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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对媒体透露，交通部门研究以家庭为单位来摇号购车，目的是在保证摇号机会公平的前提下照顾刚需，但反对意见亦不少，该方案将进一步征求市民意见。
去年以来，本市小客车购车摇号已举行了16期，申请者共有110多万人，而指标仅有24万个，有市民提出，对于“久摇不中”的申请人应有优先照顾政策。
以家庭为单位摇号是出于对久摇不中的刚需家庭解决用车难题，但以家庭为单位摇号究竟如何进行？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刚需家庭的用车问题？《中国汽车市场》对一些热心读者、车友和消费者进行采访，替相关部门征集了一些民意。
置换，其实很实在
34岁的姚女士赞成“家庭摇号”，他的三口之家刚刚用老捷达置换了一辆雅阁。
姚女士是一名企业职员，丈夫是研究所研究人员，二人均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一个正在上初一的儿子。虽然家里只有一辆开了多年的捷达，不过对于生活半径非常统一的一家三口也足够应付。姚女士夫妻二人轮流开车接送对方上下班并接送儿子上下学。
姚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也以她老公的名义参与了摇号。“既舍不得老捷达又希望买辆新车，毕竟两人都这么这么大年纪了，身边的亲戚朋友早就不开这么老的车了”，姚女士说。
但很可惜久摇未中。对新车迫不及待的夫妻俩决定将二人婚后奋斗多年买来的老捷达置换掉，现在他们已经开上了刚买不久的本田雅阁。
对于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姚女士表示没有什么意见。毕竟一辆车已经够用了，儿子需要车的时间还很遥远，到时候不一定有什么政策呢。
实际上，这是大部分土生土长北京人的生活状态，由于没有住房等压力，他们大多会根据家庭位置而选择工作单位。记者所熟识的许多北京土著正是如此，甚至有人会因为上班距离过远而辞掉全球500强公司的工作。以家庭为单位摇号对他们影响不大。
刚需，多刚才算刚？
相比姚女士，张先生一家对车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当然也反对“家庭摇号”。虽然是三口之家并拥有一辆车，但这辆车实际使用者却有7人。
张先生并非北京土著，2000年结婚后与妻子住在妻子父母单位分配的一套一室一厅住宅内，距离单位约20公里。2004年购买的一辆“威乐”终于解决了张先生上下班的代步问题。然而张先生的妻子闵女士却有一个大家庭。闵女士的哥哥嫂子、母亲住在闵女士家一墙之隔，而且闵女士的哥哥嫂子均没有驾照，也一直没有购车。随着两个家庭先后两个孩子的降生，一辆威乐成了一大家子七口人的唯一一辆车。“如果全家一起出去就不够用了，这小车儿顶多坐4个人就很挤了，”闵女士补充道。他们一直想买一辆大一些的家用车。“最好是SUV.”闵女士补充道。
由于资金问题，张先生和闵女士没有赶上摇号实行前的购车大潮，所以只能加入“摇号大军”，然而16期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摇到。
现在闵女士已经不在选择车型上纠结了。“摇上，买一辆就行，”闵女士用祈祷的语气说。虽然现在需求还不是很明显，“其实顶多就是带孩子出去补课、学特长班，或者全家出游的时候特别需要。”闵女士说。
在接受采访的第二天，闵女士的母亲住进了医院。我们几乎可以想象那辆小“威乐”往来于闵女士家与医院的忙碌程度。
刚需，多刚才算刚？在采访之后，记者不断思考这样的问题。许多家庭都有着特殊的情况，仅仅把无车家庭归为刚需显然不完全合理。
创业，怎能没车？
也许有人认为创业并不一定要有车，当然，不一定非要有，但如果以这样的逻辑推导下去，中国绝大部分汽车都是多余的，甚至大多数公务车也是多余的。
