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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白鹿原》出现的众多硬伤为同行所诟病，但其在摄影、服装、光感特效等高质量的投入却十分出彩，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解析该片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电影语言亦如文学语言一样，能给观众带来审美意境的再创造。影片开场便以不见边际的麦浪展开，安静的画面和古旧的色调，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通过历史叙事的铺垫，让我们感到仿佛这是一部老记录片。它通过华阴老腔的展示，方言对白以及独具儒家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场景宗祠、乡约碑的再现，让我们的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咀嚼传统文化的大餐。
一、方言式的对白——俗中取雅
影片中导演全程采用陕西方言对白，这可能基于方言的运用在电影市场上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以《疯狂的石头》为开端，浓重的方言对白被大规模的运用于电影作品中，并由此掀起了方言影视创作的热潮，在《三枪拍案惊奇》、《人在囧途》等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方言，方言不仅增加了电影的娱乐性，刻画了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同全国观众的距离。回顾方言运用于影视作品的历史，从第五代导演们将方言只作为辅助语言而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运用到第六代导演们誓将方言进行到底，方言经历了坎坷的历程。而该片展示的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于那朴实、淳厚甚至可以说粗糙的方言的运用。屠岸评价说：“语言显然经过了认真的选择，凝炼简洁而有关中地方特色，方言多但没有令人看不懂的炫耀，猎奇而看得懂有意味。”
电影说到底是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其最终目的是要让审美主体——观众去欣赏鉴别的。也即说电影的审美除了要有思想性及注重人的终极关怀外，还要有娱乐性，片中方言取于俗却并未落于俗，导演在保留了鲜活的陕西方言语料的基础上，将影片中所要刻画的那些人物性格特点：淳朴、勤劳、无耻、愚昧、麻木等一一为我们展现出来，这些粗糙真实的方言，给我们带来的是听觉和视觉的盛宴。
方言是语言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种现象。阿英曾指出：“方言的运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而性格由于语言的关系也更突出。”[1]片中，导演运用方言来塑造关中地区的人物众相，并以他出生于这片土地的优势，对原著的语言有着深刻到位的把握。他以敏锐的感觉，捕捉到极富地域特色的原滋原味的方言语料，如：乡党、一叫、锤子、先人等都是极富生活气息的语言，贴近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现状。这些方言看似粗糙，难登大雅之堂，但在结合了现代电影拍摄技巧的加工下，不但不使人感到不适，反而更添亲切感。由此，方言的运用实现了由“俗”到雅的升华 。
二、祠堂与白嘉轩——儒家文化的代言
该片在使用大量方言的同时，还将具有典型儒家文化特征的民居建筑融入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大凡影视作品，都多多少少的彰显传统文化的色彩。作为一部恢弘之作，该片更是将儒家思想渗透其中。祠堂作为古代社会里最为神圣的地方，在儒家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宗法制度的具象化，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世代顶礼膜拜的圣地。影片中，这一场景反复出现，而白嘉轩更是竭尽所能地守护这神圣的祠堂，一方面不答应黑娃、田小娥入宗祠，另一方面则在祠堂惩戒白孝文；从鹿三惩罚黑娃砸毁祠堂，到白嘉轩让白孝文继承家业，都无不体现儒家文化中祠堂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祠堂是儒家文化在民间扎根的物化表现，是白鹿原人断然不可抛却的文化精髓。
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对于一部影片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白嘉轩这一代表儒家思想的典型形象，对影片的成功有着重要作用。如果说祠堂是儒家文化的物化表现，那么白嘉轩就是儒家思想与美德的化身。儒家文化主张内圣外王，行仁礼之道。作为白鹿原的族长，白嘉轩在维护白鹿原伦理宗法秩序和推行仁义礼孝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仁义对待长工鹿三，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按照礼乐规范要求自己及家人，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作为正义力量的化身，白嘉轩修身齐家，忠孝仁义，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儒家文化色彩。导演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强化了电影的民族特性。《白鹿原》作为一部具有史诗级别的电影，巧妙自然地将传统儒家文化渗透其中，通过物化的表现和对人物的刻画，使影片带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三、华阴老腔——人的本质力量具象化
影片中最为人称道的要数农民们在吃饭间隙的那一段老腔表演——《将令一声震山川》。导演试图通过这形式来暗示黑娃生命里的不安定因素，为黑娃后来的命运变化安排伏笔。正是这段震撼人心的表演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了这古老民族性格里最真实的东西。马克思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内在的尺度”具体为人的精神，物质、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尺度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符合自己审美标准事物的基础，也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展现。麦客们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用老腔向我们吼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本质力量。这种看似原始古老的艺术是他们对土地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理解、表达和寄托。老腔用戏剧的形式记录并还原了原生态的关中淳朴民风，更将农民这一群体的本质力量进行具象化。导演正是通过电影将其再现，这种再现，不仅没有让我们的观众对老腔这一古老戏剧艺术感到厌烦，反而被它的那种力量所震撼。
第二段老腔的表演是在黑娃和田小娥第一次交合时出现的，这次的戏曲与他们的交合画面形成了平行蒙太奇效果。而影片结尾房间外艺人们表演皮影戏的场景，更是将民俗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传统艺术形式结合现代媒体技术而获得的重生，这种创新不仅会给传统艺术带来新的生机，更大大拓展了现代影视产业发展的空间。而所有这些努力将会使中国的影视产业更充分的展现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性。
结语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一个区别于他民族的身份标签，那就难以长久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被他民族同化，就是不断自我消亡，只有在不断的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才能保有生机与活力。虽然该片本身算不上一部杰出的作品，但它的出现却为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打开了一扇窗，也为中国西部片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创作理念。这部电影是导演创作风格的延续，但它更是对中国电影未来创作之路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8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7.
