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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州目前存世家谱有2000余部之多，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二十几家馆藏机构，是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历史变迁的珍贵资料。《绩溪城西周氏宗谱》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其编修秉承了前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理论与特点，不仅重视家谱体例的继承与创新，而且精于材料考证，辑录的文献体裁多样，内容十分丰富，对家谱在维护宗族秩序建设中的“敬祖、收族、睦族”功能进行了宣扬。
关键词：家谱编纂；功能宣扬；文献价值
Abstract： At present， Huizhou has more than 2000 existing genealogies， separately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Shanghai library and other twenty collection agencies， which is valuable material for study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Huizhou society. The compilation of Jixi West Zhou Genealogy that i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takes over and develops the compilation theory and features of Huizhou Genealogy， 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following aspects： emphasis 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refinement on material verification； various literature genre verified； rich content； and propagation of "respect， union， rapport of ancestor" function of genealogy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lans order.
Keywords：Genealogy compiles；Function propagation；Literature value
徽州家谱具有数量大、善本多、类型全、价值高、收藏散的特点。这些家谱是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历史变迁的珍贵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徽州目前存世家谱有2000余部之多，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安徽图书馆等二十几家馆藏机构，如果加上民间收藏的家谱，数量更为惊人。[1]“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2]在浩瀚的徽州谱海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在家谱中都有所反映。不论从宗族社会还是从谱牒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存世的徽州家谱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在徽州家谱群中，有一部历经数次编修、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史料翔实的家谱——《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值得珍视。《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理论与特点，并有所改进与创新，且精于史料考证，注重功能宣扬，辑录了体裁多样的文献资料。该谱以古徽州绩溪城西周坑为视点，勾勒出明清时期徽州乡土社会的原貌。为便于学界进一步认知该谱，本文拟就其内容和特色方面略作如下探讨。
1 《宗谱》的纂修及其体例与内容
