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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播在社会纽带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媒体业界和学界的关注。从场域理论来看，当前广播媒介在城乡二元区隔还相对明显的背景下，可能分别制造了多个层面的广播场域。本文以乡村广播场域的发生与建构为范例，深入探讨在媒体促进下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结，这个联结可以有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广播 场域 社会纽带 基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當前，我国社会发展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完善和提升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期党中央为解决转型期出现的矛盾和困境、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作出的重要决策。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广播媒体与其他媒体一起形成一种联动，其场域效果十分明显。
一、广播的场域：链接社会与人的媒体纽带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域理论描述为在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①通俗来讲，场域是参与要素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之间相互关联、彼此牵制而构成的动态关系空间，其空间中的位置是由行动者所占据的资本所决定的。“场”是力量聚集的所在，被各种权利或资本（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场的结构恰是不同的权利或资本分布的空间。从广播媒介特性来讲，广播场域通过声音元素将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社会关系要素与受众建立关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还提到：“场域同时也是要素之间改变或保存实力而进行斗争的战场。”②互联网时代，我国广播的场域建构主要受到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融媒体环境和用户互动等综合要素的共同作用。
不同类型的广播节目定位中的权利结构也是不同的，如新闻广播节目的广播场域创造的是新闻场。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是场域中行动者斗争的主要资本形式。新闻场域是布尔迪厄所分析的文化生产场域的构成之一。政务阳光热线节目的广播场域展现的是政府、社会力量、公民与公共管理部门之间关系的动态互动展示。在广播社群中，广播场域的辐射效果深受融媒体平台和环境的影响。例如，在广播直播节目的弹幕互动中，广播声音要素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广播社群内容的议程设置;在广播社群的微信群、论坛中，广播声音的要素淡化，而社群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着社群的功能发挥。
二、广播场域的根本特性：情感与人心
有鉴于听觉互动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发展的基础，对社会文化情感结构的构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③广播可以更深入地参与个体的内在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的建构，广播声音传播的本质就是通过声音把人心凝聚在一起，打造意识共同体，这在社会动员、号召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层面，可以充分发挥文化整合纽带作用。尤其是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政治理论上，有着入耳入心、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上海东方广播电台2018年策划的《给90后讲讲马克思》理论宣讲节目，每期音频虽然短短数分钟，配有内容介绍和幽默漫画，还有小故事娓娓道来，首尾相连，环环相扣，吸引年轻人不断“追剧”，欲罢不能。节目走红后又举办了多场线下活动，请党史专家和粉丝面对面交流。④当前，全国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广播声音讲党史故事成为各级管理部门争相使用的传播手段。如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共同策划的《百家讲坛 党史故事100讲》在喜马拉雅FM上线。各地方广播电视台也纷纷开设党史学习专栏，邀请小学生、老党员等“特别的声音”讲述学习心得、体会。临漳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晨间讲故事——党史故事100讲》广播系列节目，内蒙古达茂旗融媒体中心推出《主播带你学党史》音频节目，上海五爱高级中学以空中课堂形式推出《传承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上海红色场馆党史故事》微型广播剧，声情并茂演绎党史红色地标，传播效果显著。
广播是一种亲密性媒介，个人收听广播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戴上耳机就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调节舒缓情绪，隔绝外界的噪音干扰。这个过程同时可以强化人的主体性，为个体带来精神上的自由。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认为，被看见却不被听见的人比起被听见却不被看见的人，更加令人感到糟糕混乱、束手无策。⑤ 这充分说明声音对人情绪和心灵的重要性。广播营造的共在感，在很大程度上与广播激发听众情感回忆的能力有关。⑥
三、广播场域的乡村基层治理探索
