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在我十二岁、弟弟八岁之前，我和弟弟的关系就是一部火星四溅的斗争史。
　　谁也说不明白，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为什么会像小公鸡一样斗个不停。一直到我很会思考问题的时候，我竭尽所能地在记忆里进行倒带式地搜索，然而所能记起的，就是跟弟弟一次又一次的打架，拳脚相加。后来我稍大几岁离开了家，有了同学、朋友和另外的兄弟，这才知道原来人世间不单单我和弟弟是这样，很多很多的兄弟都这样。于是，我才有了那么点儿坦然。
　　但是我和弟弟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在我们兄弟的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斗争史中，我是唯一的胜利者。是的，无论我是主动挑衅还是被动还击，我总能笑到最后。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我比弟弟大四岁嘛，没有理由失败的。这种胜利给我带来的信心让我的气焰很嚣张，在同伴们中成了所谓的“孩子王”。
　　我和弟弟的斗争史终止在我十二岁，那年弟弟八岁。对，我依旧大他四岁，我想这种情势是不会改变了。十二岁那年跟弟弟的最后一场战争，我也依旧是胜利者，虽然是险胜，甚至说赢得比较蹊跷，但我终归是赢了。不过就在那天晚上，我为我和弟弟的这段历史找到了最合适的终止点。而且，我也为我和弟弟的关系起了一个恰当的名称：弟兄。
　　还是直接说那场战争吧。
　　十二岁那年，弟弟其实已经跟我差不多高了，但看起来比我壮实得多。这其实不能怪我，是该死的挑食把我瘦成那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谁都觉得我有点如母亲所说的，像根豆芽菜——无论体形还是肤色。所以全家人有意无意都有点保护我的意思，尽管我一直不愿意承认。
　　说我瘦我当然是承认的，但我绝不承认我弱。别的不敢说，我对结实粗壮的弟弟保持着高达百分之百的胜率，就可以证明一切了。
　　十二岁的那场大战是我挑起的，在我家的打麦场上。那时正是夏收季节，每家都有一个宽敞平整的打麦场。夕阳斜照时，打麦场就是孩子们的乐园。照例，那天大伙儿都在我家的打麦场疯。玩累了，闹够了，我们正百无聊赖地想着该怎么打发夜幕降临前的那段时间。是父亲无意中为我们拉开了斗争的大幕。父亲说打麦场中央的石轱辘碍事了，你们不是闲得慌吗，把它滚到场边去！父亲下完命令就离开了，他向来如此。可是这个命令却让我们炸开了锅。那个石轱辘由我们大家来推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如果由一个人来滚，实在是很有挑战性的。在大家的簇拥下，我想试试，这个念头有点疯狂，因为那个石轱辘起码有上百斤。但我向来就是“人来疯”，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我来搬，这也是我作为“领袖”所应有的行为。就在我捋袖子往手心里啐唾沫做准备时，从家里刚来的弟弟很兴奋地挤了上来：哥，这个你搬不动，我来吧。
　　说句实话，短短几个字一下就惹起了我的怒火，什么叫你搬不动我来？是的，我是搬不动，我试过，而且不止一次，但是我都搬不动了，你来就可以吗？于是，弟弟的这句话成了大战的导火索。其实，我和弟弟打架根本就不需要点火，伸手就来。
　　夏夜，凉爽的风，宽阔的打麦场，人声鼎沸，我和弟弟这一架打得天昏地暗。也不知过了多久，伙伴们都看腻了喊倦了，就三三两两地坐在边上看着等结果，只要谁先哇地一声哭出来，就代表战争结束了——我们向来都是这么评判的。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开始不规则了，我还能感觉到眼前的星星闪烁得太多太乱了，那种虚脱的眩晕就要战胜平衡感时，我知道我要败了，史无前例的第一场败仗。但我又咬牙坚持了三秒，是不甘心和恼羞成怒的力量支撑着我。就在这三秒钟里，弟弟适时地发出了哭声。其实，只是三秒，再多一秒我即使不投降也会摔倒在地。但是弟弟哭了，我又一次赢了。所以，弟弟的哭声还没结束，我就瘫倒在了场边的凉席上（夏天，我们总是睡在露天的凉席上的）。
　　见这场架仍然毫无意外地以我的胜利告终，伙伴们感到很无趣，便一下都散了。
　　那场架的结果让父亲看到了，他难得地呵斥了我们兄弟一顿，理由是没力气把轱辘搬走，倒是有力气打架！
　　也许是真打累了，我对弟弟的哭声还没来得及讽刺上两句，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我感觉到弟弟轻轻踹了我两下，这是惯例，每次打完架我们打招呼都是用脚踹。知道弟弟是想去撒尿，一个人害怕，特别是夜晚的田野。我揉了揉眼，没吭声。
　　弟弟起来了，我眯着眼，把窃笑都准备好了，等着看他怎样慌里慌张地来回跑。弟弟回头看了我一眼，竟轻轻走到那个石轱辘前，轻呼一口气，一猫腰就把石轱辘翻了起来，慢慢滚到了打麦场边上。那姿势真是像极了强壮的父亲。
　　于是，在弟弟的喘息声尚未清晰地传过来时，我赶紧翻了个身，抹去了眼角不留心沾上的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