据《宗谱》载，绩溪周氏宗谱“一修于（宋）郡学生守座公，再修于渊浙西宣慰杰公，又再修于国朝国子生敦公”[3]（卷首《明胡序》），嘉靖辛丑年“周子仲弘作周氏谱成”[4]（卷首《明胡序》），“万历甲申年旌邑裔孙周希旦编辑统宗世谱，康熙丙申年周栻编修宗谱” [5]（卷末《历代修谱人名》），此为七修，距上次编修宗谱已历时一百八十余年，“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6]已是清初以来的修谱惯例，“旧谱失传久矣，久失其传则昭穆不明，恐后风俗陋薄，有伤族义”[7]（卷首《元杰序》），故“光绪戊戌年阖族重修城西宗谱，至乙巳年告竣”[8]（卷末《历代修谱人名》），历时八年，可见该谱编纂功夫之深。
汪庆元认为：“徽州家谱体例以文献和世系为核心，从始迁祖往下，注重家族纪实。”[9]明清以来，徽州家谱的编修大多延续了欧阳修和苏洵开创的五世图式体例，正如王鹤鸣所说：“宋代欧阳修、苏洵创立的五世图式体例，构成了徽州谱牒的基本框架，可谓之徽州谱牒之体。”[10]《宗谱》中《凡例》载，“统宗旧谱图世系，此五世一提，准欧阳谱例，取五世亲尽之义，尽则复提大书小注，亦准列史年表及世系今遵之”，“图系书名下其人或科甲贡监饮宾耆德及节孝之类，遵前例注明，以示贵贵尊贤之意”[11]（卷首《凡例》），“图系各人分注自名字而别号，而行实，而生娶，而殁葬，而子女，此旧谱凡例之序也然分注，闻有凌乱今厘正之”[12]（卷首《凡例》）。由此可见，《宗谱》遵循了前代修谱的体例与方法，且在其基础上，有所改进与创新，“厘正”了前世修谱的“凌乱”。更难能可贵的是，《宗谱》虽继承了前代族谱中“书善隐恶”的传统，但对族人的生平事迹并无夸大其实，而是十分客观地进行了记载，如谱载，“行实前谱不书恶而书善，然书当以实不可浮词溢美，令亡者有愧地下且受他人唾之”[13]（卷首《凡例》）。
《宗谱》内容极其丰富，据卷之首《梁安城西周氏宗谱目录》载，卷首载光绪三十一年徽州府教授周赟序文一篇，宗谱目录一篇；历代修谱序；凡例32条；诰勅13道；公文6则；重建宗祠记1篇；刻祠谱记1篇；祠图2幅，一幅为濂溪书院图，一幅为周氏宗祠图附联匾文；绩城周氏十景诗；先人事迹题名总额一份；春冬祭礼文1篇；祠规43条（附办祭颁胙例）；宗支执掌图一幅；卷一载“统宗世系图，国公派一至派三，长分德善公派一至派五”；卷二载“二分德茂公派一至派五”；卷三至卷十一载“三分德文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二载“四分德祥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三至卷十六载“五分德浩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七载“传、家传、赞、序、记、行状、墓表、志铭、对、说、引、后、铭”，其中传记44篇，赞文32篇，杂序、叙10篇，记23篇，行状、述、墓表7篇，记、对、说等杂文16篇；卷十八载“诗”，诗、文共百余篇之多；卷十九载“履历、诔、祭文、挽诗、前修祖墓序、禁碑、前修祖茔祭文、修祖墓捐钱名目、置义冢捐钱名目”，其中祭文13篇，寄书1篇，履历1篇，诔1篇，挽诗10首，墓序1篇，禁止盗葬和砍伐祖坟林木碑文1篇，祖茔修葺祭文1篇，义冢鳞册图形及捐资名录1份；卷二十载“墓图、祠址、祠各户田产、排行”，其中墓图61幅，嘉靖修谱跋文8篇，领谱字号1份；卷末载“历代修谱人名、各分领谱人名、绩溪周氏前修族谱跋、新跋、勘误记”。 从上述内容及体例结构看，此谱属于上乘谱作。究其原因，该谱公修，设谱局，人数达42人之多，人力资源极为雄厚。同辑、倡首赞成、编辑校正、总理钱谷、总理账务、采访、编辑世谱、同编、校对、经收捐款等事务分工明晰，历时八年修竣，质量较高，时人赞誉其“体例之严，考核之精，词华之富，非以史学为谱学者，曷克臻此？然兵燹后，文献无征财用匮之，而能采辑无遗，表扬无滥，参订无讹，则当局诸君子之功伟矣”[14]（卷末《跋》）。《宗谱》辑录了历代的优秀诗文、明代政府公文、宗族贤达事迹以及宗祠建设、宗族祭祀方面的祭文等。这些体裁多样的珍贵文献史料的辑录，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原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谱中诸如族规、家训、祠堂、墓葬、辈行、传记、诗文等大量史料的留存，反映出绩溪城西周氏宗族的源流、繁衍、迁徙，由此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徽州社会的变迁历程。
2 《宗谱》的编修特点
徽州家谱数以千计，善本众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谱自身编修理论的不断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15]《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在保存丰富家族史料的同时，也有自身的编修特点：
2.1 精于史料考证。《宗谱》在编修过程中，尤其注重文献史料的考证，其实证精神在同期徽州家谱中首屈一指。如谱中辑录的一篇嘉靖二十年（1541）汪仲成为周氏宗谱所撰写的《绩溪周氏前修族谱叙》载：“故纪自始祖刺史公始，据其墓也，始祖以上非略也，阙其疑也；于绩为独详焉，耳目所逮也；迁徙必录，取起家之始也；亲尽而犹得书者，着其族之所自出也。”[16]（卷首《明汪序》）又如胡宗周所撰《绩溪周氏前修族谱序》载：“其较精核实伪，妄不淆见，其智焉世表其德，所以作孝恶为亲讳，所以作厚笔权惟公，所以示直锓梓印给，所以示信一举而众善，集诚无愧于家史矣。”[17]（卷首《明胡序》）由此可见，《宗谱》编修者对于史料考证的严谨态度，其“有疑必阙”、“精核实伪”的考证精神与同时期徽州“以讹传讹”的家谱编修者相比，实在难能可贵。