广播接收的受众门槛低、传播成本低，任何年龄层次、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成为广播的受众，这也是广播在农村地区迸发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在今天的中国农村，随着应急广播的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大喇叭的作用发挥，声音广播某种程度上称为规范性权利的政治传播符号⑦。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媒介即讯息”，这在乡村广播媒介的使用上容易得到理解。从声音传播本质来说，广播语境、广播声音具有透视感，广播的单一模态文本容易让受众产生“刻板印象”，传播符号学中有个概念叫“伴随文本”，指在文本的解释中，不仅仅文本自身有意义，文本所携带的大量附加的社会文化元素同样具有丰富的解释意义。⑧疫情特殊时期，农村大喇叭广播的“伴随文本”，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政府治理”——受众在未接收讯息前，就已经知道即将接收到的是基于媒体的意识形态规示。当“村村通”大喇叭广播响起，村民的第一反应就是“国家又有事要宣传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大喇叭的农村受众而言，则为“媒介即讯息”。
在发挥政治宣传作用的同时，乡村大喇叭也发挥着社区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的功能。例如：河北省廊坊市的南大王庄村有大型集市，是周边各村人员贸易集散地，为了便于管理，同时促进村域经济社会发展，村级广播室建立广告服务制度，对来往商贩广告进行收费广播。陕西省的华阴市融媒体中心在乡村大喇叭阵地建设过程中，根据村民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着重增加农业技能、科学常识、致富信息等内容，乡村大喇叭成为村民的空中课堂，对村民的教育作用很大，群众也能多学些知识。当前，全国多地农村安装了县、乡、村三级联通的一键遥控发布应急广播，有效帮助了村民发布紧急求助信息。廊坊市南大王庄村支书赵玺民曾谈到，由于本村集贸市场人员来往繁杂，发生孩子走失时，村民可以即刻给村委会打电话，通知广播找人;村干部也可以充分利用村广播室向村民“喊话”，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及防电信诈骗等。户外广播已不再是村委会的专利，其他管理部门为更好开展专项宣传工作，也纷纷运用起户外广播。例如，宁夏盐池县花马池派出所结合辖区诈骗警情及新型诈骗形式，精心编写和录制防骗要诀，在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段通过“云广播”在县城各个角落自动播报防诈骗提醒，给群众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⑨ 疫情防控期间，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城管部门录制了普通话和粤语的疫情防控音频，在有大喇叭、音响的广场、公园循环播放。一些公园管理部门也将电瓶车改装成流动广播车，力求扩大宣传效果。⑩ 村民的参与是完成广播场域建构的关键。大喇叭广播将村民与村组织机构和村级事务紧密连接在一起，促进了村民政治参与。一般而言，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关心关切和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于村民面对面的聊天和交流。“村村通”大喇叭作为消息源头和线索，给村民提供了一个乡村舆论场，这与生活中面对面聊天不同。村里换届选举谁可能上任，村里如何发展，村集体挣了多少钱，分红怎么分……往往是村民坐在一起打牌、看电视聊天讨论时以小道消息的方式进行传播，但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正式的舆论场。廊坊市南大王庄村支书赵玺民曾谈到：“比如说，最近关于申请家庭困难补助的通知，有一些村民听到了，但是他们不符合条件，等一会儿碰到邻居聊天时就会提醒对方具体打听打听，这样，大家就一传十、十传百地通知到了。”这就是乡村广播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广播大喇叭的融媒体扩散路径十分典型。主要是与抖音、微信、微博平台中的短视频传播构成传播联动，比如，疫情期间乡村大喇叭与短视频平台通过“溢散”和“共鸣”发生关联，增强受众对疫情信息的深度理解，提高了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感知和参与度，激发相关主题的二次传播。在抖音平台，“硬核大喇叭”这个话题下共有500余个视频、9.4亿播放量，“村长喊话”这个话题下共有全国各地收集的大喇叭广播“喊话”300余个短视频，有1.6亿次播放量。村干部放开胆量，放下架子，使用方言、接地气的语言方式进行广播讲话，虽然其中不乏传播专业上的不妥之处，但总体来看，对于促进疫情防控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四、广播融媒体传播的场域效果
互联网发展之前，广播媒体的社群发展已有一定基础，主要通过广播节目的热线电话、短信、听众来信等方式维系与热心听众的联系，一些广播电台针对节目的固定听众，开发建立广播听众俱乐部，实行会费制、积分制，定期举行线下沙龙活动，召开座谈会征集意见、改善节目，或进行产业链拓展营销。融媒体时代的网络听众社群组建方式则更多样、更便捷，社群互动方式也更多。对于践行社会责任的广播媒体而言，广播社区自然就成为突出声音传播价值、培养受众理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平台，成为广播发挥社会价值空间的又一着力点。
（一）广播融媒体的社会动员效果
“视觉优先”的融媒体时代，广播媒体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的流量，提升节目影响力，践行社会治理使命。甘肃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一档方言脱口秀节目《尕兰州》当前在抖音平台上已拥有32万粉丝，节目组通过抖音平台开展网络扶贫项目直播带货，使用兰州话直播推销本地特色农产品，每场直播点赞数都在10万人次以上;浙江广电集团城市之声《城市私家车》节目主持人晓北以泼辣、敢问、敢怼汽车商家为消费者维权而出名，在抖音平台拥有粉丝797万，他将直播间直播的维权案例剪辑成短视频发布，通过议程设置引起社会大众对此类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扩大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
（二）“广播社群+云公益”的社会治理效果