“面对就业压力不如面对创业压力”，这是正在中央美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小乔对毕业以后生活规划的态度。作为一个外地人，小乔和男友小谭坚定地反对“家庭购车”。
虽然小乔已经在中央美院读书将近7年，但她并不看好找工作这条出路。小乔曾为是否出国读博而纠结过，最终因为放不下一段六年的感情而放弃——小乔的男朋友小谭是小乔的大学本科同学。现在，小谭计划等小乔毕业后辞职，并与小乔一起开一家艺术品代售公司，而且二人已经租好了开公司所需的办公室。
一辆车，这是他们跑业务必须的工具。但小乔现在却开着从河北老家开来的一辆哈飞赛马，当然是挂着河北牌照。这辆车看起来比许多偏远农村拉货物的车还要破旧，前保险杠左角破了一个比硬币还大的洞。小乔的同学笑称坐她的车不用怕晕车，因为漏风。
“没车肯定不行，我们要见一些画家，而且可能是很出名的画家，可能需要开车接送，难道开这辆车去接人家？还是河北牌照，会被限行。”小乔说道。
困扰他们的并非购车款，小乔家境殷实，且父母人脉颇广；小韩家在浙江，有自己的工厂。小乔的父亲已经为她联系好了一辆二手君越，就等北京牌照。但北京牌照难倒了他们。
小谭老道地说：“这些艺术品主要是卖给高级酒店，谈生意嘛，面子很重要。而且要带艺术品的话，安全很重要。”
小谭毕业三年，还不具备摇号资格，小乔户口迁到了学校，但临近毕业，也面临着户口回迁。她摇号的最后期限已经不远了。“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我们这些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怎么办？”小乔的表情充满疑虑，小谭听到这里时皱紧眉头盯着天花板。
北京市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35.9%，在摇号大军中可能也占相当比例。这些人如何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是否会因此丧失摇号资格？
守业，购车更紧迫！
其实，烦恼的何止是小乔和小谭这样的创业青年，即使土生土长的北京企业主也非常反对以家庭为单位摇号。
老北京人和小企业主老赵同样坚决反对“家庭摇号”，理由是他真的需要再“摇上”两辆。
老赵经营着一家印刷厂，他的妻子、儿子都在协助老赵管理家族企业。老赵的印刷厂雇佣了二十几位工人和数位司机。但由于营业额的限制，老赵只能以公司名义购买5辆汽车，其中三辆货车和和两辆轿车；另外老赵还有一辆挂在自己名下的轿车。“实际上根本不够用，每天要送的货太多。”老赵说，想到限号就头疼，“现在只有六辆车，实际最少还需要两辆。”
老赵的妻子、儿子已经开始摇号，同样尚未摇到。
是否可以办两个外地牌照？
老赵摇摇头：“几乎所有业务都是北京市的，外地牌照没用。”
对于以家庭为单位摇号，老赵坚决反对。一旦实行这样的政策，老赵的另外两辆车就完全没有希望购买了，这将严重限制印刷厂发展。
结语：
家庭为单位摇号照顾刚需了吗？
且不论如何界定家庭、外来常住人口等具体实施难题。让我们从想出“以家庭为单位摇号”的出发点——照顾刚需来考虑。本文中的采访对象无一例外地没有摇中，除了姚女士通过置换解决了用车问题，其他人依然被无法购车困扰着。显然，姚女士代表的是最普遍的摇号者，她赞成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而其他几例则代表少数人反对这一办法。然而，姚女士的用车需求可谓最“不刚”的；其他例子也许过于特殊，但也正因为特殊才愈凸显出“刚需”。
实际上，越是特殊人群，在摇号大军中的比例也就越低，从概率上讲，这样的人群摇中的比例也较低。在概率的统治下，怎样解决刚需？也许不是简单地用“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这样的方法能解决的。
在摇号的实行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诸如“全家摇号占坑现象太多导致刚需用户久摇不中”的论调。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摇号制度——这种全凭概率限制购车的方式限制了少数“最刚需者”的中签机会？
