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局势开始显露出乱象纷呈的征兆。这两年，乱象非但没有减少，反呈扩大趋势。从地域分布上看，西亚北非地区整体处于混乱状态；阿富汗以及南亚一些国家局势依然动荡不宁；进入2013年，东亚地区和西太平洋正在生成新的地区紧张关系，酝酿着引发武装冲突的隐患；欧洲经济持续低迷，社会躁动不安；美国内困加剧，对外日感力不从心；新兴市场经济体高增长期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的高风险期。非洲和南美，也是经济发展问题与社会动荡交织相伴。从地缘态势上看，乱的趋势已经不限于局部地区，而是向更宽广的地域扩展。
　　什么因素导致乱象扩大
　　从生成乱象的因素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动荡。全球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推动各种类型的国家向着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型，转型伴随着动荡，搞得不好就出大乱子，苏东剧变的前车，埃及内乱的殷鉴就是明证。第二是国际力量和格局失衡导致的动荡。力量失衡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格局失衡推动秩序的重新建构，围绕着“再平衡”的大国博弈是一场世纪角力。第三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交织恶化造成的动荡。自然生态恶化以大灾难的形式降临；社会生态的恶化以国家撕裂和民众两极对抗的暴戾形态显现。而且，自然动乱的破坏性影响已深深嵌入到社会动乱之中，自然加于社会的灾难已令社会不堪承付。第四是技术革命负面效应的动荡。当今时代的代表性技术是网络，其最大特征是极易普及，极难控制。核技术虽然令人恐怖，但核按钮迄今是可控的；而网络的毁灭作用防不胜防。斯诺登事件对美国政府的效应就是最好的说明。在网络这把双刃剑面前，谁都不是看客。第五是国际管控和治理能力缺失导致的动荡。冷战落幕后，世界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不管有理没理，总还有个管事的。近年来，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物品的能力和意愿严重下降，取而代之的角色和秩序尚未形成，放任自流的“真空区”开始出现，国际社会因缺失管理而面临流于失控的危险。第六是海洋争端突起引发的动荡。全球工业化大大加剧了对物质资源的需求，竞争从陆地扩展到海洋，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安全的战场向海上推进。欧洲工业化时代，先行工业国为争夺陆地资源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于今各个国家都在搞工业化或再工业化，会不会为争夺海洋资源大打出手呢？第七是人类良知严重滞后带来的动荡。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和全球性危机的威胁日益严峻之时，也正是历史向人类呼唤加强互助合作之时，但现实的世界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再度高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和良知，在自私的人类本性和狭隘的国家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由此可见，生成动乱的上述矛盾和问题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层次的。一个大的乱局正在滋生蔓延。而这个乱的趋势恰好又与中国崛起的国际摩擦期在时间轨迹上相重合，这意味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和更加严峻的斗争。对这个形势，我们应当有所估计并预有准备。要把应对国际乱局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判断”，作为我们未来安全防范的立足点。如果我们的政策对头，战略处置得当，中国安全的转机也许就在世界的乱局之中。
　　打破两个“悖论”，
　　战略作为要有张有弛
　　当前，我们要完成两大任务。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成功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在国际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由于我们面临的问题积重难返，积累的矛盾高度复杂，使我们处在两个困局当中，即国内转型的困局和国际安全的困局。“困局”的含义是指我们在国内转型和国际安全方面都面临极大的“悖论”环境。即：国内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而下力解决会引发新的问题；安全上到了非出手不可的地步，而一旦出手又会带来新的不安全。解决悖论不可能两全其美。这就意味着我们下一步的前进要付出重大代价，存在着很高的风险。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不宜铺得太开，不可全面紧张，要留有余地。还是要把有限的资源用来保重点——就是确保国内改革、转型的成功。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会不会中道夭折的问题。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始终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保障。因此，在对外战略上，我们还是要秉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保持有张有弛、有攻有守的姿态。在有些方面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把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有效地释放出来，巩固和拓展有利的战略方向和领域，威慑和抑制不利的战略因素的滋生和影响，在安全布局上主动作为；而在有些方面则要避其锋芒，忍耐待机。在一些条件不成熟、关系不顺畅、氛围不对头的问题领域，我们则应把陷入僵局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立足于把纷乱的局面控制住、把可能失控的动态管控好，不让这些局部的麻烦干扰大局，分散、扰乱和牵制我们聚焦国内改革的用力。