电影语言亦如文学语言一样，能给观众带来审美意境的再创造。影片开场便以不见边际的麦浪展开，安静的画面和古旧的色调，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通过历史叙事的铺垫，让我们感到仿佛这是一部老记录片。它通过华阴老腔的展示，方言对白以及独具儒家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场景宗祠、乡约碑的再现，让我们的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咀嚼传统文化的大餐。
一、方言式的对白——俗中取雅
影片中导演全程采用陕西方言对白，这可能基于方言的运用在电影市场上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以《疯狂的石头》为开端，浓重的方言对白被大规模的运用于电影作品中，并由此掀起了方言影视创作的热潮，在《三枪拍案惊奇》、《人在囧途》等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方言，方言不仅增加了电影的娱乐性，刻画了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同全国观众的距离。回顾方言运用于影视作品的历史，从第五代导演们将方言只作为辅助语言而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运用到第六代导演们誓将方言进行到底，方言经历了坎坷的历程。而该片展示的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于那朴实、淳厚甚至可以说粗糙的方言的运用。屠岸评价说：“语言显然经过了认真的选择，凝炼简洁而有关中地方特色，方言多但没有令人看不懂的炫耀，猎奇而看得懂有意味。”
电影说到底是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其最终目的是要让审美主体——观众去欣赏鉴别的。也即说电影的审美除了要有思想性及注重人的终极关怀外，还要有娱乐性，片中方言取于俗却并未落于俗，导演在保留了鲜活的陕西方言语料的基础上，将影片中所要刻画的那些人物性格特点：淳朴、勤劳、无耻、愚昧、麻木等一一为我们展现出来，这些粗糙真实的方言，给我们带来的是听觉和视觉的盛宴。
方言是语言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种现象。阿英曾指出：“方言的运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而性格由于语言的关系也更突出。”[1]片中，导演运用方言来塑造关中地区的人物众相，并以他出生于这片土地的优势，对原著的语言有着深刻到位的把握。他以敏锐的感觉，捕捉到极富地域特色的原滋原味的方言语料，如：乡党、一叫、锤子、先人等都是极富生活气息的语言，贴近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现状。这些方言看似粗糙，难登大雅之堂，但在结合了现代电影拍摄技巧的加工下，不但不使人感到不适，反而更添亲切感。由此，方言的运用实现了由“俗”到雅的升华 。
二、祠堂与白嘉轩——儒家文化的代言
该片在使用大量方言的同时，还将具有典型儒家文化特征的民居建筑融入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大凡影视作品，都多多少少的彰显传统文化的色彩。作为一部恢弘之作，该片更是将儒家思想渗透其中。祠堂作为古代社会里最为神圣的地方，在儒家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宗法制度的具象化，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世代顶礼膜拜的圣地。影片中，这一场景反复出现，而白嘉轩更是竭尽所能地守护这神圣的祠堂，一方面不答应黑娃、田小娥入宗祠，另一方面则在祠堂惩戒白孝文；从鹿三惩罚黑娃砸毁祠堂，到白嘉轩让白孝文继承家业，都无不体现儒家文化中祠堂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祠堂是儒家文化在民间扎根的物化表现，是白鹿原人断然不可抛却的文化精髓。
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对于一部影片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白嘉轩这一代表儒家思想的典型形象，对影片的成功有着重要作用。如果说祠堂是儒家文化的物化表现，那么白嘉轩就是儒家思想与美德的化身。儒家文化主张内圣外王，行仁礼之道。作为白鹿原的族长，白嘉轩在维护白鹿原伦理宗法秩序和推行仁义礼孝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仁义对待长工鹿三，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按照礼乐规范要求自己及家人，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作为正义力量的化身，白嘉轩修身齐家，忠孝仁义，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儒家文化色彩。导演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强化了电影的民族特性。《白鹿原》作为一部具有史诗级别的电影，巧妙自然地将传统儒家文化渗透其中，通过物化的表现和对人物的刻画，使影片带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三、华阴老腔——人的本质力量具象化
影片中最为人称道的要数农民们在吃饭间隙的那一段老腔表演——《将令一声震山川》。导演试图通过这形式来暗示黑娃生命里的不安定因素，为黑娃后来的命运变化安排伏笔。正是这段震撼人心的表演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了这古老民族性格里最真实的东西。马克思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内在的尺度”具体为人的精神，物质、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尺度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符合自己审美标准事物的基础，也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展现。麦客们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用老腔向我们吼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本质力量。这种看似原始古老的艺术是他们对土地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理解、表达和寄托。老腔用戏剧的形式记录并还原了原生态的关中淳朴民风，更将农民这一群体的本质力量进行具象化。导演正是通过电影将其再现，这种再现，不仅没有让我们的观众对老腔这一古老戏剧艺术感到厌烦，反而被它的那种力量所震撼。
第二段老腔的表演是在黑娃和田小娥第一次交合时出现的，这次的戏曲与他们的交合画面形成了平行蒙太奇效果。而影片结尾房间外艺人们表演皮影戏的场景，更是将民俗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传统艺术形式结合现代媒体技术而获得的重生，这种创新不仅会给传统艺术带来新的生机，更大大拓展了现代影视产业发展的空间。而所有这些努力将会使中国的影视产业更充分的展现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性。
结语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一个区别于他民族的身份标签，那就难以长久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被他民族同化，就是不断自我消亡，只有在不断的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才能保有生机与活力。虽然该片本身算不上一部杰出的作品，但它的出现却为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打开了一扇窗，也为中国西部片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创作理念。这部电影是导演创作风格的延续，但它更是对中国电影未来创作之路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8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