倡导公益，是当前主流媒体践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治理最主要的切入口，广播社群在践行社会公益的方式方法上也不断推陈出新。太原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公益品牌“爱的小桔灯”，十年来专为贫困地区学生、病患儿童、环卫工人等社会特殊人群提供帮扶。最近几年，该品牌团队先后在蜻蜓FM、喜马拉雅FM以及抖音、微博、微信平台上开展“云公益”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云公益”以微信群作为组织形式，成立了两级爱心接力微信群，直接管理1000多家“爱心接力站”。这个接力群以惊人的协作力、高效的动员力，先后成功帮助多个地区的贫困村民出售滞销农产品，帮助福利院儿童筹集紧急物资等，提升了媒体影响力和传播力，这种模式也为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员力和执行力做出了示范。?
（三）广播公益场域的凝聚人心效果
广播节目的名主持人和品牌栏目，通常积累了大批的固定受众，“意见领袖”的强凝聚力为社会治理的实现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互联网平台使广播社群开展线下活动更加便捷高效。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通过新媒体平台号召粉丝坚持13年开展“爱心送考”，累计发放送考标志40万张，义务服务考生和家长百万人次。?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播《阳光倾城》节目主持人邓煌组建了自己的社群——邓煌的小屋，引导粉丝积极健康生活，并常在社群中组织线下活动;还有金陵之声《快乐上班路》节目主持人阿束每次在节目前都会在大蓝鲸App社区上发布话题，并经常组织听友社群开展线下活动。据统计，通过大蓝鲸App发布的粉丝线下活動每年有近200场，这些活动以参与社会公益、提升居民素质、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
（四）广播节目融入社区治理趋势
广播节目拥有深厚的听众基础和专业的传播能力，延伸社会治理是自身资源优势的再发挥。例如，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市民政务通—直通990》专注社工、公益、社区自治等内容，致力于解决居民身边的小纠纷小矛盾。2016年，“直通990工作室”与上海市各级政府、机构达成合作关系，依托阿基米德FM平台社群成立了“上海市1号公益基地”，开始探索广播+移动公益+线下活动的社区参与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广播节目和阿基米德FM社区中积极推广上海“公益护照”和公益岗位，据2019年12月统计，工作室累计邀请了300多名志愿者到节目中分享社工知识，对接社会志愿服务需求240多次，通过广播节目报名参与线下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超过8500人，成功孵化了“小通带你分”社区公益项目，一方面通过节目进行垃圾分类报道，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社区执勤行动，用实际行动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五）政务广播社群互动传播趋势
便捷的互联网平台使得当前广播社群传播更精准、更接地气，政务类广播节目需要大量群众诉求热线和新闻事件做由头，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社群互动成为了此类节目的常用手段。如，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在长江云App开设民声专区，听众可以随时在专区报料，节目组会将诉求线索转交相关部门，督促问题的解决;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江苏政风热线》主持人王瑾经常利用大蓝鲸App中的LIVE互动社区公开征集群众诉求线索，丰富节目内容。 移动智媒时代，媒体技术革新了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场域环境，也拓宽了广播参与社会治理的作为空间。对于受众来说，信息平台多样化，信息俯拾皆是，但音频媒体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广播媒介的声音传播本位价值日益凸显，这是广播的优势，也是生存的核心壁垒，不论是城市广播还是乡村广播，声音传播在链接个体情感、凝聚人心上有着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这也是达成社会共识、实现社会动员的关键，是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有效切入口。在融媒体时代的广播社群场域中，用户的自主性、能动性逐渐被激发出来，发挥着社会治理效能。
当然，广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否能更好地发挥效能，离不开政府部门在制度建设、政策帮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支持，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媒介良性竞争和高新技术的赋能增效，离不开社会组织部门、社会大众的多元互动协作。对此，公共管理部门应继续强化基层广播体系、信息传播系统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合作，培育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以更好地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媒体新路径。
注释
①[法]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华康德（Loic J. D. Wacquant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②[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③王馥芳：《听觉互动之于文化互动的建构性——基于图像潜在的文化破坏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④ 《给90后讲讲马克思》，360百科，2021年4月30日，https：//m.baike.so.com/doc/28119915-29531116.html.