2.2 重视功能宣扬。家谱是宗族精神的体现，徽州家谱编修的过程是一种民间文化逐渐形成、成熟的过程，是宗法制度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中原名门望族光宗耀祖的心理。[18]如谱载，“周氏出自帝喾之后，以国为姓，其族蔓衍天下不可胜纪”[19]（卷首《明汪序》），“族有谱何以家史也，史以纪夫国事，谱以纪夫族姓，其义一也。是故以统同以辨异，统同者，详吾之所自出也；辨异者，非吾之所自出而略之者也，兹二者谱族之大端也必饰之，以礼炳之，以智本之，以孝维之，以厚秉之，以直永之，以信然后可不然吾未见其能谱也”[20]（卷首《明胡序》），“祖宗积德至于今日，当必有立身建业，广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者，是又予之所愿望也夫”[21]（卷首《元杰序》）。由此可见，《宗谱》既明确了“周氏出自帝喾之后，以国为姓”，又起到了“统同以辨异”的作用，同时，对于“立身建业”、“扬名后世”者予以宣扬，对于其光宗耀祖以贻后世的愿望予以满足，充分体现了“以稽先世，以贻将来”[22]的家族传承思想。
又如卷之首《题名总额》中通过对宗族贤达“忠义”、“孝友”、“尚义”、“科贡”等事迹的辑录，目的在于教育族人要秉承先祖的忠孝精神，传承先祖登科入仕的荣耀。由此不难看出，《宗谱》中对于祖先事迹的宣传，全方位地记述了明清徽州宗族的生活，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23]的家谱特征，践行了“明昭穆，别尊卑，追本溯源，敬祖收族，聚宗睦族”的家谱编修宗旨。对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辑录，一方面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宗族史料，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尊祖、敬宗、收族、睦族”的作用，对于宗族结构的维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挥了家谱促进家族伦理道德形成的功能。
3 《宗谱》的中辑录的文献特色及其价值
纂修家谱中的材料选择要有助于国家和宗族，而且史料记载要翔实。辑录的文献要起到光耀宗族，激励族中后人不断进取的作用。重视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是该谱编修的一大特色。《宗谱》对于文献资料的甄选，秉承了“追本溯源，敬祖收族，弘扬祖德，延续辉煌”的宗旨与目的。该谱中对于历代谱序、政府公文、宗族建设文献资料的辑录，延续了“贤能典籍，在所必载，所以传一族之文献也”[24]（卷首《明汪序》）的优良传统。
3.1 辑录历代谱序，宗族研究价值颇高。谱序在家谱中是重要的文献，主要阐述修谱的宗旨、宗族发展的源流和作序的由来等。续修的家谱一般收录前谱重要的序文，以示保留先世文翰、传承家族精神之意。《宗谱》辑录了历朝各代修谱序，其中元代谱序2篇，明代谱序6篇。胡松、汪仲成、胡文彬、胡宗周等名人为周氏所作的谱序均收录其中。这些丰富的谱序文献对于徽州谱学研究，乃至中国的谱牒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序中详细介绍了绩溪城西周氏宗族的源流繁衍以及历次修谱的经历，对于徽州宗族问题研究颇有价值。
3.2 文献采摘面广，史学价值颇高。《宗谱》卷之首《公文》篇，保存了明代政府公文的格式，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史实信息，具有珍贵的史学研究价值。如谱中《玉音》一篇，就详细记载了明成祖元年的一篇文告内容：“永乐元年八月十五日，钦奉圣旨，比先太祖皇帝曾于各处起取富户来实京师，如今北京人少，户部差人与同内官监察御史分头前去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两广、陕西、海南这几布政司与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温州、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著落府州，拣选无田粮及有田粮并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一千户做富户名头。”[25]（卷首《玉音》）从文中可知，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拣选地方上有一定实力的“殷实大户”随之迁徙至京都，以充实京都民籍，绩溪城西周氏因富而成为被拣选的对象，周氏家族十七世祖周德文因之牵涉其中，最终“以富户敕徙，卒北京宛平县”[26]（卷一《统宗世系图》）。明成祖拣选殷实富户迁至京师，充实京师民籍，一方面是为巩固当朝政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封建政治高压下世家大族人口的迁徙流动。
