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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因此翻译不仅仅是原文本与目标文本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沟通和移植。本文从文化视阈阐述佛经翻译在我国发展的主要阶段、佛经翻译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对翻译研究作出启示。
关键词： 佛经 翻译 文化
1.引言
我国的佛教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佛经翻译的历史。佛经翻译，不仅仅是符号间的相互转换，从文化翻译的角度看，其是将一种语码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转换过来，从而推动文化的传播，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单宇，范武邱，2010）。在佛经翻译和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于相互借鉴、相互补益的良性循环中。正如我国伟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引自林煌天，1997：季羡林序）
2.佛经翻译的主要阶段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西汉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到唐臻子极盛，北宋已基本告一段落，元以后则是尾声，主要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148—316年，即西汉末年到西晋，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有安清、支娄迦谶和支谦。翻译的特点是：主要翻译人员为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往往全凭口授，一人口译成汉语，再由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最后进行修饰。从翻译方法来说，一般都采用直译法。第二阶段，公元317—617年，即从东晋开始至隋统一中国，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莫过于鸠摩罗什。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翻译特点：朝廷开始组织译场，选拔大批人才进行翻译，这样就由前一阶段的个人翻译转为集体翻译。集体讨论所译出的佛经，无疑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有如释道安总结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规律，等等，这一时期基本上采用意译的方法，和前一阶段的直译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阶段，公元618—906年，即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唐代佛教的发展，其译经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使得这一阶段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其特点是：主要翻译人员大部分都是本国僧人，他们精通梵汉，深知佛理，比之前代，这一时期译经的计划性更强，往往都是翻译全集。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有两个（玄奘和不空）都出在唐代。此时的佛经翻译的进步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忠实于原著方面，精确度大于前代。要说忠实于原文，当属玄奘的“五不翻”原则及他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翻译标准。他强调，译文既要忠实，直切地反映原文的愿意，又要通顺易懂，这与西方翻译理论是一致的，对后来我国的翻译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四阶段，公元954—1111年，五代时期的佛教稍受打击，但到了北宋，佛教又盛行起来。从南宋开始，我国的译经事业开始衰微。元代虽崇佛教，但译经只有数人。明清只有个别译者译了几部经而已。
3.佛经翻译与文化的内在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就是推动文化传播，沟通文化理解，促进文化交流的过程。我国学者张素艳（2007）曾说：“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当具有文化意识。”
佛教传入初期受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地域文化中接受佛教文化，所以译者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打上了我国的语言和文化烙印，使译本归化于我国传统文化，这不仅有利于读者的接受和认可，还能大大方便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可见，翻译的成功一方面是文本转换后信息传达的成功，另一方面是传达的信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的影响。
佛经翻译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首先体现在对传统语言文字产生的影响。试举例说明，汉语中源于佛经广为流传的成语不胜枚举，如“大慈大悲”、“六根清净”、“不可思议”、“不生不灭”、“回光返照”、“四大皆空”、“普度众生”、“昙花一现”、“针锋相对”、“水月镜花”、“醍醐灌顶”，等等。汉语中还有许多俗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都是从佛经中衍化而来的，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事不登三宝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可见，佛经翻译与我国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次，我国的文学创作受到佛经翻译的影响。当代的人们多用散文写作，而不用诗，但诗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并在唐代达到顶峰，唐之后，诗渐被曲、杂剧、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所取代，这些改变都受到经文翻译的影响。佛教赋予文学想象力，尽管有时不合理，却把相对缺少想象力的沉闷的古汉语文学解放出来。我们有了《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其中超自然的想象人物孙悟空、哪吒和其他不朽的众神鬼怪深深吸引了我们，“三头六臂”、能变身形等在每一个儿童的心里播下了想象的种子。除此之外，佛教对我国的思想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佛教进入我国后吸取了儒家的孝道思想，提出了出家奉佛能光宗耀祖，进而救世此乃大孝，与儒妥协。在传教方法和理论方面吸收了不少道教的神仙方术思想，与道调和，所谓“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说的就是这个理。
显而易见，佛经翻译对我国传统语言、文字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唐朝时期的文化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长安也成为世界文化汇聚的中心，而且我国的天文、医药、建筑、绘画、音乐、雕塑等无不留下斑斑佛迹。尤其佛教的石窟和壁画艺术，更是我国珍贵的文物古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就像侵入我国的一支大军一样，对我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大侵略”，我国文化在与佛教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过程中不断汲取养料，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佛经翻译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盛举，为气度恢宏、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结语
佛经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繁荣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是文化间的交流。所以，翻译研究必须放在历史文化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单将翻译置于真空似的文本中是远远不够的（傅小平，郑欢，2002）。翻译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这样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翻译对文化的传播和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必须借助于它的载体，即语言，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工具，必然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因此，译者应该考虑影响翻译活动过程的各种因素，以及翻译活动本身对目标语文化、原文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曾经的机器翻译理论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我们有理由认为，要想真正认识翻译的本质、探讨翻译实践的最优途径，必须把翻译放在“文化”这一大范畴下。
参考文献：
[1]陈福康.古代佛经翻译理论的传统文化意义[J].外国语，1991（04）：57-63.
[2]傅小平，郑欢.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08）：202-206.
[3]刘娜.浅谈佛经翻译对汉语语言的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03）：403-406.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谭载喜.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J].中国翻译，2002（02）：14-18.
