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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的7月23日，上海法租界一幢双门出入的小楼房里，包括两个外国人在内的15个“客人”，围坐在一张长方形大餐桌四周，召开了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次会议的通知是由李达发出的。李达是我国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中共一大的主要召集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们总会说起“南陈北李”，其实李达在建党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从1921年2月起担任党的发起组代理书记。在建党过程中，他集宣传、联络、组织、筹备于一身，是中共一大的主要召集人。
1919年7月，还在日本的李达在国内所发表的文章中就萌发了建党的想法。
1920年夏，李达抱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首先访问了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和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同意。这时第三国际派威琴斯基来北京与李大钊晤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建议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等七人在同年八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举行会议，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草拟了一个简单的党纲草案。这个组织当然还不是全国性的党，而是党的发起组，但它当时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其他各地共产主义的小组，是由上海的发起组通知建立的。与此同时，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建立了小组。这些小组建立时并没有命名为“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来回溯党史时追加的。
为了使各地分散的共产主义小组从思想上统一起来，按照列宁建党办《火星报》的经验，党的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刊。在反动统治下办这样一个刊物是极其困难的，一个小亭子间就是“编辑部”，经费没有保证，且随时有被查抄的危险。李达同志担起了重担。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据统计，《共产党》月刊共发表长短文章131篇，其中李达个人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介绍国际共运建党经验的短讯、消息30篇；参与撰写或亲自执笔的带社论性的《短言》6篇，长篇文章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2篇；累计长短文共38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的34%。《共产党》月刊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列为必读材料，并在革命者中广泛流传，最高发行量达到过5000份。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曾设法把其中一些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这个刊物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一大”后停刊），但它在我们党成立之前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宣传、鼓舞作用是永垂史册的。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孙中山的邀请到广东任教育厅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在通信中发生争执，辞去了代理书记职务。李达觉得党组织刚成立，就闹分裂，太不像话，便调停于两人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代理书记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转给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为了党的团结，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达一直主持党的发起组工作，为建党废寝忘食地工作。
向毛泽东发“一大”会议通知
李达生于1890年，湖南零陵人，出身农家。李达的求学之路比较通坦。1910年，当毛泽东走出韶山去湘乡高等小学堂上学时，李达已是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北京师大前身）二年级的学生。1913——1918，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李达已两度考入日本留学。
1918年，对李、毛两人来说，都是人生的一个转折。这年5月，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日方镇压中国留学生的暴行，李达作为“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的领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爱国学生领袖共同发起了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运动。斗争的失败，给李达很大的震动。回到东京后，李达放弃了理科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秋，他开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揽》，这是李达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开始。
1920年冬到1921年春，是毛泽东的思想急遽转变的一个阶段，李、毛两人的交往也开始于这段时间。作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李达，当时正为思想界所瞩目，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共产党》月刊一出刊，李达第一个就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的所有文章后，被深深吸引住了。第二天，他立即给李达发了一封信，感谢给他寄来的刊物。随着邮寄杂志和通信的增多，毛泽东与李达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都觉得彼此已相交甚久了，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贴近了。
1921年五、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和尼可洛夫来上海同李达接谈，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经发起组同意后，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通知北京、济南、长沙、广州、武汉、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李达不顾张国焘等人认为毛泽东脱不了湖南的土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高明，提不出具体主张的看法，亲自给毛泽东发了“一大”开会通知。为毛泽东今后踏上党的领袖之路开辟了通道。
中央局三成员之一
李达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担负了“一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他参加起草文件，并负责解决代表们的住宿、安排会议场所等具体事务。当会所受到法国巡捕房搜捕时，李达和妻子王会悟又设法在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把代表们转移到那里扮作游客继续开会，直到胜利闭幕。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一大”闭幕后，中央局就在辅得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寓所集体办公。从1921年8月到1923年6月，中央局在这里发出了数百份文件。按规定，中央局收发文件都由李达负责管理，不经李达同意，谁也不得翻动。除了文件，还有从报刊剪下来的简报，被称为材料，李达夫妇把它们放在一起保管。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文书处理上便有了“文件材料”的术语。
李达作为中共主管宣传的领导人，于1921年9月1日，主持建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设在李达的寓所。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搜查和破坏，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下，故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则印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一年内出版了“十五种”革命理论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其他编著3种。上述书籍除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系重印外，其余都是以单行本问世的新译。李达冒着随时都有被反动政府查抄没收乃至坐牢的危险，除了主要著译书稿之外，“丛书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由他“一人承担”。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二大召开，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李达主持的中央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李达协助陈独秀作了关于党员生活费的规定。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金额相当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另外，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都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这个规定在国际共运史上，似是少见；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