⑤高燕：《图像时代的视觉狂欢——论本雅明和保德里亚对视觉图像的沉思》《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⑥孟伟：《广播原理》，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⑦ 郭淼、郝静：《虚拟聚合与精准解码：农村广播大喇叭在突发疫情传播中的政治功能》，《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2期。
⑧冯月季：《传播符号学教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⑨《“云广播”开创防诈骗宣传新形式》，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531652.
⑩《接地氣！公园电瓶车化身流动广播车“洗脑循环”抗疫“最强音”》，南方+客户端，2021年4月30日，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002/02/c3054507.html.
?李军：《专业化广播频率开展云公益的实践探索——以太原音乐广播为例》，《视听》，2020年第9期。
?李菁菁、洪燕：《“重新部落化”时代的“鼓点”——论融媒广播的社群化传播》，《中国广播》，2018年第1期。
?《上海新闻广播<市民政务通-直通990>节目专访》，搜狐网，2021年 4月 30 日，https：//www.sohu.com/a/377353422_120055063，2021-02-08.
（作者孟伟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慧莹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编辑：刘浩三）
【关键词】广播 场域 社会纽带 基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當前，我国社会发展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完善和提升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期党中央为解决转型期出现的矛盾和困境、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作出的重要决策。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广播媒体与其他媒体一起形成一种联动，其场域效果十分明显。
一、广播的场域：链接社会与人的媒体纽带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域理论描述为在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①通俗来讲，场域是参与要素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之间相互关联、彼此牵制而构成的动态关系空间，其空间中的位置是由行动者所占据的资本所决定的。“场”是力量聚集的所在，被各种权利或资本（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场的结构恰是不同的权利或资本分布的空间。从广播媒介特性来讲，广播场域通过声音元素将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社会关系要素与受众建立关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还提到：“场域同时也是要素之间改变或保存实力而进行斗争的战场。”②互联网时代，我国广播的场域建构主要受到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融媒体环境和用户互动等综合要素的共同作用。
不同类型的广播节目定位中的权利结构也是不同的，如新闻广播节目的广播场域创造的是新闻场。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是场域中行动者斗争的主要资本形式。新闻场域是布尔迪厄所分析的文化生产场域的构成之一。政务阳光热线节目的广播场域展现的是政府、社会力量、公民与公共管理部门之间关系的动态互动展示。在广播社群中，广播场域的辐射效果深受融媒体平台和环境的影响。例如，在广播直播节目的弹幕互动中，广播声音要素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广播社群内容的议程设置;在广播社群的微信群、论坛中，广播声音的要素淡化，而社群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着社群的功能发挥。
二、广播场域的根本特性：情感与人心
