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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日意外欣喜地收到原香港民族音乐学家吴赣伯先生编著的有关香港民乐研究的巨著。我与吴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认识，后只有不多的接触。开始我仅认为他是一位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80年代到香港定居的民乐演奏家，他的夫人项斯伯女士则是享誉中外的古筝演奏家。90年代的一天，他匆匆从香港到北京，专程与我晤谈香港民族音乐学会即将在香港举办有关“国乐问题”研讨会的有关事项，他是这项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说明他不仅从事民乐的演奏和教学，还是香港民乐界一位热心音乐研究和批评的活动家。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存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史学是音乐学领域中的两家，而我对民乐是只会欣赏的浅薄爱好者，没有真正的技术根底，多少存有“隔行如隔山”的顾虑，所以我不仅婉拒了他的盛情邀约，对国内媒体上的有关讨论我也一般不去涉足。
近些年来，音乐理论界对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史学的研究，愈益呈现出相互靠近的要求和趋势，在音乐史学的研究中不断将有关民乐的发展纳入选题的范围，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也不断增加了对历史发展的关注。这是当前我国音乐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标志，其结果必将有利于中国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民族学获得双赢。吴赣伯新著的出版正是这一双赢局面的具体体现。作者以自己在这两方面的长期积累，为音乐学术界提供了一份值得称道的沉甸甸的厚礼——一本难得的，选题精当、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的，地区（香港）断代（20世纪）专题（民族器乐发展）史稿。
一、选题精当
中国音乐史学、中国音乐民族学，都是内涵极其深广的大学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为之所作的专题性的探究相当丰厚。无论对一个具体民族的音乐的综合研究，对某一宗教的仪式音乐、对某一具体乐种、对某一代表性历史人物，甚至对某一乐律中的某一个音、对某些音乐文献中的某一个字的推敲，都展开了专题性探讨、切磋、甚至相互讨论、争论。从本书作者个人经历讲，他曾在大陆生活、学习、工作了将近40年，在香港工作了10多年，最后又在加拿大工作了10年左右。他对这三个地区的音乐生活、音乐活动（特别是有关中国民族器乐方面）均有较深的了解。但他所选择的学术视角是“20世纪、香港的民族器乐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题。首先，20世纪无论对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都是凝结着新旧矛盾冲突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而且正是香港开埠以来最重要的一百年。尤其对香港的文化、艺术、音乐的发展，这个阶段更是香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页。其次，从香港人民的音乐生活讲，民族器乐的发展正是香港音乐发展，香港与大陆音乐、台湾音乐相互影响愈益活跃的一个领域。当前，又处于香港回归祖国的初期，总结这一阶段的音乐发展，无疑对今后海峡两岸的音乐交流和音乐建设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内容丰富
这是一本拥有上下两篇、14个章、40个节、136幅图片、26万字所结构的学术巨著。作者根据多年所收集的大量史料，通过建立在各个不同社会层面、各主要乐种的渊源、生存方式（青楼艺妓、街头盲讴歌伶等艺人的卖艺、“玩家”的聚会、一直到在新文化的推动下逐步走向专业的发展）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进行全面的文字勾画。首先以在这个巨大社会背景作宏观的思考，从而形成进行各种微观性的专题考察，并以之组成各种“条”、“块”、“点”给以逻辑严明的构架，有论有据地将他所收集的各种史料，包括他对这些史料的分析、评价，作点面结合的叙述，并坦率地提出他对有些问题的思考。例如他首先抓住香港民族音乐中最有代表性的乐种“粤乐”，从它最初的生存方式（“八音班”、“青楼艺妓”、“瞽师”、“师娘”），一直到粤乐的各著名“玩家”（后来亦即其著名的演奏家）及其所组织的各种社团（包括他们的创作活动）进行系统的叙述，从中显示了他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观察的深广。接着他又通过对“香港中乐团”的概要介绍及香港代表性“中乐”演奏家、作曲家及其主要“中乐”创作的全面概述，基本上做到了对香港传统民族音乐和香港近代音乐创作中有关民乐新创作发展抓住了一条主线、两个层次。因此，他的叙述能够做到“提纲挈领”联系各个有关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全书的论述基本上做到了“疏密有致、繁而不乱”。
