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建芬：集体主义的国家牧歌
　　30多年前，王酩写了《小花》，李谷一唱了《乡恋》而被点名批评。
　　“因为当时《小花》的音乐创作，有一些偏离我们过去所谓革命的创作方向。李谷一第一次用了一些气声，感觉到嗲声嗲气的，被认为很不健康。当时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是流氓喜欢的歌。”
　　目睹这一切的谷建芬很不服气，心里想：“这么好听的歌为什么偏说是‘流氓歌’？那好，我还偏要写几首‘小流氓’喜欢的歌给你们看看。”
　　那个时代，小流氓喜欢的歌曲指的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谷建芬似乎也并不喜欢邓丽君，她甚至十分同情那些没歌儿唱只好听邓丽君的年轻人，她将诗歌《八十年代新一辈》谱成曲，创作了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如今看来，这首歌清新健康，是那个时代的正能量典范，具有一种集体主义荣光尚未散去的家国情怀，但误解、污蔑、诽谤还是纷至沓来———“这首歌是30年代上海靡靡之音的翻版”、“谷建芬败坏了中国乐风”、“专为小痞子写歌”、“为下人写歌”，甚至还有人说“谷建芬的音乐毒害青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抢班夺权的歌”。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谷建芬，无疑是不公平的。她的歌曲应该放在国家叙事的层面来考量：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存留着集体主义的荣光。她的歌声与那个时代相称，是那个时代重新定义健康年轻人的一个标杆。
　　张蔷：天安门上的口红
　　相比而言，八十年代的磁带销量之王张蔷的歌曲，更“不健康”，因为她让中国扭起了自己的屁股。
　　八十年代前期，在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双重高潮中，北京警方印发的小册子对迪斯科作出如下名词解释：迪斯科，又名扭屁股舞，是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舞蹈。
　　一切都可以以怀旧的名义时髦起来，在2013年岁末，在严打三十周年之际，张蔷在新裤子乐队的帮助下推出了一张唱片叫做《别问我什么是迪斯科》，隆重纪念了“扭屁股舞”。
　　张蔷最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其歌曲的意义在于，它见证了一代年轻人从广场政治走向广场舞会。他们占领和命名了新的公共空间：单位食堂、学校操场、废弃的工厂车间……都成为临时的舞会场所。在ktv和夜总会兴起之前，录像厅和音像店同样是崭新的公共空间，它们联手抵制、蚕食和消解着旧时代的广场文化。
　　张蔷的翻唱经常能干掉原唱——尖，亮，嗲，骚，不事雕琢也谈不上功底，就是一股冲天野劲，她激发了歌迷的想象：一只在大街上一蹦老高的性感小骚猫。张蔷和那一代青少年，都充满了压抑已久的反弹力，完全不是那时候台湾流行音乐千百惠式的纯情玉女形象所能拘束。
　　启蒙是什么？开启荷尔蒙。路灯下的小女孩掀开了井盖，混合着汗臭和香水，大街上满是月朦胧鸟朦胧的荷尔蒙。
　　张蔷的青春荷尔蒙对于五千年文明来说是石破天惊的，但对于微信陌陌时代来说，却又老派得令人发指。是历史的一阵恼人的秋风，把张蔷忽然刮到时代的前列，而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红遍天下了，同样还没做好准备，就又被九十年代淡忘了。
　　八十年代的中国，就像是一块古老的沉重的石头在跳舞，而张蔷们，是在用口红胡涂乱抹着天安门。
　　崔健：点燃寒冷年代的烟头
　　这应该是一副很有意思的波普画：1984年，垮掉派诗人金斯堡随团访问中国，在保定，他写了一首《读白居易》。他从洛杉矶老态龙钟的电影明星扯到广州红皮多汁的烤狗，从文化大革命扯到了张继的寒山寺最后说：
　　我知道，自从秦始皇王朝以来，多数人这样想过：
　　“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小小老百姓。”
　　这一句话便胜过当时全部的“伤痕”或“寻根”文学，它喻示着一种方向：五千年的集体主义已经崩塌，原子个体的时代已经到来。
　　于是，1986年，一场群星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端冲锋枪似地抱着吉他，走上了舞台。
　　未曾开口，他的一身打扮已经引起了观众的阵阵骚动：一件超肥大的藏蓝色中式罩衫——敞着怀；一条上肥下瘦的黑色棉布“秋裤”——裤腿一高一低；一双千层底“老头鞋”，一双白色棉布袜子，又厚又密、颇具乡土风味的齐头帘几乎遮住了眼睛……24岁的崔健，就这样站在了1986年的北京的舞台上，活像一出荒诞剧。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沙哑的嗓音“撕心裂肺”般响起。有一瞬间，台下安静地令人窒息——紧接着，整个体育馆就被潮水般地欢呼声淹没了。
　　那是崔健的第一次公开演出，第一次唱《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乐，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横空出世了。
　　“历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酿成的，《一无所有》并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个小烟头，也足以点燃那个年月在封冻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们。”乐评人张晓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