3.3 宗族建设的文献极为详备，史料价值颇高。《宗谱》中对于宗祠的建设、宗族的祭祀活动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如卷之首的“重建宗祠记”、“刻祠谱记”、“祠图”、“祭礼”、“祠规”等条目中，翔实记录了宗祠的重建、新旧置产的编入、祠堂原貌的呈现、祭祀活动的仪式以及宗族的典章规范等。谱中对于族规、家训的辑录，利于规范族人的言行，谆谆告诫族人要积极行善、睦族友爱，体现出温良恭俭的传统美德，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徽州宗族历来重视祠、墓祭祀活动，该谱完整地记录了祠祭活动的仪式和具体的祭祀用品陈设等细节问题，有关祠堂祭祀的资料颇为珍贵。如卷之首《祭礼》篇载：“朱子家礼以祠堂祭礼为首，盖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今亦以此冠于篇端。”[27]（卷二十《祭礼》）此篇详细记录了“春冬祭礼”，诸如“前期三日斋戒”、“前期一日设位陈器”、“省牲仪节”、“涤器具馔”、“习仪”、“仪节”、“行初献礼”、“通赞读祝”、“通赞行分献礼”、“复位”、“通赞行亚献礼”、“通赞行终献礼”、“通赞侑食”、“通赞饮福受胙”、“通赞谢胙”、“撤馔”、“通赞礼毕”、“嘏词”、“谕词”、“圣谕”、“家训”等祭祀步骤均有翔实记载，这对于认识、研究并还原历史上徽州宗族的祭祀活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古徽州宗族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4 余论
具有“东南邹鲁”之美誉的徽州，程朱理学思想深入人心，宗族势力在维护基层社会统治秩序中发挥的作用愈发强大、稳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徽州家谱作为程朱理学在基层乡土社会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和维系宗族内部结构的重要工具，其作用一直得到上至名门望族，下至平民百姓的高度重视。随着家谱编修活动在民间逐渐兴盛，徽州家谱在体例、内容上的新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谱牒学理论的发展。历代徽州人在家谱编纂理论与方法上取得的新成果亦被后世的修谱活动所借鉴和袭用。[28]《宗谱》的编修理论与特点明显地继承了前代的理论与编纂方法，并有所发展与创新。《宗谱》中对于体裁多样的历史文献的辑录，为研究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该谱不仅记录了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实态，还有机地融入到徽州基层社会之中，通过家谱功能的宣扬，担当起构筑基层社会秩序的重任，提高了家族的凝聚力，这也是徽州家谱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11
关键词：家谱编纂；功能宣扬；文献价值
Abstract： At present， Huizhou has more than 2000 existing genealogies， separately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Shanghai library and other twenty collection agencies， which is valuable material for study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Huizhou society. The compilation of Jixi West Zhou Genealogy that i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takes over and develops the compilation theory and features of Huizhou Genealogy， 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following aspects： emphasis 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refinement on material verification； various literature genre verified； rich content； and propagation of "respect， union， rapport of ancestor" function of genealogy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lans order.
Keywords：Genealogy compiles；Function propagation；Literature value