三、观点鲜明
如前所述，作者坚持将自己的论述牢牢建立在他大量所收集的文献、口述及他亲身体会的史料基础上，始终坚持对问题的评述尽可能符合客观的实际。他对事物的分析和论断既是坦率的、有分寸的，又留有提供大家讨论的余地。这就说明他对艺术现象的思考和论述，实际上是贯穿了“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的要求。通读全书，尽管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作者所有的看法，但作者这种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口气，以通顺简明的语言，与读者平等交换意见的口吻，使人感到分外亲切。不像现在我们有一些艺术评论或史学批评，找到一点论据就大发“天马行空”式的宏论，用语生涩费解、惟恐读者小看了自己；或完全不顾学术讨论应有的学者之风，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读了使人仿佛觉得“文革”大批判的阴魂又要重新“死灰复燃”！
其次，全书主要涉及到香港整个20世纪城市群众音乐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两大领域之一——有关民族器乐的发展，所关注的人和事相当繁杂。但作者对所有他人的艺术创造始终贯穿着对前辈（如何柳堂、丘鹤俦、吕文成、刘天一、饶宗颐、张世彬等）劳绩的尊重，对同行（如吴大江、林乐培、罗永晖、关迺忠等）长处的肯定，和对后辈（如罗炳良、陈永华、陈明志等）成长的珍惜。全书字里行间透发出作者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传统的深厚感情、对香港同人为发展这种传统艺术的创造的关注，从中也渗透了他个人对中华民族的深厚的爱。他以众多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由于得到华人音乐爱好者的亲睐和香港音乐工作者对祖国文化的深厚联系，中国民族音乐在香港这个以往典型的“殖民地”百年来所获得的发展已取得了一致公认的巨大成绩，并始终对这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寄托着厚望。在论述中他还有机地联系香港民乐界与大陆民乐界、台湾民乐界的密切交往，从而促进了海峡两岸政治文化交流的互动。他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一种重要艺术现象的发生绝不是少数个人行为造成的，而是千百万热爱这一艺术的广大群众及其优秀代表的努力追求的结果。人民的艺术人民爱，艺术的健康发展离不了人民的支持。
除了上述的意见外，我也对作者提出一些希望。我觉得全书的上篇四章内容比较充实（当然对其第一章又感觉不够满足）；全书的下篇九章内容不够平衡，其第二、五、六、七章较好，而其他几章觉得论述的深度略嫌不足。此外，对一些民乐新创作的本体分析和对香港与大陆的音乐交往、相互促进，也觉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这些意见仅供作者参考而已。
汪毓和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近些年来，音乐理论界对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史学的研究，愈益呈现出相互靠近的要求和趋势，在音乐史学的研究中不断将有关民乐的发展纳入选题的范围，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也不断增加了对历史发展的关注。这是当前我国音乐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标志，其结果必将有利于中国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民族学获得双赢。吴赣伯新著的出版正是这一双赢局面的具体体现。作者以自己在这两方面的长期积累，为音乐学术界提供了一份值得称道的沉甸甸的厚礼——一本难得的，选题精当、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的，地区（香港）断代（20世纪）专题（民族器乐发展）史稿。
一、选题精当
中国音乐史学、中国音乐民族学，都是内涵极其深广的大学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为之所作的专题性的探究相当丰厚。无论对一个具体民族的音乐的综合研究，对某一宗教的仪式音乐、对某一具体乐种、对某一代表性历史人物，甚至对某一乐律中的某一个音、对某些音乐文献中的某一个字的推敲，都展开了专题性探讨、切磋、甚至相互讨论、争论。从本书作者个人经历讲，他曾在大陆生活、学习、工作了将近40年，在香港工作了10多年，最后又在加拿大工作了10年左右。他对这三个地区的音乐生活、音乐活动（特别是有关中国民族器乐方面）均有较深的了解。但他所选择的学术视角是“20世纪、香港的民族器乐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题。首先，20世纪无论对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都是凝结着新旧矛盾冲突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而且正是香港开埠以来最重要的一百年。尤其对香港的文化、艺术、音乐的发展，这个阶段更是香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页。其次，从香港人民的音乐生活讲，民族器乐的发展正是香港音乐发展，香港与大陆音乐、台湾音乐相互影响愈益活跃的一个领域。当前，又处于香港回归祖国的初期，总结这一阶段的音乐发展，无疑对今后海峡两岸的音乐交流和音乐建设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内容丰富
