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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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一部场景式历史小说,豫章心月的《王阳明》在创作上很好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具体而言,该作品的历史真实体现在作家发掘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材料,叙事契合了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同时又比较充分地做到了与历史人物的情感沟通。该作品的艺术真实一方面体现在作家巧妙地使用了戏剧艺术的手法如营造矛盾冲突、运用情节突转,以及靠人物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等;另一方面体现在成功写“活”了人物对话,具体表现在人物语言充分个性化、人物对话的生活化、日常化,以及对话语言的诙谐幽默等方面。
  关键词:还原真实历史 巧用戏剧手法 写“活”人物对话
  豫章心月的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具体而言,该作品的历史真实体现在作家发掘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材料,叙事契合了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同时又比较充分地做到了与历史人物的情感沟通。该作品的艺术真实一方面体现在作家巧妙地使用了戏剧文学的创作手法如营造矛盾冲突、运用情节突转,以及靠人物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等;另一方面体现在成功写“活”了人物对话,具体表现在人物语言充分个性化、人物对话的生活化、日常化,以及对话语言的诙谐幽默等方面。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既对真实还原王阳明形象起了积极作用,又使得小说更加形象生动,读起来富有趣味。
  一、还原真实历史
  作为历史小说,遵循历史真实的创作原则至关重要。有学者将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归纳为三个维度:第一维是历史小说所取的历史材料的真实;第二维是历史小说与文化的契合;第三维是情感的沟通。a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陽明》的创作显然符合这三个维度的要求。也正因如此,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的叙事相对于其他王阳明题材历史小说更显真实可贵。
  从第一个维度即材料的真实性来看,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中除了史料确有记载的神异之事,王阳明经历的事情并未被添加上神异色彩。小说中有两件事的叙写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第一件事是王阳明童年考察边境之事。许多小说中写王阳明离家出走一个多月去居庸关实地考察。譬如袁仁琮的长篇小说《王阳明》写王阳明十五岁便独自去居庸关考察,回来甚至还写了奏疏。王程强的长篇小说《王阳明》三部曲也是写十五岁的王阳明独自一人跑到塞外,随鞑靼师傅巴特尔深入草原考察边境情况。但是在这本小说中,王阳明只是陪同父亲去边关办事,并不存在独自一人离家出走去边境考察一说。从王阳明当时的年龄来看,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个人离家出走在外一个多月,还是从京城跑到边境之地,这多少有些虚构的成分在,不得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因而,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中写父亲要到边境办事顺便带上他前去看看边关景象更显真实。第二件事是王阳明格竹留下病根一事。许多小说中写王阳明因为早年格竹留下病根,身体不好还时常咳嗽。譬如在小说《心之悟——王阳明龙场悟道》中写王阳明在龙场时时常咳嗽还需要希渊采药给他止咳、治疗。但是在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中,王阳明确实因为格竹大病一场,但是并未留下病根致使他身体欠佳。在豫章心月笔下,王阳明是在南赣剿匪时中了瘴气后才身体陡然变坏的。从史料记载来看,王阳明在龙场时是同行三人中唯一没有病倒的,甚至还照顾另外两个同行的仆人,这就足以证明格竹并未给其身体造成长期的损害。显然不少小说在描写王阳明格竹留下病根时是进行了虚构和夸大的。从以上的两件事情中便可以窥见相对于其他阳明题材小说,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在材料真实的维度上更符合历史小说真实性的要求。
