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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乳品行业症结何在，良方何在？今年7月，一个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企业管理专业教授为主要成员的考察团考察了荷兰乳品产业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以及“全产业链食品安全自律体系”。
考察团选择以荷兰乳业为研究样本，还有如下考量——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乳品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然而，荷兰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浙江省的3/5，乳制品出口量却居世界第二。
事实上，荷兰这片只比台湾稍大一点的土地还要高效支撑花卉、马铃薯、西红柿、猪肉的生产，出口量同样位居世界前三，并奇迹般地诞生了13家世界一流的跨国食品企业。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很多“石头”都“摸不着”了。需要“造桥过河”。剖析荷兰乳品业的成功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座“桥”的展望。
谁是奶业的主人？
荷兰皇家菲仕兰坎皮纳乳业合作社董事会主席皮特·波尔在当地一家奶牛农场会见中国考察团。波特先生推门走进农场餐厅的时候，带入一阵哗啦啦的响声。这是厩舍中的奶牛在排泄。
“我叫皮特·波尔。我有三个身份，合作社董事会主席、家庭奶牛场的农场主、两个孩子的父亲。每个星期的周一到周五，我担任菲仕兰坎皮纳的领导工作。周六和周日，我会照顾自己的家庭农场。”
波尔的介绍，展示了中、荷两国乳品行业截然相反的现状——在中国“公司 农户”的模式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奶农处于乳品产业链的最底层。在荷兰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下，奶牛农场主不仅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还通过组织合作社，成为跨国乳品公司的股东。
奶农是奶业的主人和老板。职业经理只是为他们服务的“打工者”。
这是和中国乳品产业结构的最大不同。
2012年，菲仕兰坎皮纳合作社共有1.9万名奶牛农场主，占荷兰同业规模的70%。菲仕兰坎皮纳公司在全球38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产品线包括奶酪、黄油、液态奶、配方奶粉、基础原材料。产业链从农业生产延伸到工厂加工、国际贸易、商业零售。
去年，菲仕兰坎皮纳公司的营业收入是103亿欧元，在世界乳制品行业排名第五。供应中国市场的美素佳儿奶粉，销售金额20亿元人民币。
在菲仕兰坎皮纳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中，并存着三种所有制形式。会员农场为家庭所有制。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制。合作社是一种农民为集中使用和优化配置资源自愿、自发形成的商业自治组织。会员农场主的激情是生产安全优质的牛奶。公司的热情是加工、销售乳制品，提高牛奶的附加值。合作社本身没有营利目标，其职能是保证公司全额收购会员农场主生产的牛奶，把公司的经营利润返还给会员农场主。
在整个经济体中，因为土地所有制是“私有”的，“恒产有恒心”，会员农场的诉求是稳健经营，靠诚信做出声誉而世代传承，他们一旦加入了“合作社”，后者就以股权为纽带，将双方捆绑成“一体化利益共同体”。
“而我国‘公司 农户’模式是一种通过供销合同形成的商业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散沙一样的奶农没有稳定的“祖田归属感”，也没想过稳定地传承，往往“能赚就做，不赚就跑”，这是思考中国乳业为什么“欲振乏力”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探讨诸多相关问题的症结，才是“深水区思考”。
此间值得关注的是，皮特·波尔是通过层层投票选举当选为合作社董事会主席的。
“作为董事会主席，您的年薪是多少？”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肖知兴教授问。
“没有年薪。在我为合作社服务的时候，合作社仅仅为我的农场提供两位雇工的工资。他们帮我打点100多头奶牛。” 皮特·波尔回答。
那么，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社一体化的组织模式，是如何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的？这是中国考察团专家急于想了解的问题。
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对整个食品安全体系意义重大。只有让奶农通过养牛产奶致富奔小康，才可能实现有产者有恒心，有尊严的奶农生产有信誉的食品。相反，如果企业在收购牛奶时压级压价、坑农损农，作为报复，奶农在饲料中作祟，在牛奶里掺假，那么，中国的乳品安全体系就永无根基可言。
这是一个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荷兰中等规模家庭牧场——85头奶牛，年产72万公斤牛奶，农场主全职管理运营家庭农场。
这个家庭农场没有雇工。牛奶运输的工作由合作社统一承担。牧草收割、牛粪外运、牲畜防病、技术指导、设施维修等辅助性的工作，都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农场主夫妇每天最累的工作是使用半自动化的挤奶机，早晚两次为奶牛挤奶。
2012年，这个农场出售牛奶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6.4万欧元；出售牛犊、牛肉的收入达到2.6万欧元，总计营业收入29万欧元。农场净收入5.1万欧元。来自乳品公司的分红1.3万欧元。
“菲仕兰坎皮纳”的总监阿瑟认为，合作社对于奶农利益的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确保乳品公司用高于市场水准的价格收购会员农场的牛奶。无论会员农场当年产量是多少，都要保证全部收购。
第二，通过参与公司的分红，奶农们可以分享到乳制品加工、批发、销售环节中的工业和商业利润。
2012年，来自公司的分红对于这个家庭农场而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20%分红，农场主夫妇的收入在荷兰全国而言属于中等以下。有了这部分收入，他家的生活就是中等水平，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相仿。
怎样保障乳品安全
在合作社的主导下，家庭农场主成为整个乳品产业链的主人，是荷兰奶业的特点，也是荷兰奶业质量安全体系的起点。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认为，如果说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特征是“他律”，那么，荷兰食品安全体系的亮点就是“自律”。近年来我国乳品安全事故频频，不仅仅因为奶农的“无知无畏”，主要原因其实正是“大公司”的利欲熏心。且看在合作社制度下，菲仕兰坎皮纳又是如何管理好1.9万会员农场的——