徽州家谱具有数量大、善本多、类型全、价值高、收藏散的特点。这些家谱是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历史变迁的珍贵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徽州目前存世家谱有2000余部之多，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安徽图书馆等二十几家馆藏机构，如果加上民间收藏的家谱，数量更为惊人。[1]“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2]在浩瀚的徽州谱海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在家谱中都有所反映。不论从宗族社会还是从谱牒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存世的徽州家谱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在徽州家谱群中，有一部历经数次编修、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史料翔实的家谱——《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值得珍视。《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理论与特点，并有所改进与创新，且精于史料考证，注重功能宣扬，辑录了体裁多样的文献资料。该谱以古徽州绩溪城西周坑为视点，勾勒出明清时期徽州乡土社会的原貌。为便于学界进一步认知该谱，本文拟就其内容和特色方面略作如下探讨。
1 《宗谱》的纂修及其体例与内容
据《宗谱》载，绩溪周氏宗谱“一修于（宋）郡学生守座公，再修于渊浙西宣慰杰公，又再修于国朝国子生敦公”[3]（卷首《明胡序》），嘉靖辛丑年“周子仲弘作周氏谱成”[4]（卷首《明胡序》），“万历甲申年旌邑裔孙周希旦编辑统宗世谱，康熙丙申年周栻编修宗谱” [5]（卷末《历代修谱人名》），此为七修，距上次编修宗谱已历时一百八十余年，“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6]已是清初以来的修谱惯例，“旧谱失传久矣，久失其传则昭穆不明，恐后风俗陋薄，有伤族义”[7]（卷首《元杰序》），故“光绪戊戌年阖族重修城西宗谱，至乙巳年告竣”[8]（卷末《历代修谱人名》），历时八年，可见该谱编纂功夫之深。
汪庆元认为：“徽州家谱体例以文献和世系为核心，从始迁祖往下，注重家族纪实。”[9]明清以来，徽州家谱的编修大多延续了欧阳修和苏洵开创的五世图式体例，正如王鹤鸣所说：“宋代欧阳修、苏洵创立的五世图式体例，构成了徽州谱牒的基本框架，可谓之徽州谱牒之体。”[10]《宗谱》中《凡例》载，“统宗旧谱图世系，此五世一提，准欧阳谱例，取五世亲尽之义，尽则复提大书小注，亦准列史年表及世系今遵之”，“图系书名下其人或科甲贡监饮宾耆德及节孝之类，遵前例注明，以示贵贵尊贤之意”[11]（卷首《凡例》），“图系各人分注自名字而别号，而行实，而生娶，而殁葬，而子女，此旧谱凡例之序也然分注，闻有凌乱今厘正之”[12]（卷首《凡例》）。由此可见，《宗谱》遵循了前代修谱的体例与方法，且在其基础上，有所改进与创新，“厘正”了前世修谱的“凌乱”。更难能可贵的是，《宗谱》虽继承了前代族谱中“书善隐恶”的传统，但对族人的生平事迹并无夸大其实，而是十分客观地进行了记载，如谱载，“行实前谱不书恶而书善，然书当以实不可浮词溢美，令亡者有愧地下且受他人唾之”[13]（卷首《凡例》）。
《宗谱》内容极其丰富，据卷之首《梁安城西周氏宗谱目录》载，卷首载光绪三十一年徽州府教授周赟序文一篇，宗谱目录一篇；历代修谱序；凡例32条；诰勅13道；公文6则；重建宗祠记1篇；刻祠谱记1篇；祠图2幅，一幅为濂溪书院图，一幅为周氏宗祠图附联匾文；绩城周氏十景诗；先人事迹题名总额一份；春冬祭礼文1篇；祠规43条（附办祭颁胙例）；宗支执掌图一幅；卷一载“统宗世系图，国公派一至派三，长分德善公派一至派五”；卷二载“二分德茂公派一至派五”；卷三至卷十一载“三分德文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二载“四分德祥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三至卷十六载“五分德浩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七载“传、家传、赞、序、记、行状、墓表、志铭、对、说、引、后、铭”，其中传记44篇，赞文32篇，杂序、叙10篇，记23篇，行状、述、墓表7篇，记、对、说等杂文16篇；卷十八载“诗”，诗、文共百余篇之多；卷十九载“履历、诔、祭文、挽诗、前修祖墓序、禁碑、前修祖茔祭文、修祖墓捐钱名目、置义冢捐钱名目”，其中祭文13篇，寄书1篇，履历1篇，诔1篇，挽诗10首，墓序1篇，禁止盗葬和砍伐祖坟林木碑文1篇，祖茔修葺祭文1篇，义冢鳞册图形及捐资名录1份；卷二十载“墓图、祠址、祠各户田产、排行”，其中墓图61幅，嘉靖修谱跋文8篇，领谱字号1份；卷末载“历代修谱人名、各分领谱人名、绩溪周氏前修族谱跋、新跋、勘误记”。 从上述内容及体例结构看，此谱属于上乘谱作。