  历史小说真实性的第二个维度是历史小说与文化的契合。所谓历史小说与文化的契合,即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等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进一步说,作品中想象的部分必须合情合理:“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必须为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所允许;人物的性格、命运、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逻辑,也应该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b这一维度在小说中亦有所体现。从情节上来看,小说中的情节发展都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比如在描写学馆学习生活的情节中,学生被先生叫到身边背书,背不出书要被先生拿戒尺打手板就很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此外,像王阳明晚年时接到去广西平定叛乱的命令,由于身体和想陪伴家人的缘故便上表请辞,但是当圣旨下来定要他去时,他也不得不去。这就符合当时皇命不可违的时代背景。从人物上来看,小说中人物的生活仪礼和思想追求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生活仪礼譬如王阳明前往龙场前与弟子告别的场景时,作家写他们通过拱手来告别。拱手就符合当时人们常用的礼仪。无论是从情节还是人物上看,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都达到了历史小说与文化契合的要求,进而使得小说的真实性有了一定的保障。
  第三个维度是情感的沟通,即作家与人物的情感沟通。它是指作家在创作时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尽可能“锐敏、宽阔、生动”地去体会古人的心灵,要把它当人,要承认他和我们一样也有一个心灵世界。c这在小说中可谓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作家在写王阳明时有很强的带入感,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比如王阳明因要不要收留叶儿而产生的矛盾纠结情绪就是作家生动地体会王阳明心理的表现。一方面他想救这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女子,另一方面又觉得在夫人不在时收下一个外乡女子作奴婢愧对夫人。之所以能将这种矛盾心理写活,离不开作家对此时王阳明心理的体验和揣摩。除此之外,作家还将王阳明老来得子的激动心情体悟、刻画得极为真实生动。他又是给接生婆看赏,又是与叶儿望着摇床中的孩子。这些细节都真切地表现着王阳明的喜悦。还很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被委派去广西平定思、田叛乱时的场景中对他的心理刻画。开始时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想陪在亲人身边的欲望毅然决然地推辞,而当圣旨下来一定要他去。临走前,他对身边的人是千叮咛万嘱咐,读者可以很容易从中感受到他对家人的关心和不舍心理。以上提到的这些情感都是极为细微的点,在写作过程中作家稍不留神就会忘记刻画或刻画得有所偏差。而豫章心月却将王阳明的这些情感体悟得极为细致,拿捏得极为到位。这背后自然离不开作家与人物的情感“沟通”,只有作家将自己带入王阳明当时的内心,才可能关注到如此细腻生动的情感。与人物的情感沟通也成为小说的真实性又一大保障。   二、巧用戏剧手法
  除了实现历史真实,小说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借鉴了戏剧艺术手法。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采用了戏剧艺术常见的几种手法:一是矛盾冲突的营造;二是情节突转的运用;三是靠人物对话推动情节发展。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具有了冲突性、生动性和趣味性,为小说的艺术真实提供了保证。
  矛盾冲突是戏剧艺术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也像戏剧文本一样塑造了诸多的矛盾冲突,对塑造王阳明形象起着巨大作用。矛盾冲突可以分三大类:某一人物与另一人物之间的冲突、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以及人同环境之间的冲突。这三类冲突在小说中均有体现。首先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例如小王阳明捉弄私塾先生时和先生的冲突;青年王阳明想学罗成挂帅出征时与父亲的冲突;宁王手下找王阳明希望他效忠宁王时产生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都体现了王阳明远大的志向和高洁的人格。然后是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在第九章的第四场景中王阳明遇见了孤苦无依的叶儿,这时他的内心就产生了要不要把她收在身边的内心矛盾冲突。