有鉴于听觉互动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发展的基础，对社会文化情感结构的构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③广播可以更深入地参与个体的内在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的建构，广播声音传播的本质就是通过声音把人心凝聚在一起，打造意识共同体，这在社会动员、号召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层面，可以充分发挥文化整合纽带作用。尤其是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政治理论上，有着入耳入心、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上海东方广播电台2018年策划的《给90后讲讲马克思》理论宣讲节目，每期音频虽然短短数分钟，配有内容介绍和幽默漫画，还有小故事娓娓道来，首尾相连，环环相扣，吸引年轻人不断“追剧”，欲罢不能。节目走红后又举办了多场线下活动，请党史专家和粉丝面对面交流。④当前，全国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广播声音讲党史故事成为各级管理部门争相使用的传播手段。如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共同策划的《百家讲坛 党史故事100讲》在喜马拉雅FM上线。各地方广播电视台也纷纷开设党史学习专栏，邀请小学生、老党员等“特别的声音”讲述学习心得、体会。临漳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晨间讲故事——党史故事100讲》广播系列节目，内蒙古达茂旗融媒体中心推出《主播带你学党史》音频节目，上海五爱高级中学以空中课堂形式推出《传承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上海红色场馆党史故事》微型广播剧，声情并茂演绎党史红色地标，传播效果显著。
广播是一种亲密性媒介，个人收听广播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戴上耳机就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调节舒缓情绪，隔绝外界的噪音干扰。这个过程同时可以强化人的主体性，为个体带来精神上的自由。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认为，被看见却不被听见的人比起被听见却不被看见的人，更加令人感到糟糕混乱、束手无策。⑤ 这充分说明声音对人情绪和心灵的重要性。广播营造的共在感，在很大程度上与广播激发听众情感回忆的能力有关。⑥
三、广播场域的乡村基层治理探索
广播接收的受众门槛低、传播成本低，任何年龄层次、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成为广播的受众，这也是广播在农村地区迸发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在今天的中国农村，随着应急广播的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大喇叭的作用发挥，声音广播某种程度上称为规范性权利的政治传播符号⑦。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媒介即讯息”，这在乡村广播媒介的使用上容易得到理解。从声音传播本质来说，广播语境、广播声音具有透视感，广播的单一模态文本容易让受众产生“刻板印象”，传播符号学中有个概念叫“伴随文本”，指在文本的解释中，不仅仅文本自身有意义，文本所携带的大量附加的社会文化元素同样具有丰富的解释意义。⑧疫情特殊时期，农村大喇叭广播的“伴随文本”，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政府治理”——受众在未接收讯息前，就已经知道即将接收到的是基于媒体的意识形态规示。当“村村通”大喇叭广播响起，村民的第一反应就是“国家又有事要宣传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大喇叭的农村受众而言，则为“媒介即讯息”。
在发挥政治宣传作用的同时，乡村大喇叭也发挥着社区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的功能。例如：河北省廊坊市的南大王庄村有大型集市，是周边各村人员贸易集散地，为了便于管理，同时促进村域经济社会发展，村级广播室建立广告服务制度，对来往商贩广告进行收费广播。陕西省的华阴市融媒体中心在乡村大喇叭阵地建设过程中，根据村民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着重增加农业技能、科学常识、致富信息等内容，乡村大喇叭成为村民的空中课堂，对村民的教育作用很大，群众也能多学些知识。当前，全国多地农村安装了县、乡、村三级联通的一键遥控发布应急广播，有效帮助了村民发布紧急求助信息。廊坊市南大王庄村支书赵玺民曾谈到，由于本村集贸市场人员来往繁杂，发生孩子走失时，村民可以即刻给村委会打电话，通知广播找人;村干部也可以充分利用村广播室向村民“喊话”，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及防电信诈骗等。户外广播已不再是村委会的专利，其他管理部门为更好开展专项宣传工作，也纷纷运用起户外广播。