[6]赵秀明，姜春兰.佛教与中国翻译学[J].上海翻译，2006（02）：7-13.
关键词： 佛经 翻译 文化
1.引言
我国的佛教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佛经翻译的历史。佛经翻译，不仅仅是符号间的相互转换，从文化翻译的角度看，其是将一种语码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转换过来，从而推动文化的传播，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单宇，范武邱，2010）。在佛经翻译和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于相互借鉴、相互补益的良性循环中。正如我国伟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引自林煌天，1997：季羡林序）
2.佛经翻译的主要阶段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西汉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到唐臻子极盛，北宋已基本告一段落，元以后则是尾声，主要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148—316年，即西汉末年到西晋，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有安清、支娄迦谶和支谦。翻译的特点是：主要翻译人员为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往往全凭口授，一人口译成汉语，再由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最后进行修饰。从翻译方法来说，一般都采用直译法。第二阶段，公元317—617年，即从东晋开始至隋统一中国，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莫过于鸠摩罗什。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翻译特点：朝廷开始组织译场，选拔大批人才进行翻译，这样就由前一阶段的个人翻译转为集体翻译。集体讨论所译出的佛经，无疑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有如释道安总结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规律，等等，这一时期基本上采用意译的方法，和前一阶段的直译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阶段，公元618—906年，即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唐代佛教的发展，其译经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使得这一阶段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其特点是：主要翻译人员大部分都是本国僧人，他们精通梵汉，深知佛理，比之前代，这一时期译经的计划性更强，往往都是翻译全集。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有两个（玄奘和不空）都出在唐代。此时的佛经翻译的进步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忠实于原著方面，精确度大于前代。要说忠实于原文，当属玄奘的“五不翻”原则及他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翻译标准。他强调，译文既要忠实，直切地反映原文的愿意，又要通顺易懂，这与西方翻译理论是一致的，对后来我国的翻译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四阶段，公元954—1111年，五代时期的佛教稍受打击，但到了北宋，佛教又盛行起来。从南宋开始，我国的译经事业开始衰微。元代虽崇佛教，但译经只有数人。明清只有个别译者译了几部经而已。
3.佛经翻译与文化的内在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就是推动文化传播，沟通文化理解，促进文化交流的过程。我国学者张素艳（2007）曾说：“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当具有文化意识。”
佛教传入初期受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地域文化中接受佛教文化，所以译者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打上了我国的语言和文化烙印，使译本归化于我国传统文化，这不仅有利于读者的接受和认可，还能大大方便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可见，翻译的成功一方面是文本转换后信息传达的成功，另一方面是传达的信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的影响。
佛经翻译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首先体现在对传统语言文字产生的影响。试举例说明，汉语中源于佛经广为流传的成语不胜枚举，如“大慈大悲”、“六根清净”、“不可思议”、“不生不灭”、“回光返照”、“四大皆空”、“普度众生”、“昙花一现”、“针锋相对”、“水月镜花”、“醍醐灌顶”，等等。汉语中还有许多俗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都是从佛经中衍化而来的，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事不登三宝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可见，佛经翻译与我国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次，我国的文学创作受到佛经翻译的影响。当代的人们多用散文写作，而不用诗，但诗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并在唐代达到顶峰，唐之后，诗渐被曲、杂剧、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所取代，这些改变都受到经文翻译的影响。佛教赋予文学想象力，尽管有时不合理，却把相对缺少想象力的沉闷的古汉语文学解放出来。我们有了《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其中超自然的想象人物孙悟空、哪吒和其他不朽的众神鬼怪深深吸引了我们，“三头六臂”、能变身形等在每一个儿童的心里播下了想象的种子。除此之外，佛教对我国的思想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佛教进入我国后吸取了儒家的孝道思想，提出了出家奉佛能光宗耀祖，进而救世此乃大孝，与儒妥协。在传教方法和理论方面吸收了不少道教的神仙方术思想，与道调和，所谓“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说的就是这个理。
显而易见，佛经翻译对我国传统语言、文字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唐朝时期的文化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长安也成为世界文化汇聚的中心，而且我国的天文、医药、建筑、绘画、音乐、雕塑等无不留下斑斑佛迹。尤其佛教的石窟和壁画艺术，更是我国珍贵的文物古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就像侵入我国的一支大军一样，对我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大侵略”，我国文化在与佛教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过程中不断汲取养料，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佛经翻译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盛举，为气度恢宏、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结语
佛经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繁荣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是文化间的交流。所以，翻译研究必须放在历史文化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单将翻译置于真空似的文本中是远远不够的（傅小平，郑欢，2002）。翻译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这样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翻译对文化的传播和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必须借助于它的载体，即语言，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工具，必然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因此，译者应该考虑影响翻译活动过程的各种因素，以及翻译活动本身对目标语文化、原文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曾经的机器翻译理论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我们有理由认为，要想真正认识翻译的本质、探讨翻译实践的最优途径，必须把翻译放在“文化”这一大范畴下。
参考文献：
[1]陈福康.古代佛经翻译理论的传统文化意义[J].外国语，1991（04）：57-63.
[2]傅小平，郑欢.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08）：202-206.
[3]刘娜.浅谈佛经翻译对汉语语言的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03）：403-406.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谭载喜.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J].中国翻译，2002（02）：14-18.
[6]赵秀明，姜春兰.佛教与中国翻译学[J].上海翻译，2006（02）：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