一方面觉得叶儿可怜想收留她,另一方面又觉得夫人不在,自己收下一个外乡女子为奴婢实在不妥。这一矛盾冲突的塑造,一下就将王阳明两种品格同时表现出来了,可谓一举两得:他既爱妻子,照顾她的感受,又拥有怜悯之心,充满善意。人同环境的冲突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王阳明同昏庸皇帝统治下污浊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也正是因为这个冲突才有了后续一系列的情节:廷杖、入狱、被追杀、贬龙场……这一冲突的设置不仅塑造了王阳明正直、坚贞不屈的形象,更是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作用。此外,除了大环境中的冲突,作家也勾勒了许多小环境的冲突。比如小王阳明在私塾说出自己成圣的志向,其他同学哄堂大笑,甚至有同学讥讽他。小王阳明与此时的环境格格不入,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不难发现,小说中矛盾冲突的营造不仅使得小说具有戏剧性,而且有利于王阳明形象的塑造。这为小说艺术真实的实现提供了有益探索。
  其次是情节突转的灵活运用。情节突转也是戏剧艺术中常用的手法之一,它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针对戏剧创作总结出的一种创作技法。情节突转指情节产生了出人意料的重大反转。高潮往往由这样一些“突转”因素促成:事件的突然转折、人物命运的突然改变、人物心理的巨变、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人物活动场景的突然切换等等。④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中也有数处使用了这样的手法,而“突转”也成为这部小说形成高潮的重要环节。比如小说中池仲安想要借王阳明之手惩治死对头——已经被王阳明招安的卢珂,于是在王阳明面前说他坏话。王阳明将卢珂叫来审问后根本不信卢珂的解释,卢珂不仅挨了板子还被押入了大牢。读到这里时,读者不禁心头一紧,想着王阳明怎么这么糊涂,同时为卢珂的命运担忧。可继续看下去,当读到高睿进监狱探望卢珂时将手上“用计”二字展示给卢珂看时,读者才恍然大悟。卢珂的命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是这个突转促成了此场景的高潮——王阳明用计取得了匪首池仲安和池仲容的信任。这个突转使读者揪起的心也放了下来,明白过来王阳明想要用计骗取匪首池仲安和池仲容的信任。由此可以看出,情节突转在小说中除了能促成高潮,还使得小说更加引人入胜,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
  最后是小说的情节发展主要靠人物对话来推动,而这也是戏剧艺术的显著特征。戏剧艺术中,人物对话对情节的推动起了很大一部分的作用。因而有了这一特点的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也明显表现出了戏剧化的特征。小说中人物对话占据了极大的篇幅,每一场景都以对话为主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比如王阳明和弟子方献夫的这一段对话:
  王阳明笑罢,说:“叔贤,你今天来到寒舍有何贵干?又有什么问题吗?”
  方献夫说:“老师,这次我是向您来告辞的……索性告病回乡,专心读书修道去!”
  ……
  方献夫恭敬地说:“哦,弟子还有一事向老师禀明。上告乞养病疏之时,我还面见了内阁杨一清大人,当面举荐了老师。正好吏部侍郎王琼大人也在,杨大人和王大人都非常欣赏您……”e
  这段对话就通过王阳明与弟子方献夫的对话来推动后续情节的发展:方献夫辞官回家,王阳明将在举荐下升官。在人物对话中推动情节发展相比于直接叙述更显简洁和趣味。此外,情节之间的衔接过渡也会显得更加自然流畅,而且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处理会让读者更有带入感,拉近读者和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这对于实现小说的艺术真实来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三、写“活”人物对话
  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以人物对话为主,其对话也是小说艺术真实的保证之一。作家写“活”人物对话主要依靠让人物语言充分个性化、人物对话生活化、日常化,以及对话诙谐幽默。人物对话书写的这三个特色使得小说做到艺术真实的同时又能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可谓是戏剧场景化的,每一个人物的寥寥数语都充分展现着人物自身的个性,符合人物自身的身份。其中,在第一章第七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家中其他三人纷纷过来保护王守仁,郑氏流着眼泪哀求道:“相公,求你别打了。你我就这么一根独苗,打坏了可怎么办哪!”
  岑氏一把夺过柴火棍,气喘吁吁地说:“要打你就打我,不许打我孙子!”
