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还把一些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烧掉。我奇怪地问父亲为什么烧掉，可一向慈祥而耐心的父亲却含糊地回答我。后来听母亲说，我才知道父亲是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局势越来越严重。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却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父亲的朋友和母亲多次劝父亲离开北京，可他态度坚决，要留下来坚持工作。
　　4月6日的早晨，母亲带妹妹去娱乐场散步，父亲在里屋写字，我在外间看报。突然，街上响起了几声尖锐的枪声，父亲不慌不忙，取出一把小手枪，我害怕地跟在他身后，暂时躲避到一间僻静的小屋里。不一会儿，宪兵、侦探、警察，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拥进了这间小屋，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夺下父亲的手枪，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和母亲妹妹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在法庭上，我们终于跟父亲见了面。父亲没戴眼镜，头发乱蓬蓬。我们都哭了，但他的脸上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法官审讯父亲时，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机智勇敢地抢着说自己是家中最大的孩子。父亲立刻会意了，并且说他从事的工作，一切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没想到，这次与父亲见面，竟成永别。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第二天舅姥爷从街上哭着回来，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报上大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了床上。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
　　母亲醒过来后，低声问我父亲被害的日子是几号。我哭着捡起报纸，低声告诉母亲，昨天是4月28。
　　 （指导教师：曾令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