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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试对三次新政略作简述并对三次新政发生的背景、目的、性质、影响等进行一些比校探讨，不揣浅陋，就教于广大同仁。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三次；新政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相继出台。对于这三次新政，史学界褒贬不一，现对其做如下探讨。
一、三次新政简述
（一）洋务新政
又称自强运动，同光新政，是指1861年至1894年，是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的一次自救活动和‘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十九世纪6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为掠取更多的侵略利益，在经济上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国内人民起义不断，边疆危机四起。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洋务新政。洋务新政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洋务新政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戊戌新政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企图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是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三）清末新政
又称庚子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晚清继洋务新政、戊戌新政之后的第三次重要变革活动。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到1912年清帝退位止，历时十载，虽然失败，但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渡过危机。
二、洋务新政、戊戌新政、清末“新政”的比较
洋务新政、戊戌新政、清末“新政”都是清政府针对时局的变化而进行的重大政策调整，对三次新政发生的背景、目的、性质、影响等进行一些比校探讨。
（一）三次新政都是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
洋务新政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清廷亡命热河，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条约》把侵略势力由沿海延伸到内地，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实行洋务新政。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题，维新派把救亡和变法联系起来，提出改良方案，实行的戊戌新政适应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清末新政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又一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八国联军侵华占领北京，清廷亡命西安，中外反动势力完全勾结，《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伴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这种形势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要乔装改扮，实行“新政”，以挽救灭亡的命运。
（二）三次新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者都有挽救民族危机和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图，但侧重点各异。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维新派力倡变法，通过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扭转国势衰落的局面，具有鲜明的爱国性。“新政”的主要目的是要完成列强在《辛丑条约》中给清政府规定的镇压人民及赔款等任务，以保住其反动统治，与爱国图存关系甚微。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新政的破产。
（三） 洋务新政、维新变法、新政和立宪都是清政府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三次新政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的产物，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由地主阶级掀起的自救运动，以挽救封建统治。
（四）三次新政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洋务新政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戊戌新政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西方思想和科技的传播，对中国社会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清末新政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三、小结
近代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嬗变之中，对于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的论述应力求客观、全面，以免失之偏颇，难以令人信服。
参考文献：
[1]王振宁.论改革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作用[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6-137.
[2]张凯斌，姜锋，谢小琴.探寻新世纪10年世界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轨迹——“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2010年年会暨英国史国际研讨会”综述[J].史学集刊，2010（5）：125-127.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學历史与社会学院）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三次；新政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相继出台。对于这三次新政，史学界褒贬不一，现对其做如下探讨。
一、三次新政简述
（一）洋务新政
又称自强运动，同光新政，是指1861年至1894年，是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的一次自救活动和‘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十九世纪6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为掠取更多的侵略利益，在经济上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国内人民起义不断，边疆危机四起。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洋务新政。洋务新政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洋务新政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戊戌新政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企图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是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三）清末新政
又称庚子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晚清继洋务新政、戊戌新政之后的第三次重要变革活动。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到1912年清帝退位止，历时十载，虽然失败，但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渡过危机。
二、洋务新政、戊戌新政、清末“新政”的比较
洋务新政、戊戌新政、清末“新政”都是清政府针对时局的变化而进行的重大政策调整，对三次新政发生的背景、目的、性质、影响等进行一些比校探讨。
（一）三次新政都是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
洋务新政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清廷亡命热河，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条约》把侵略势力由沿海延伸到内地，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实行洋务新政。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题，维新派把救亡和变法联系起来，提出改良方案，实行的戊戌新政适应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清末新政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又一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八国联军侵华占领北京，清廷亡命西安，中外反动势力完全勾结，《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伴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这种形势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要乔装改扮，实行“新政”，以挽救灭亡的命运。
（二）三次新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者都有挽救民族危机和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图，但侧重点各异。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维新派力倡变法，通过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扭转国势衰落的局面，具有鲜明的爱国性。“新政”的主要目的是要完成列强在《辛丑条约》中给清政府规定的镇压人民及赔款等任务，以保住其反动统治，与爱国图存关系甚微。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新政的破产。
（三） 洋务新政、维新变法、新政和立宪都是清政府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三次新政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的产物，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由地主阶级掀起的自救运动，以挽救封建统治。
（四）三次新政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洋务新政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戊戌新政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西方思想和科技的传播，对中国社会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清末新政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三、小结
近代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嬗变之中，对于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的论述应力求客观、全面，以免失之偏颇，难以令人信服。
参考文献：
[1]王振宁.论改革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作用[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6-137.
[2]张凯斌，姜锋，谢小琴.探寻新世纪10年世界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轨迹——“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2010年年会暨英国史国际研讨会”综述[J].史学集刊，2010（5）：125-127.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學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