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命名一个人或一个物体是极度危险的，因为这些所谓的符号会伴随其一生，影响甚至决定着其性格特征。人和物是在他者的塑造过程中完成自我指认的，这种塑造往往会受到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规训，说到底，人或者物大多不过是某种观念或符号的肉身罢了。初读李娟的《大红花》，我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感受，大红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眼中呈现的人物，她就是大红花“真正”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看，作为主体的人是无法参与建构自身性格特征的，主体的形象大多是经过他者观照后过滤、篡改乃至遮蔽的镜像。
　　大红花一大早来到“我”家，在“我”的床边开始了漫无边际的发牢骚：从小孙女的学费、去县城探望弟弟的路费，到家里的牛、羊、地都没了，乃至哭诉粮油铺不给她赊账。事实上，在“我”的观照下，此刻的大红花身上带有明显的消费时代特征，她因家庭经济的困窘而成为金钱谦卑的奴仆，文中“我很想插嘴：地虽然没有了但是包出去了啊，包出去了有租金啊”一句就是明證，“租金”一词呼应了前文中大红花欠缺的各种费用。大红花俨然被“我”塑造成一个被金钱奴役而满腹牢骚的失意者，跌入生活的泥淖之中。
　　接下来，作者从外貌穿着和“吃”两个侧面对大红花的形象进行了补充。她明显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一米八的身高、大嗓门、穿着破陋，不穿衬裙、不穿袜子、趿一双男式的破拖鞋……饶有意味的是，大红花作为女性的身份特征被抽空了，她成为一个大老爷们样、大大咧咧的人，毫无女性之美。从“吃”的方面来看，大红花也是“不讲究”的：她家的黄油能吓跑所有前往的客人，而她一到吃饭的时间，就率领一家老小前往冒烟做饭的村里人家“蹭饭”……在作者的笔下，大红花的有点类似于乡村的泼皮无赖，惹得大家苦不堪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饶有兴致地讲述了大红花去“我”家讨要西红柿的故事，这一事件颇有点古代名士之风，大红花单纯与天真的一面也得以显露。
　　在散文的后半部分，大红花作为独立的个体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在砍葵花盘时，大红花“一个人砍四排埂子，呼呼啦啦，所向无敌”，“她还边砍边嗑瓜子吃”，这种雍容的身姿让人叹服；还有在农忙时节，大红花临时撤工去观看阿肯弹唱会，即使提高工资也无法动摇她前往的决心。大红花是在追寻自己的精神领地，显然，于她而言，外界的嘲讽和责骂已经并不重要了。最后，作者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大红花打扮起来的样子：金丝绒的花裙子、擦亮的靴子、浑身插满了花……大红花的装扮颠覆了人们脑海里形成的刻板印象，这一新形象只属于大红花一人，她人根本无法驾驭。至此，那个生活困窘、不修边幅、“不讲究”的大红花形象被修正了，不难看出，大红花的形象是随着“我”观看与认知的加深而逐渐变得真实和立体的。
　　在我看来，《大红花》是一幅女性的精神画像，虽然自始至终，大红花都活在“我”的观看与讲述中，她的形象是“我”叙述的结果，但正是在这塑造过程中，人物自身的矛盾与反差才得以清楚地呈现。文末，作者在追溯大红花名字的由来时，才发现此名与其人的性格有着神秘的契合性。这既是命名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人物对名称的迎合与臣服。大红花活在了她的名字里，却也因其名字而卓尔不群。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