  王天叙撅着胡子说:“‘养不教,父之过。’你多年在外坐馆,你教过孩子什么?一出事就知道打他。”f
  作家对每个人物的语言描写不过只有一句,却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样是保护王阳明心切,郑氏作为女辈、作为妻子只能是用哀求的语言:“求你别打了。”而岑氏作为王阳明的母亲,语言就相对来说更硬气一些:“不许打我孙子。”而王天叙的话直接对王华表示了严厉的斥责,这很好符合了他作为王华父亲的身份,也表露出了男性的阳刚之气。同时,“养不教,父之过”在他语言中的使用,又符合他作为读书人的身份。除此之外,书中刻画欺凌民女的胖阔少的语言时用了粗俗的词——“妈的”。这就充分贴合胖阔少的性格,将其粗鄙下流展现在读者面前。相比之下,在小说第十七章第一场景中王银和王阳明的對话中,就常常出现《论语》《礼记》《中庸》等经典著作中的话。或者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者对其进行解释。这一对话语言就充分符合了他们俩作为读书人的儒雅气质。更有趣的是,王银从一开始出口不逊说自己“对圣人之道颇有心得,现已自觉万物一体,而宇宙在我”g到“学生愿拜先生为师,请先生不要嫌弃学生驽钝”h的转变。在前后这两句语言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王银的态度变化,他已然被王阳明的学问所征服,失了原先的傲气。由此可见,人物语言反映人物性格变化的同时也使得小说主要人物王阳明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形象被塑造出来。   小说中的对话还具有生活化、日常化的特点。从人物对话的内容来看,有家人之间的调侃,有临行分别的不舍诉说,有师生之间的打趣,甚至还有王阳明给仆人和学生讲的笑话。这些对话内容都显示了生活化、日常化的特点。小说中王阳明与父亲王华的一段对话就很好流露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气息:
  (王华)“你说!为什么要打黄家阿婆的手腕?”
  (王守仁)“谁要她说我弹弓打得一点都不准!我就打给她看!”
  (王华)“你不知道一篮子鸡蛋值很多钱吗?你打了她的手,她上咱家来闹,要我们赔鸡蛋钱!”
  (王守仁)“你先赔她好了。明年过年压岁钱我不要就是了!”i
  此外,日常俗语的运用也是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呈现出生活化、日常化特点的因素之一。如文中“哪有你这样想一口吃成个胖子的?”j“他简直是把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k,“谦之所说,算骚到了痒处”l,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俗语往往含着类比,读者可以轻松地领会话语的含义。同时,日常俗语的运用还使小说具有了一定的生活气息。人物的对话生活化和日常化以后,便减少了历史小说具有的疏离感和年代感。这就在无形中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增加了小说人物的真实感和饱满度,继而更好地实现小说的艺术真实。
  小说中的对话还有一大特色即诙谐幽默。幽默的对话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运用在相对严肃的历史小说中更是有着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其中最显著的价值就是可以极大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小说写王阳明的仆人王欢和王喜在龙场开玩笑时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王喜得意洋洋地说:“好!今晚寡人就在自己的行宫内安歇了。王欢,先去给寡人铺好八宝得胜炕。”
  王欢轻轻地踢了王喜一脚,说:“我先给你一脚再说。”m
  这两人一问一答的语言充满趣味,读着着实令人发笑。幽默诙谐的人物对话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外,人物对话又是直接体现人物形象的,读者从小说人物的对话中便可以对人物形象有一个直观的把握。而这本小说中更是凭借幽默的人物语言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平易近人、颇具幽默感的阳明形象。不同于其他小说将王阳明塑造成不苟言笑的形象,这本小说中的王阳明还会开他人玩笑。比如前来招安受降的人并不完全信任王阳明,于是揣着匕首前来。王陽明发现了便幽默地说:“哎,这位头领,你的匕首把都露出来了,赶紧把它揣好,这么毛手毛脚!”n王阳明这句话一出口就引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一下缓解了紧张的氛围和读者深揪着的心。通过赋予王阳明幽默的语言使其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神坛上的人,那王阳明形象自然就更显亲切,更加真实。
  ac蔡爱国:《论当代历史小说真实性的维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71页,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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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任太军:《文学作品中“突转”的功能意义》,《时代教育》2006年第21期,第52页。
  efijklm豫章心月:《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127页,第16页,第15页,第34页,第110页,第292页,第104页。
  ghn豫章心月:《场景式历史小说:王阳明(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466页,第470页,第608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如何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基于新世纪以来浙江阳明文化传播的考察”(202010349025)和绍兴文理学院校级大学生科研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徐依楠,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学生,绍兴文理学院阳明剧社成员;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王阳明、鲁迅研究。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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