例如，宁夏盐池县花马池派出所结合辖区诈骗警情及新型诈骗形式，精心编写和录制防骗要诀，在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段通过“云广播”在县城各个角落自动播报防诈骗提醒，给群众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⑨ 疫情防控期间，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城管部门录制了普通话和粤语的疫情防控音频，在有大喇叭、音响的广场、公园循环播放。一些公园管理部门也将电瓶车改装成流动广播车，力求扩大宣传效果。⑩ 村民的参与是完成广播场域建构的关键。大喇叭广播将村民与村组织机构和村级事务紧密连接在一起，促进了村民政治参与。一般而言，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关心关切和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于村民面对面的聊天和交流。“村村通”大喇叭作为消息源头和线索，给村民提供了一个乡村舆论场，这与生活中面对面聊天不同。村里换届选举谁可能上任，村里如何发展，村集体挣了多少钱，分红怎么分……往往是村民坐在一起打牌、看电视聊天讨论时以小道消息的方式进行传播，但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正式的舆论场。廊坊市南大王庄村支书赵玺民曾谈到：“比如说，最近关于申请家庭困难补助的通知，有一些村民听到了，但是他们不符合条件，等一会儿碰到邻居聊天时就会提醒对方具体打听打听，这样，大家就一传十、十传百地通知到了。”这就是乡村广播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广播大喇叭的融媒体扩散路径十分典型。主要是与抖音、微信、微博平台中的短视频传播构成传播联动，比如，疫情期间乡村大喇叭与短视频平台通过“溢散”和“共鸣”发生关联，增强受众对疫情信息的深度理解，提高了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感知和参与度，激发相关主题的二次传播。在抖音平台，“硬核大喇叭”这个话题下共有500余个视频、9.4亿播放量，“村长喊话”这个话题下共有全国各地收集的大喇叭广播“喊话”300余个短视频，有1.6亿次播放量。村干部放开胆量，放下架子，使用方言、接地气的语言方式进行广播讲话，虽然其中不乏传播专业上的不妥之处，但总体来看，对于促进疫情防控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四、广播融媒体传播的场域效果
互联网发展之前，广播媒体的社群发展已有一定基础，主要通过广播节目的热线电话、短信、听众来信等方式维系与热心听众的联系，一些广播电台针对节目的固定听众，开发建立广播听众俱乐部，实行会费制、积分制，定期举行线下沙龙活动，召开座谈会征集意见、改善节目，或进行产业链拓展营销。融媒体时代的网络听众社群组建方式则更多样、更便捷，社群互动方式也更多。对于践行社会责任的广播媒体而言，广播社区自然就成为突出声音传播价值、培养受众理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平台，成为广播发挥社会价值空间的又一着力点。
（一）广播融媒体的社会动员效果
“视觉优先”的融媒体时代，广播媒体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的流量，提升节目影响力，践行社会治理使命。甘肃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一档方言脱口秀节目《尕兰州》当前在抖音平台上已拥有32万粉丝，节目组通过抖音平台开展网络扶贫项目直播带货，使用兰州话直播推销本地特色农产品，每场直播点赞数都在10万人次以上;浙江广电集团城市之声《城市私家车》节目主持人晓北以泼辣、敢问、敢怼汽车商家为消费者维权而出名，在抖音平台拥有粉丝797万，他将直播间直播的维权案例剪辑成短视频发布，通过议程设置引起社会大众对此类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扩大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
（二）“广播社群+云公益”的社会治理效果
倡导公益，是当前主流媒体践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治理最主要的切入口，广播社群在践行社会公益的方式方法上也不断推陈出新。太原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公益品牌“爱的小桔灯”，十年来专为贫困地区学生、病患儿童、环卫工人等社会特殊人群提供帮扶。最近几年，该品牌团队先后在蜻蜓FM、喜马拉雅FM以及抖音、微博、微信平台上开展“云公益”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云公益”以微信群作为组织形式，成立了两级爱心接力微信群，直接管理1000多家“爱心接力站”。这个接力群以惊人的协作力、高效的动员力，先后成功帮助多个地区的贫困村民出售滞销农产品，帮助福利院儿童筹集紧急物资等，提升了媒体影响力和传播力，这种模式也为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员力和执行力做出了示范。?