这是一本拥有上下两篇、14个章、40个节、136幅图片、26万字所结构的学术巨著。作者根据多年所收集的大量史料，通过建立在各个不同社会层面、各主要乐种的渊源、生存方式（青楼艺妓、街头盲讴歌伶等艺人的卖艺、“玩家”的聚会、一直到在新文化的推动下逐步走向专业的发展）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进行全面的文字勾画。首先以在这个巨大社会背景作宏观的思考，从而形成进行各种微观性的专题考察，并以之组成各种“条”、“块”、“点”给以逻辑严明的构架，有论有据地将他所收集的各种史料，包括他对这些史料的分析、评价，作点面结合的叙述，并坦率地提出他对有些问题的思考。例如他首先抓住香港民族音乐中最有代表性的乐种“粤乐”，从它最初的生存方式（“八音班”、“青楼艺妓”、“瞽师”、“师娘”），一直到粤乐的各著名“玩家”（后来亦即其著名的演奏家）及其所组织的各种社团（包括他们的创作活动）进行系统的叙述，从中显示了他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观察的深广。接着他又通过对“香港中乐团”的概要介绍及香港代表性“中乐”演奏家、作曲家及其主要“中乐”创作的全面概述，基本上做到了对香港传统民族音乐和香港近代音乐创作中有关民乐新创作发展抓住了一条主线、两个层次。因此，他的叙述能够做到“提纲挈领”联系各个有关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全书的论述基本上做到了“疏密有致、繁而不乱”。
三、观点鲜明
如前所述，作者坚持将自己的论述牢牢建立在他大量所收集的文献、口述及他亲身体会的史料基础上，始终坚持对问题的评述尽可能符合客观的实际。他对事物的分析和论断既是坦率的、有分寸的，又留有提供大家讨论的余地。这就说明他对艺术现象的思考和论述，实际上是贯穿了“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的要求。通读全书，尽管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作者所有的看法，但作者这种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口气，以通顺简明的语言，与读者平等交换意见的口吻，使人感到分外亲切。不像现在我们有一些艺术评论或史学批评，找到一点论据就大发“天马行空”式的宏论，用语生涩费解、惟恐读者小看了自己；或完全不顾学术讨论应有的学者之风，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读了使人仿佛觉得“文革”大批判的阴魂又要重新“死灰复燃”！
其次，全书主要涉及到香港整个20世纪城市群众音乐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两大领域之一——有关民族器乐的发展，所关注的人和事相当繁杂。但作者对所有他人的艺术创造始终贯穿着对前辈（如何柳堂、丘鹤俦、吕文成、刘天一、饶宗颐、张世彬等）劳绩的尊重，对同行（如吴大江、林乐培、罗永晖、关迺忠等）长处的肯定，和对后辈（如罗炳良、陈永华、陈明志等）成长的珍惜。全书字里行间透发出作者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传统的深厚感情、对香港同人为发展这种传统艺术的创造的关注，从中也渗透了他个人对中华民族的深厚的爱。他以众多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由于得到华人音乐爱好者的亲睐和香港音乐工作者对祖国文化的深厚联系，中国民族音乐在香港这个以往典型的“殖民地”百年来所获得的发展已取得了一致公认的巨大成绩，并始终对这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寄托着厚望。在论述中他还有机地联系香港民乐界与大陆民乐界、台湾民乐界的密切交往，从而促进了海峡两岸政治文化交流的互动。他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一种重要艺术现象的发生绝不是少数个人行为造成的，而是千百万热爱这一艺术的广大群众及其优秀代表的努力追求的结果。人民的艺术人民爱，艺术的健康发展离不了人民的支持。
除了上述的意见外，我也对作者提出一些希望。我觉得全书的上篇四章内容比较充实（当然对其第一章又感觉不够满足）；全书的下篇九章内容不够平衡，其第二、五、六、七章较好，而其他几章觉得论述的深度略嫌不足。此外，对一些民乐新创作的本体分析和对香港与大陆的音乐交往、相互促进，也觉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这些意见仅供作者参考而已。
汪毓和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