李达还提出了一个培训女干部的方案。他在给中央局的方案中写道，上海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这里的纱厂、烟厂特别多，所以，女工就占了很大的比例。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我们党内的女干部极少，根本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必须在上海办一所女学，名义上可以说是反对封建，支持妇女的解放，实际上是为党培养女干部。陈独秀很赞成这一方案，并要李达亲自实施这一方案。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时期，陈独秀建议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联系，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
王会悟时为上海女界联合会成员，又曾做过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夫人黄宗汉的秘书。她受李达之托，找黄会长商量，得到黄氏大力支持，很快就办好了办学的一切手续。在李达和王会悟的奔走下，平民女学于1922年2月正式开学。李达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公开职务是校务主任，学校的校长是黄宗汉，王会悟则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平民女学是半工半读性质的，学生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做事。李达、陈独秀、陈望道、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邵力子等人都在这里讲过课。平民女学在李达的领导和工作下，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妇女运动骨干，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脱党与重新入党
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党成立两年后的1923年秋，却脱离了党。李达为什么脱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谈到自己脱党问题时说：“那时我主张党内对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加上了研究系(指研究社会学说讲的)的头衔”。李达自认为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的好。基于此种认识，党的“二大”后，李达便辞去了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只做一个普通的党员。
1922年8月下旬，党的“西湖会议”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再三解释，多数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同意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李达对于党的这一方针策略的重大转变“想不通”，“思想上确实有些抵触”。
1923年暑期，李达从长沙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当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陈问李的意见如何，李直言不讳道：“我是主张党外合作……”李的话还没讲完，陈便大发雷霆，拍桌子，威胁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被阴谋狡诈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李达心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他当时即已萌发了脱党的念头。另外，他对“张国焘阴险狡诈，眼眨眉动，诡计多端，”也很不满。因而回长沙后，即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是年秋，他就在组织上离开了党。
解放后，李达诚恳地申请重新入党。毛泽东向他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事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是二十多年，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以及张庆孚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
编辑：韩铁马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们总会说起“南陈北李”，其实李达在建党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从1921年2月起担任党的发起组代理书记。在建党过程中，他集宣传、联络、组织、筹备于一身，是中共一大的主要召集人。
1919年7月，还在日本的李达在国内所发表的文章中就萌发了建党的想法。
1920年夏，李达抱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首先访问了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和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同意。这时第三国际派威琴斯基来北京与李大钊晤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建议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等七人在同年八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举行会议，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草拟了一个简单的党纲草案。这个组织当然还不是全国性的党，而是党的发起组，但它当时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其他各地共产主义的小组，是由上海的发起组通知建立的。与此同时，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建立了小组。这些小组建立时并没有命名为“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来回溯党史时追加的。
为了使各地分散的共产主义小组从思想上统一起来，按照列宁建党办《火星报》的经验，党的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刊。在反动统治下办这样一个刊物是极其困难的，一个小亭子间就是“编辑部”，经费没有保证，且随时有被查抄的危险。李达同志担起了重担。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据统计，《共产党》月刊共发表长短文章131篇，其中李达个人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介绍国际共运建党经验的短讯、消息30篇；参与撰写或亲自执笔的带社论性的《短言》6篇，长篇文章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2篇；累计长短文共38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的34%。《共产党》月刊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列为必读材料，并在革命者中广泛流传，最高发行量达到过5000份。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曾设法把其中一些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这个刊物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一大”后停刊），但它在我们党成立之前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宣传、鼓舞作用是永垂史册的。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孙中山的邀请到广东任教育厅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在通信中发生争执，辞去了代理书记职务。李达觉得党组织刚成立，就闹分裂，太不像话，便调停于两人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代理书记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转给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为了党的团结，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达一直主持党的发起组工作，为建党废寝忘食地工作。
向毛泽东发“一大”会议通知
李达生于1890年，湖南零陵人，出身农家。李达的求学之路比较通坦。1910年，当毛泽东走出韶山去湘乡高等小学堂上学时，李达已是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北京师大前身）二年级的学生。1913——1918，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李达已两度考入日本留学。