考察团选择以荷兰乳业为研究样本，还有如下考量——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乳品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然而，荷兰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浙江省的3/5，乳制品出口量却居世界第二。
事实上，荷兰这片只比台湾稍大一点的土地还要高效支撑花卉、马铃薯、西红柿、猪肉的生产，出口量同样位居世界前三，并奇迹般地诞生了13家世界一流的跨国食品企业。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很多“石头”都“摸不着”了。需要“造桥过河”。剖析荷兰乳品业的成功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座“桥”的展望。
谁是奶业的主人？
荷兰皇家菲仕兰坎皮纳乳业合作社董事会主席皮特·波尔在当地一家奶牛农场会见中国考察团。波特先生推门走进农场餐厅的时候，带入一阵哗啦啦的响声。这是厩舍中的奶牛在排泄。
“我叫皮特·波尔。我有三个身份，合作社董事会主席、家庭奶牛场的农场主、两个孩子的父亲。每个星期的周一到周五，我担任菲仕兰坎皮纳的领导工作。周六和周日，我会照顾自己的家庭农场。”
波尔的介绍，展示了中、荷两国乳品行业截然相反的现状——在中国“公司 农户”的模式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奶农处于乳品产业链的最底层。在荷兰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下，奶牛农场主不仅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还通过组织合作社，成为跨国乳品公司的股东。
奶农是奶业的主人和老板。职业经理只是为他们服务的“打工者”。
这是和中国乳品产业结构的最大不同。
2012年，菲仕兰坎皮纳合作社共有1.9万名奶牛农场主，占荷兰同业规模的70%。菲仕兰坎皮纳公司在全球38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产品线包括奶酪、黄油、液态奶、配方奶粉、基础原材料。产业链从农业生产延伸到工厂加工、国际贸易、商业零售。
去年，菲仕兰坎皮纳公司的营业收入是103亿欧元，在世界乳制品行业排名第五。供应中国市场的美素佳儿奶粉，销售金额20亿元人民币。
在菲仕兰坎皮纳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中，并存着三种所有制形式。会员农场为家庭所有制。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制。合作社是一种农民为集中使用和优化配置资源自愿、自发形成的商业自治组织。会员农场主的激情是生产安全优质的牛奶。公司的热情是加工、销售乳制品，提高牛奶的附加值。合作社本身没有营利目标，其职能是保证公司全额收购会员农场主生产的牛奶，把公司的经营利润返还给会员农场主。
在整个经济体中，因为土地所有制是“私有”的，“恒产有恒心”，会员农场的诉求是稳健经营，靠诚信做出声誉而世代传承，他们一旦加入了“合作社”，后者就以股权为纽带，将双方捆绑成“一体化利益共同体”。
“而我国‘公司 农户’模式是一种通过供销合同形成的商业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散沙一样的奶农没有稳定的“祖田归属感”，也没想过稳定地传承，往往“能赚就做，不赚就跑”，这是思考中国乳业为什么“欲振乏力”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探讨诸多相关问题的症结，才是“深水区思考”。
此间值得关注的是，皮特·波尔是通过层层投票选举当选为合作社董事会主席的。
“作为董事会主席，您的年薪是多少？”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肖知兴教授问。
“没有年薪。在我为合作社服务的时候，合作社仅仅为我的农场提供两位雇工的工资。他们帮我打点100多头奶牛。” 皮特·波尔回答。
那么，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社一体化的组织模式，是如何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的？这是中国考察团专家急于想了解的问题。
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对整个食品安全体系意义重大。只有让奶农通过养牛产奶致富奔小康，才可能实现有产者有恒心，有尊严的奶农生产有信誉的食品。相反，如果企业在收购牛奶时压级压价、坑农损农，作为报复，奶农在饲料中作祟，在牛奶里掺假，那么，中国的乳品安全体系就永无根基可言。
这是一个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荷兰中等规模家庭牧场——85头奶牛，年产72万公斤牛奶，农场主全职管理运营家庭农场。
这个家庭农场没有雇工。牛奶运输的工作由合作社统一承担。牧草收割、牛粪外运、牲畜防病、技术指导、设施维修等辅助性的工作，都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农场主夫妇每天最累的工作是使用半自动化的挤奶机，早晚两次为奶牛挤奶。
2012年，这个农场出售牛奶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6.4万欧元；出售牛犊、牛肉的收入达到2.6万欧元，总计营业收入29万欧元。农场净收入5.1万欧元。来自乳品公司的分红1.3万欧元。
“菲仕兰坎皮纳”的总监阿瑟认为，合作社对于奶农利益的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确保乳品公司用高于市场水准的价格收购会员农场的牛奶。无论会员农场当年产量是多少，都要保证全部收购。
第二，通过参与公司的分红，奶农们可以分享到乳制品加工、批发、销售环节中的工业和商业利润。
2012年，来自公司的分红对于这个家庭农场而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20%分红，农场主夫妇的收入在荷兰全国而言属于中等以下。有了这部分收入，他家的生活就是中等水平，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相仿。
怎样保障乳品安全
在合作社的主导下，家庭农场主成为整个乳品产业链的主人，是荷兰奶业的特点，也是荷兰奶业质量安全体系的起点。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认为，如果说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特征是“他律”，那么，荷兰食品安全体系的亮点就是“自律”。近年来我国乳品安全事故频频，不仅仅因为奶农的“无知无畏”，主要原因其实正是“大公司”的利欲熏心。且看在合作社制度下，菲仕兰坎皮纳又是如何管理好1.9万会员农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