究其原因，该谱公修，设谱局，人数达42人之多，人力资源极为雄厚。同辑、倡首赞成、编辑校正、总理钱谷、总理账务、采访、编辑世谱、同编、校对、经收捐款等事务分工明晰，历时八年修竣，质量较高，时人赞誉其“体例之严，考核之精，词华之富，非以史学为谱学者，曷克臻此？然兵燹后，文献无征财用匮之，而能采辑无遗，表扬无滥，参订无讹，则当局诸君子之功伟矣”[14]（卷末《跋》）。《宗谱》辑录了历代的优秀诗文、明代政府公文、宗族贤达事迹以及宗祠建设、宗族祭祀方面的祭文等。这些体裁多样的珍贵文献史料的辑录，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原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谱中诸如族规、家训、祠堂、墓葬、辈行、传记、诗文等大量史料的留存，反映出绩溪城西周氏宗族的源流、繁衍、迁徙，由此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徽州社会的变迁历程。
2 《宗谱》的编修特点
徽州家谱数以千计，善本众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谱自身编修理论的不断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15]《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在保存丰富家族史料的同时，也有自身的编修特点：
2.1 精于史料考证。《宗谱》在编修过程中，尤其注重文献史料的考证，其实证精神在同期徽州家谱中首屈一指。如谱中辑录的一篇嘉靖二十年（1541）汪仲成为周氏宗谱所撰写的《绩溪周氏前修族谱叙》载：“故纪自始祖刺史公始，据其墓也，始祖以上非略也，阙其疑也；于绩为独详焉，耳目所逮也；迁徙必录，取起家之始也；亲尽而犹得书者，着其族之所自出也。”[16]（卷首《明汪序》）又如胡宗周所撰《绩溪周氏前修族谱序》载：“其较精核实伪，妄不淆见，其智焉世表其德，所以作孝恶为亲讳，所以作厚笔权惟公，所以示直锓梓印给，所以示信一举而众善，集诚无愧于家史矣。”[17]（卷首《明胡序》）由此可见，《宗谱》编修者对于史料考证的严谨态度，其“有疑必阙”、“精核实伪”的考证精神与同时期徽州“以讹传讹”的家谱编修者相比，实在难能可贵。
2.2 重视功能宣扬。家谱是宗族精神的体现，徽州家谱编修的过程是一种民间文化逐渐形成、成熟的过程，是宗法制度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中原名门望族光宗耀祖的心理。[18]如谱载，“周氏出自帝喾之后，以国为姓，其族蔓衍天下不可胜纪”[19]（卷首《明汪序》），“族有谱何以家史也，史以纪夫国事，谱以纪夫族姓，其义一也。是故以统同以辨异，统同者，详吾之所自出也；辨异者，非吾之所自出而略之者也，兹二者谱族之大端也必饰之，以礼炳之，以智本之，以孝维之，以厚秉之，以直永之，以信然后可不然吾未见其能谱也”[20]（卷首《明胡序》），“祖宗积德至于今日，当必有立身建业，广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者，是又予之所愿望也夫”[21]（卷首《元杰序》）。由此可见，《宗谱》既明确了“周氏出自帝喾之后，以国为姓”，又起到了“统同以辨异”的作用，同时，对于“立身建业”、“扬名后世”者予以宣扬，对于其光宗耀祖以贻后世的愿望予以满足，充分体现了“以稽先世，以贻将来”[22]的家族传承思想。
又如卷之首《题名总额》中通过对宗族贤达“忠义”、“孝友”、“尚义”、“科贡”等事迹的辑录，目的在于教育族人要秉承先祖的忠孝精神，传承先祖登科入仕的荣耀。由此不难看出，《宗谱》中对于祖先事迹的宣传，全方位地记述了明清徽州宗族的生活，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23]的家谱特征，践行了“明昭穆，别尊卑，追本溯源，敬祖收族，聚宗睦族”的家谱编修宗旨。对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辑录，一方面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宗族史料，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尊祖、敬宗、收族、睦族”的作用，对于宗族结构的维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挥了家谱促进家族伦理道德形成的功能。
3 《宗谱》的中辑录的文献特色及其价值
纂修家谱中的材料选择要有助于国家和宗族，而且史料记载要翔实。辑录的文献要起到光耀宗族，激励族中后人不断进取的作用。重视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是该谱编修的一大特色。《宗谱》对于文献资料的甄选，秉承了“追本溯源，敬祖收族，弘扬祖德，延续辉煌”的宗旨与目的。该谱中对于历代谱序、政府公文、宗族建设文献资料的辑录，延续了“贤能典籍，在所必载，所以传一族之文献也”[24]（卷首《明汪序》）的优良传统。