在机会均等的理念和限制购车的制度下，公平与照顾刚需也许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
去年以来，本市小客车购车摇号已举行了16期，申请者共有110多万人，而指标仅有24万个，有市民提出，对于“久摇不中”的申请人应有优先照顾政策。
以家庭为单位摇号是出于对久摇不中的刚需家庭解决用车难题，但以家庭为单位摇号究竟如何进行？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刚需家庭的用车问题？《中国汽车市场》对一些热心读者、车友和消费者进行采访，替相关部门征集了一些民意。
置换，其实很实在
34岁的姚女士赞成“家庭摇号”，他的三口之家刚刚用老捷达置换了一辆雅阁。
姚女士是一名企业职员，丈夫是研究所研究人员，二人均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一个正在上初一的儿子。虽然家里只有一辆开了多年的捷达，不过对于生活半径非常统一的一家三口也足够应付。姚女士夫妻二人轮流开车接送对方上下班并接送儿子上下学。
姚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也以她老公的名义参与了摇号。“既舍不得老捷达又希望买辆新车，毕竟两人都这么这么大年纪了，身边的亲戚朋友早就不开这么老的车了”，姚女士说。
但很可惜久摇未中。对新车迫不及待的夫妻俩决定将二人婚后奋斗多年买来的老捷达置换掉，现在他们已经开上了刚买不久的本田雅阁。
对于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姚女士表示没有什么意见。毕竟一辆车已经够用了，儿子需要车的时间还很遥远，到时候不一定有什么政策呢。
实际上，这是大部分土生土长北京人的生活状态，由于没有住房等压力，他们大多会根据家庭位置而选择工作单位。记者所熟识的许多北京土著正是如此，甚至有人会因为上班距离过远而辞掉全球500强公司的工作。以家庭为单位摇号对他们影响不大。
刚需，多刚才算刚？
相比姚女士，张先生一家对车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当然也反对“家庭摇号”。虽然是三口之家并拥有一辆车，但这辆车实际使用者却有7人。
张先生并非北京土著，2000年结婚后与妻子住在妻子父母单位分配的一套一室一厅住宅内，距离单位约20公里。2004年购买的一辆“威乐”终于解决了张先生上下班的代步问题。然而张先生的妻子闵女士却有一个大家庭。闵女士的哥哥嫂子、母亲住在闵女士家一墙之隔，而且闵女士的哥哥嫂子均没有驾照，也一直没有购车。随着两个家庭先后两个孩子的降生，一辆威乐成了一大家子七口人的唯一一辆车。“如果全家一起出去就不够用了，这小车儿顶多坐4个人就很挤了，”闵女士补充道。他们一直想买一辆大一些的家用车。“最好是SUV.”闵女士补充道。
由于资金问题，张先生和闵女士没有赶上摇号实行前的购车大潮，所以只能加入“摇号大军”，然而16期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摇到。
现在闵女士已经不在选择车型上纠结了。“摇上，买一辆就行，”闵女士用祈祷的语气说。虽然现在需求还不是很明显，“其实顶多就是带孩子出去补课、学特长班，或者全家出游的时候特别需要。”闵女士说。
在接受采访的第二天，闵女士的母亲住进了医院。我们几乎可以想象那辆小“威乐”往来于闵女士家与医院的忙碌程度。
刚需，多刚才算刚？在采访之后，记者不断思考这样的问题。许多家庭都有着特殊的情况，仅仅把无车家庭归为刚需显然不完全合理。
创业，怎能没车？
也许有人认为创业并不一定要有车，当然，不一定非要有，但如果以这样的逻辑推导下去，中国绝大部分汽车都是多余的，甚至大多数公务车也是多余的。
“面对就业压力不如面对创业压力”，这是正在中央美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小乔对毕业以后生活规划的态度。作为一个外地人，小乔和男友小谭坚定地反对“家庭购车”。