1918年，对李、毛两人来说，都是人生的一个转折。这年5月，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日方镇压中国留学生的暴行，李达作为“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的领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爱国学生领袖共同发起了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运动。斗争的失败，给李达很大的震动。回到东京后，李达放弃了理科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秋，他开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揽》，这是李达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开始。
1920年冬到1921年春，是毛泽东的思想急遽转变的一个阶段，李、毛两人的交往也开始于这段时间。作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李达，当时正为思想界所瞩目，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共产党》月刊一出刊，李达第一个就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的所有文章后，被深深吸引住了。第二天，他立即给李达发了一封信，感谢给他寄来的刊物。随着邮寄杂志和通信的增多，毛泽东与李达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都觉得彼此已相交甚久了，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贴近了。
1921年五、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和尼可洛夫来上海同李达接谈，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经发起组同意后，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通知北京、济南、长沙、广州、武汉、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李达不顾张国焘等人认为毛泽东脱不了湖南的土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高明，提不出具体主张的看法，亲自给毛泽东发了“一大”开会通知。为毛泽东今后踏上党的领袖之路开辟了通道。
中央局三成员之一
李达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担负了“一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他参加起草文件，并负责解决代表们的住宿、安排会议场所等具体事务。当会所受到法国巡捕房搜捕时，李达和妻子王会悟又设法在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把代表们转移到那里扮作游客继续开会，直到胜利闭幕。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一大”闭幕后，中央局就在辅得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寓所集体办公。从1921年8月到1923年6月，中央局在这里发出了数百份文件。按规定，中央局收发文件都由李达负责管理，不经李达同意，谁也不得翻动。除了文件，还有从报刊剪下来的简报，被称为材料，李达夫妇把它们放在一起保管。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文书处理上便有了“文件材料”的术语。
李达作为中共主管宣传的领导人，于1921年9月1日，主持建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设在李达的寓所。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搜查和破坏，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下，故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则印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一年内出版了“十五种”革命理论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其他编著3种。上述书籍除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系重印外，其余都是以单行本问世的新译。李达冒着随时都有被反动政府查抄没收乃至坐牢的危险，除了主要著译书稿之外，“丛书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由他“一人承担”。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二大召开，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李达主持的中央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李达协助陈独秀作了关于党员生活费的规定。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金额相当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另外，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都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这个规定在国际共运史上，似是少见；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
李达还提出了一个培训女干部的方案。他在给中央局的方案中写道，上海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这里的纱厂、烟厂特别多，所以，女工就占了很大的比例。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我们党内的女干部极少，根本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必须在上海办一所女学，名义上可以说是反对封建，支持妇女的解放，实际上是为党培养女干部。陈独秀很赞成这一方案，并要李达亲自实施这一方案。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时期，陈独秀建议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联系，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
王会悟时为上海女界联合会成员，又曾做过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夫人黄宗汉的秘书。她受李达之托，找黄会长商量，得到黄氏大力支持，很快就办好了办学的一切手续。在李达和王会悟的奔走下，平民女学于1922年2月正式开学。李达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公开职务是校务主任，学校的校长是黄宗汉，王会悟则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平民女学是半工半读性质的，学生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做事。李达、陈独秀、陈望道、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邵力子等人都在这里讲过课。平民女学在李达的领导和工作下，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妇女运动骨干，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脱党与重新入党
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党成立两年后的1923年秋，却脱离了党。李达为什么脱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谈到自己脱党问题时说：“那时我主张党内对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加上了研究系(指研究社会学说讲的)的头衔”。李达自认为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的好。基于此种认识，党的“二大”后，李达便辞去了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只做一个普通的党员。
1922年8月下旬，党的“西湖会议”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再三解释，多数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同意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李达对于党的这一方针策略的重大转变“想不通”，“思想上确实有些抵触”。
1923年暑期，李达从长沙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当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陈问李的意见如何，李直言不讳道：“我是主张党外合作……”李的话还没讲完，陈便大发雷霆，拍桌子，威胁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被阴谋狡诈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李达心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他当时即已萌发了脱党的念头。另外，他对“张国焘阴险狡诈，眼眨眉动，诡计多端，”也很不满。因而回长沙后，即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是年秋，他就在组织上离开了党。
解放后，李达诚恳地申请重新入党。毛泽东向他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事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是二十多年，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以及张庆孚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