3.1 辑录历代谱序，宗族研究价值颇高。谱序在家谱中是重要的文献，主要阐述修谱的宗旨、宗族发展的源流和作序的由来等。续修的家谱一般收录前谱重要的序文，以示保留先世文翰、传承家族精神之意。《宗谱》辑录了历朝各代修谱序，其中元代谱序2篇，明代谱序6篇。胡松、汪仲成、胡文彬、胡宗周等名人为周氏所作的谱序均收录其中。这些丰富的谱序文献对于徽州谱学研究，乃至中国的谱牒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序中详细介绍了绩溪城西周氏宗族的源流繁衍以及历次修谱的经历，对于徽州宗族问题研究颇有价值。
3.2 文献采摘面广，史学价值颇高。《宗谱》卷之首《公文》篇，保存了明代政府公文的格式，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史实信息，具有珍贵的史学研究价值。如谱中《玉音》一篇，就详细记载了明成祖元年的一篇文告内容：“永乐元年八月十五日，钦奉圣旨，比先太祖皇帝曾于各处起取富户来实京师，如今北京人少，户部差人与同内官监察御史分头前去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两广、陕西、海南这几布政司与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温州、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著落府州，拣选无田粮及有田粮并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一千户做富户名头。”[25]（卷首《玉音》）从文中可知，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拣选地方上有一定实力的“殷实大户”随之迁徙至京都，以充实京都民籍，绩溪城西周氏因富而成为被拣选的对象，周氏家族十七世祖周德文因之牵涉其中，最终“以富户敕徙，卒北京宛平县”[26]（卷一《统宗世系图》）。明成祖拣选殷实富户迁至京师，充实京师民籍，一方面是为巩固当朝政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封建政治高压下世家大族人口的迁徙流动。
3.3 宗族建设的文献极为详备，史料价值颇高。《宗谱》中对于宗祠的建设、宗族的祭祀活动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如卷之首的“重建宗祠记”、“刻祠谱记”、“祠图”、“祭礼”、“祠规”等条目中，翔实记录了宗祠的重建、新旧置产的编入、祠堂原貌的呈现、祭祀活动的仪式以及宗族的典章规范等。谱中对于族规、家训的辑录，利于规范族人的言行，谆谆告诫族人要积极行善、睦族友爱，体现出温良恭俭的传统美德，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徽州宗族历来重视祠、墓祭祀活动，该谱完整地记录了祠祭活动的仪式和具体的祭祀用品陈设等细节问题，有关祠堂祭祀的资料颇为珍贵。如卷之首《祭礼》篇载：“朱子家礼以祠堂祭礼为首，盖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今亦以此冠于篇端。”[27]（卷二十《祭礼》）此篇详细记录了“春冬祭礼”，诸如“前期三日斋戒”、“前期一日设位陈器”、“省牲仪节”、“涤器具馔”、“习仪”、“仪节”、“行初献礼”、“通赞读祝”、“通赞行分献礼”、“复位”、“通赞行亚献礼”、“通赞行终献礼”、“通赞侑食”、“通赞饮福受胙”、“通赞谢胙”、“撤馔”、“通赞礼毕”、“嘏词”、“谕词”、“圣谕”、“家训”等祭祀步骤均有翔实记载，这对于认识、研究并还原历史上徽州宗族的祭祀活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古徽州宗族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4 余论
具有“东南邹鲁”之美誉的徽州，程朱理学思想深入人心，宗族势力在维护基层社会统治秩序中发挥的作用愈发强大、稳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徽州家谱作为程朱理学在基层乡土社会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和维系宗族内部结构的重要工具，其作用一直得到上至名门望族，下至平民百姓的高度重视。随着家谱编修活动在民间逐渐兴盛，徽州家谱在体例、内容上的新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谱牒学理论的发展。历代徽州人在家谱编纂理论与方法上取得的新成果亦被后世的修谱活动所借鉴和袭用。[28]《宗谱》的编修理论与特点明显地继承了前代的理论与编纂方法，并有所发展与创新。《宗谱》中对于体裁多样的历史文献的辑录，为研究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该谱不仅记录了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实态，还有机地融入到徽州基层社会之中，通过家谱功能的宣扬，担当起构筑基层社会秩序的重任，提高了家族的凝聚力，这也是徽州家谱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