（三）广播公益场域的凝聚人心效果
广播节目的名主持人和品牌栏目，通常积累了大批的固定受众，“意见领袖”的强凝聚力为社会治理的实现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互联网平台使广播社群开展线下活动更加便捷高效。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通过新媒体平台号召粉丝坚持13年开展“爱心送考”，累计发放送考标志40万张，义务服务考生和家长百万人次。?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播《阳光倾城》节目主持人邓煌组建了自己的社群——邓煌的小屋，引导粉丝积极健康生活，并常在社群中组织线下活动;还有金陵之声《快乐上班路》节目主持人阿束每次在节目前都会在大蓝鲸App社区上发布话题，并经常组织听友社群开展线下活动。据统计，通过大蓝鲸App发布的粉丝线下活動每年有近200场，这些活动以参与社会公益、提升居民素质、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
（四）广播节目融入社区治理趋势
广播节目拥有深厚的听众基础和专业的传播能力，延伸社会治理是自身资源优势的再发挥。例如，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市民政务通—直通990》专注社工、公益、社区自治等内容，致力于解决居民身边的小纠纷小矛盾。2016年，“直通990工作室”与上海市各级政府、机构达成合作关系，依托阿基米德FM平台社群成立了“上海市1号公益基地”，开始探索广播+移动公益+线下活动的社区参与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广播节目和阿基米德FM社区中积极推广上海“公益护照”和公益岗位，据2019年12月统计，工作室累计邀请了300多名志愿者到节目中分享社工知识，对接社会志愿服务需求240多次，通过广播节目报名参与线下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超过8500人，成功孵化了“小通带你分”社区公益项目，一方面通过节目进行垃圾分类报道，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社区执勤行动，用实际行动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五）政务广播社群互动传播趋势
便捷的互联网平台使得当前广播社群传播更精准、更接地气，政务类广播节目需要大量群众诉求热线和新闻事件做由头，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社群互动成为了此类节目的常用手段。如，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在长江云App开设民声专区，听众可以随时在专区报料，节目组会将诉求线索转交相关部门，督促问题的解决;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江苏政风热线》主持人王瑾经常利用大蓝鲸App中的LIVE互动社区公开征集群众诉求线索，丰富节目内容。 移动智媒时代，媒体技术革新了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场域环境，也拓宽了广播参与社会治理的作为空间。对于受众来说，信息平台多样化，信息俯拾皆是，但音频媒体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广播媒介的声音传播本位价值日益凸显，这是广播的优势，也是生存的核心壁垒，不论是城市广播还是乡村广播，声音传播在链接个体情感、凝聚人心上有着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这也是达成社会共识、实现社会动员的关键，是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有效切入口。在融媒体时代的广播社群场域中，用户的自主性、能动性逐渐被激发出来，发挥着社会治理效能。
当然，广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否能更好地发挥效能，离不开政府部门在制度建设、政策帮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支持，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媒介良性竞争和高新技术的赋能增效，离不开社会组织部门、社会大众的多元互动协作。对此，公共管理部门应继续强化基层广播体系、信息传播系统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合作，培育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以更好地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媒体新路径。
注释
①[法]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华康德（Loic J. D. Wacquant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②[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③王馥芳：《听觉互动之于文化互动的建构性——基于图像潜在的文化破坏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④ 《给90后讲讲马克思》，360百科，2021年4月30日，https：//m.baike.so.com/doc/28119915-29531116.html.
⑤高燕：《图像时代的视觉狂欢——论本雅明和保德里亚对视觉图像的沉思》《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⑥孟伟：《广播原理》，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⑦ 郭淼、郝静：《虚拟聚合与精准解码：农村广播大喇叭在突发疫情传播中的政治功能》，《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2期。
⑧冯月季：《传播符号学教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⑨《“云广播”开创防诈骗宣传新形式》，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531652.
⑩《接地氣！公园电瓶车化身流动广播车“洗脑循环”抗疫“最强音”》，南方+客户端，2021年4月30日，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002/02/c3054507.html.
?李军：《专业化广播频率开展云公益的实践探索——以太原音乐广播为例》，《视听》，2020年第9期。
?李菁菁、洪燕：《“重新部落化”时代的“鼓点”——论融媒广播的社群化传播》，《中国广播》，2018年第1期。
?《上海新闻广播<市民政务通-直通990>节目专访》，搜狐网，2021年 4月 30 日，https：//www.sohu.com/a/377353422_120055063，2021-02-08.
（作者孟伟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慧莹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编辑：刘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