这场拉锯战的胜利”。他认为律师应该“坐下来审视证据，并试图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才是更加“诚实人道”之举。
　　道金斯的观点有3个主要问题。首先是所谓犯罪谬误。像很多人一样，道金斯一想到法律就先想到刑法问题。刑事审判占据了公众想象力的很大部分，但借用生物学的一个比喻—这只是法律这个复杂殿堂中的一个隔间而已。多数律师和法官从未踏入刑事法庭半步。
　　其次是有罪谬误。道金斯“深深震惊于”违法者有可能被认定为无罪的现实。有罪谬误将“有罪”这一法律概念与实施禁止行为混淆在一起。某人是否做过某件事是个事实问题。而“有罪”与否则是法律问题。某人可能实际实施了某种行为，但却相当公正地被判“无罪”—就像他可能什么都没做，却被做出了“有罪”判决。
　　这让道金斯感到困惑，其他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有罪”意味着国家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做了某件事。如果国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有罪，那就必须做出“无罪”判决—而不管他或她是否真的做过这件事。
　　如果将“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明负担降低到民事案件那样的“证据优势”，国家完成任务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但尽管更多犯罪者会因此被判决“有罪”，同时也会导致更多无辜者被做出“有罪”判决。道金斯似乎并未把握的基本前提其实非常简单：宁可让10个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也不能让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几百年来的法律实践表明这一系统虽然谈不上完善，但却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最公平的体系。
　　道金斯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谬误在于法律的本质是真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姑且称之为真相谬误。道金斯的谬误也因此走向了极致。法律的目的和科学不同，不是要发现真理—减少冲突是它的主要目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这样总结他自身的认识：“在多数问题上更重要的不是正确适用法治而是适用法治。”即使是错误或“不公正的”裁决也可以结束冲突。
　　只有在冲突方无法达成一致时，法官才会试图了解“真相”。律师将这称之为以折中妥协为特点的事实调查过程：明确事实真相比结束冲突可能代价更昂贵。
　　这方面比较美国法律和法国法律就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法律有着被称为“发现”的复杂的事实调查过程。相反在法国民事纠纷中，根本不存在双方口头盘问证人的证词，而只有书面证据。律师搜集一切可能的证据并呈送法官，后者则据此做出裁决。如果案件必须实地考察特定目标—如某栋建筑—法国法官会指派一名专家前往考察，然后提交一份书面报告。
　　美国法律体系事实调查能力更强，但其高昂的成本导致多数民众無力进入法律程序。法国体系更容易被公众所利用，但其确定事实真相的可能性更低。
　　社会和谐是法律的基础，但其最终目标可能不止于和谐，而是促进社会幸福。道金斯在科学中找到幸福；我们无不因他的贡献而受益。但从他的回忆录判断，我们同样庆幸他没有进入法律领域。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罗纳德·索科尔，法国执业律师，著有《联邦人身保护法》和《后达尔文时期的司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