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学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 Kornai）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他的《短缺经济学》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经济学人。
　　科尔奈长期致力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察和研究，被公认为世界上少数几位在该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之一。科尔奈身处计划体制几十年，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科尔奈意识到一种职责，他要以自己的方式见证这段历史：对计划体制的结构和变革进行专业分析，“以浓缩的方式精炼概括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晶。
　　在科尔奈看来，所有制形式“天然”地与某种形式的协调机制相亲和，即公有制与官僚协调之间存在较强的亲和力，而私有制与市场协调之间存在较强的亲和力。这些相互亲和的要素有机结合并彼此加强，从而决定了一种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
　　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中，公有制和官僚协调之间的强烈亲和力导致国有企业的高度“官僚化”，官僚机构通过控制生产要素价格、产品销售价格和职工工资等，使自己成为“剩余收入”的决定者。
　　不仅如此，这种亲和关系还塑造出一种以权力为本位并支配全社会的纵向结构。由于官僚机制是一种“纵向联系”，它是一种不对称的约束关系，因此它最典型的协调方式就是命令与服从。
　　在这种体制下，“个人行为完全被形式主义所内化：没有自觉运用思想的能力，企业家精神彻底泯灭”。
　　但是在市场体制中，私有制与市场协调之间的亲和力导致交易双方之间构成一种契约关系，由于市场机制是一种“横向联系”，因此它是一种对称的约束关系。讨价还价是其典型的协调方式。与市场协调对应的是一种横向的社会结构。
　　因此，在科尔奈看来，体制转轨不仅包括所有制形式的变革，还包括协调机制的转换，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配置新的协调机制的过程。
　　但是，体制转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旧体制下的权力机构和官僚制度经历了数十年的渐进演变过程，是旧体制根据其需要精挑细选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体制需要进行和平稳妥地转轨，因此不会通过彻底摧毁旧世界来建立一个新世界。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各式各样的官僚协调会不断地自我复制，一些明令要减少的官僚协调，也可能会死灰复燃。
　　这样，在整个体制转轨期间，多种所有制形式与多种协调机制之间相互缠绕，“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将长期保持一种奇特的双轨制。社会主义秩序的遗产仍将很长时间内继续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混合”特征将成为各种矛盾的根源。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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