　　因势利导把握历史机遇
　　中国革命和建设上的一些历史性重大机遇，不是主观人力造就出来的，而是客观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国在对外战略上对机遇的把握，可以用“三借力”来概括。
　　一借力，来自日本。上世纪后半叶的亚洲工业化浪潮期间，日本是领头雁，在它的带动辐射作用下，依次跟进的是亚洲“四小龙”、东南亚“五小虎”，接着是中国大陆。我们从这个地区工业化浪潮的产业升级换代链条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日本提供的开发援助也是我们利用的第一笔巨额外资——虽然现在看来数量不很大，但在当时对于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二借力，来自苏联。由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出了问题，加之西方一直全力对付苏联，多种因素作用下，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失去了整整十年，中国则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二个十年的持续发展。三借力，来自美国。刚进入21世纪就发生了9.11事件，随后美国忙于全面的反恐战争，反恐战争缠住了、消耗了美国。十年反恐战争下来，美国麻烦缠身，而中国则发展成为直追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三次借力，都不是我们主动作为、主观创造的机遇，而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我们的战略作为只是当机遇出现时及时抓住了它们，充分利用了它们。现在我们的国力比之以往强大了许多，战略上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会比过去要高一些，但也不至于高到“扭转乾坤”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清醒。战术上的有利时机我们可以创造，而且应当努力去创造，但大的历史性的战略机遇不是我们的主观作为可以创造出来的。在时机不成熟时就要坚持冷静观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战略的最高境界是因势利导。在战略上不能勉为其难、自背包袱。现在世界上有些力量明显地是在刺激我们，有些竞争对手在一旁瞅机会，希望看到我们在战略上因冲动而出错，落入麻烦缠身的陷阱，他们好从中渔利。我们不要上当。 　　认真对待安全的两重性特征
　　当前，我们讨论起战略问题来，内部争论很大，战略歧见严重。面对高度复杂的全新形势，大家都感到传统的那一套显然不够用了，而新的东西似乎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是目前战略界的现状，也是一种困境。这种现状反映出我们的战略指导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处于战略滞后状态。
　　今天，世界各国谋划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与以往的国家安全不同的特点，我们研究得不够，但至少可以看到四方面的改变：一是安全内容的变化。除了族群、民族、国家的安全外，还增加了国家间和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从类型上来分，就是自利的安全和他利的安全并存。二是安全性质的变化。传统国家安全关系处于零和状态，国家安全的性质基本是对立的。由于全球化所形成的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和交集，国家安全关系的非零和性日益增强，国家安全性质现在是对立和非对立交织生成。三是维护安全的手段或方式上的变化，即单一的对抗和单一的合作都不能够有效解决当今的国家安全问题。四是安全可为度的变化，即刚性成分减弱，弹性成分增强。安全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既可向好亦可向坏，具有两种发展趋向。国家领导人的偏好和国家政策的选择、国家间关系的互动，对国家安全的走向具有关键的导向作用。安全的决定论让位于安全的非决定论。
　　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今天的安全具有鲜明的两重性特征。新形势下安全战略谋划和维护安全的行为方式，就是要适应这种两重性。
　　我们一直在说冷战思维要不得，但今天的现实是冷战因素还大量存在，顽强表现。我们不能犯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的错误（戈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宣称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已经过时，应当把它放到历史博物馆，与纺车和青铜器陈列到一起）。近来有学者发表文章，为“零和思维”讨还公道。但如果依然沿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那一套指导战略，中美、中日“必有一战”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推导，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最近就坚称历史必将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正如他所讲的大国战争不可避免，那还谈什么和平崛起呢？在新的形势下，战略上抱持两端思维显然是各自片面、没有出路的。而在实践中将两者结合运用又往往很手生，多数情况下形成两张皮的机械缝合，在操作上不统一、拿捏得不好、形不成合力，有时还产生互相矛盾的效应，特别是维护安全的举措和作为，最终要落脚于有利于坚持推进“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因此这方面尤感困难。许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不是一个策略原则，而是一个大战略方针。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各个部门，应当形成合力，在研究两重性、适应两重性、把握两重性上认真下一番功夫，真正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办法来。
　　（作者为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