虽然小乔已经在中央美院读书将近7年，但她并不看好找工作这条出路。小乔曾为是否出国读博而纠结过，最终因为放不下一段六年的感情而放弃——小乔的男朋友小谭是小乔的大学本科同学。现在，小谭计划等小乔毕业后辞职，并与小乔一起开一家艺术品代售公司，而且二人已经租好了开公司所需的办公室。
一辆车，这是他们跑业务必须的工具。但小乔现在却开着从河北老家开来的一辆哈飞赛马，当然是挂着河北牌照。这辆车看起来比许多偏远农村拉货物的车还要破旧，前保险杠左角破了一个比硬币还大的洞。小乔的同学笑称坐她的车不用怕晕车，因为漏风。
“没车肯定不行，我们要见一些画家，而且可能是很出名的画家，可能需要开车接送，难道开这辆车去接人家？还是河北牌照，会被限行。”小乔说道。
困扰他们的并非购车款，小乔家境殷实，且父母人脉颇广；小韩家在浙江，有自己的工厂。小乔的父亲已经为她联系好了一辆二手君越，就等北京牌照。但北京牌照难倒了他们。
小谭老道地说：“这些艺术品主要是卖给高级酒店，谈生意嘛，面子很重要。而且要带艺术品的话，安全很重要。”
小谭毕业三年，还不具备摇号资格，小乔户口迁到了学校，但临近毕业，也面临着户口回迁。她摇号的最后期限已经不远了。“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我们这些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怎么办？”小乔的表情充满疑虑，小谭听到这里时皱紧眉头盯着天花板。
北京市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35.9%，在摇号大军中可能也占相当比例。这些人如何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是否会因此丧失摇号资格？
守业，购车更紧迫！
其实，烦恼的何止是小乔和小谭这样的创业青年，即使土生土长的北京企业主也非常反对以家庭为单位摇号。
老北京人和小企业主老赵同样坚决反对“家庭摇号”，理由是他真的需要再“摇上”两辆。
老赵经营着一家印刷厂，他的妻子、儿子都在协助老赵管理家族企业。老赵的印刷厂雇佣了二十几位工人和数位司机。但由于营业额的限制，老赵只能以公司名义购买5辆汽车，其中三辆货车和和两辆轿车；另外老赵还有一辆挂在自己名下的轿车。“实际上根本不够用，每天要送的货太多。”老赵说，想到限号就头疼，“现在只有六辆车，实际最少还需要两辆。”
老赵的妻子、儿子已经开始摇号，同样尚未摇到。
是否可以办两个外地牌照？
老赵摇摇头：“几乎所有业务都是北京市的，外地牌照没用。”
对于以家庭为单位摇号，老赵坚决反对。一旦实行这样的政策，老赵的另外两辆车就完全没有希望购买了，这将严重限制印刷厂发展。
结语：
家庭为单位摇号照顾刚需了吗？
且不论如何界定家庭、外来常住人口等具体实施难题。让我们从想出“以家庭为单位摇号”的出发点——照顾刚需来考虑。本文中的采访对象无一例外地没有摇中，除了姚女士通过置换解决了用车问题，其他人依然被无法购车困扰着。显然，姚女士代表的是最普遍的摇号者，她赞成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而其他几例则代表少数人反对这一办法。然而，姚女士的用车需求可谓最“不刚”的；其他例子也许过于特殊，但也正因为特殊才愈凸显出“刚需”。
实际上，越是特殊人群，在摇号大军中的比例也就越低，从概率上讲，这样的人群摇中的比例也较低。在概率的统治下，怎样解决刚需？也许不是简单地用“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这样的方法能解决的。
在摇号的实行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诸如“全家摇号占坑现象太多导致刚需用户久摇不中”的论调。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摇号制度——这种全凭概率限制购车的方式限制了少数“最刚需者”的中签机会？
在机会均等的理念和限制购车的制度下，公平与照顾刚需也许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