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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一位年轻的民族学者来到基诺山。
这里是我国最后确认的民族——基诺族主要聚居的地方。
他是来研究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第一次走进基诺山乡的亚诺寨，眼前的一切让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他深感震撼，“老百姓住的全是茅草房，房子里最有生气的地方就是火塘，家用物品就是几口铁锅、一两杆猎枪。”
白天忙完田野调查，晚上坐在老百姓家竹楼阳台上，看着满天星斗，想想当地贫穷的现实，他充满疑惑：这地方能实现现代化？未来二三十年基诺山的村寨能不能都通公路、都有电灯？老百姓能不能住上砖瓦房？
最近重访基诺山，这位学者——湖北大学特聘教授、云南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郑晓云对基诺族的沧桑巨变欣喜不已。
他曾经的疑惑烟消云散。如今，在这个偏远的山乡，每个村寨都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视、通4G网络，家家住上了安居房，发展了特色产业，学生就学、民众看病有了保障。全乡户均拥有摩托车1.5辆，三分之一的农户有了小汽车。
2018年，基诺山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1757元，是改革开放之初也就是基诺族被确认之时的约110倍。
今年4月，共2万多人的基诺族宣告“整族脱贫”。
从原始社会走来的基诺族，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跨越了人类社会上千年的历程。今天的基诺族，正奋进在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基诺族是最后被国务院确认的单一民族，时为40年前的1979年，其后被称为我国“第56个民族”。
基诺族从开展识别到最后认定，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云南省社科院的老专家杜玉亭先生功不可没。
他曾撰文回忆基诺族识别的历程——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由于云南民族识别任务重，参与民族识别的专家学者有限，这次民族识别没有顾及基诺人。
1958年，因编写《彝族简史》的需要，受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彝族分组派遣，杜玉亭首次带队对基诺人进行民族识别。当时有意见认为，基诺人可能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当年，杜玉亭两次带队深入基诺山开展调查，获得了丰富的资料，但对基诺人识别问题没有提出倾向性意见，没有按照预先设想的将基诺人定为彝族支系。尽管这次未能完成识别基诺人的任务，但其文化特点给杜玉亭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至“文革”期间，基诺人民族识别工作被搁置。
1977年，四川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发起编写《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一书，邀请杜玉亭参与。编写组到云南考察时，杜玉亭提出基诺人的民族识别对编写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云南有关部门支持下，包含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20余位专家改编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深入基诺山开展调查。专家经调查研究后一致认为，基诺人具备了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的条件。
我国民族识别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为理论依据。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杜玉亭在1977年执笔的《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结论中指出：“基诺人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居住地域，在经济和文化习俗上有一定特点，也有自己的共同心理素质。”
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名从主人”也是一条重要原则。基诺人的识别就尊重了本民族的意愿。据杜玉亭撰文回忆，在民族识别的座谈会上，基诺人代表人物说：“基诺人与别的民族不一样，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支系。”“从分天分地分界限时基诺人就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
杜玉亭执笔的报告得到有关方面认可。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公告，确认基诺族为我国单一少数民族。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基诺族全国总人口为2.3万余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这是全国唯一的基诺族乡。基诺山邻近乡镇也有基诺族散居。
坐落在基诺山乡巴坡村的中国基诺族博物馆，为世人提供了一个读懂基诺族的窗口。据馆中资料介绍，基诺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过去多靠刻竹木记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诺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过着刀耕火种、采集狩獵的生活。人们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山茅野菜，穿的是树皮衣。
关于基诺族起源，民间流传不少与诸葛亮有关的传说。有的说基诺族祖先是跟随孔明南征的战士，因掉队而被丢落；有的说基诺族种茶的知识源于孔明传授。基诺山附近还有一座“孔明山”。在历史上，诸葛亮南征确有其事，但诸葛亮及其军队最远只到过滇池一带，并未到过西双版纳的基诺山。
据民族学者考证，基诺族是基诺山一带古老的土著民族，其祖先早在母系氏族社会以前的血缘家族时代就已在当地定居。
基诺语称基诺山乡辖区为“基诺洛克”，即基诺族居住的山区，简称“基诺山”。汉文曾将其音译为“攸乐山”。清代将普洱茶作为贡物，攸乐山是著名的普洱茶六大古茶山之一。此地为原始森林密布的热带山区，气候偏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目前全乡森林覆盖率高达94%。
“我们基诺族是‘尊敬舅舅的民族’。”基诺山乡乡长李柏忠说。基诺族对舅舅非常尊敬，实际上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基诺族传统风俗伦理中，舅舅对外甥的传统权利和义务甚多，比如，舅舅有养育失去父母的外甥直到其成家立业的义务，外甥结婚必须征得舅舅的同意。
“从元代开始，基诺山所属的西双版纳就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熟悉基诺族历史文化的基诺山乡文化站副站长白光明介绍，雍正七年，清政府在基诺山司土老寨设立“攸乐同知”，派遣500名官兵驻守。由于“烟瘴甚盛”，几年后机构撤销、官兵撤离。如今在司土老寨，还保存着攸乐同知遗址。 1957年，基诺山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个具有政权性质的机构——攸乐山生产文化站。1988年3月，基诺山基诺族乡定名至今。
基诺山寨，一座巨大的女神石像前，导游纪春丽给游客讲解：“这是基诺族创世始祖‘阿嫫腰北’，传说是她创造了万物和人类……”
该景区依托最古老的基诺族村寨之一巴坡村建设。每天，一辆辆旅游大巴将五湖四海的游客带来参观游览。
此处曾是长期封闭的滇南边陲之地。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寨子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只有几十厘米宽的羊肠小道，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过去的基诺人不与其他民族通婚，也基本不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
现在，西双版纳是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离州府较近的基诺山乡，近水楼台先得月。昔日偏远闭塞、贫穷落后的基诺山乡，如今打开山门，迎来四海游客。
基诺山乡政府介绍，2018年，基诺山寨景区接待游客近17万人；今年前5个月接待游客就已超过10万人，同比大幅增长。
景区员工多数是基诺族村民。有的如纪春丽负责解说，有的负责迎宾，有的演示国家级非遗项目“基诺大鼓舞”或竹制传统乐器“奇柯阿咪”。还有位“景区长老”车杰，负责主持祭大鼓仪式及基诺族男孩的成人礼。
旅游带动了当地村寨脱贫致富。车杰介绍，在景区工作的村民有60多人，每月有两三千元到四五千元不等的收入。景区每年给巴坡村分红30余万元，还设置了一批免费摊位，让村民出售水果、蜂蜜等土特产品。
景区外的村民也乘着旅游的东风，做起了民宿、餐饮等旅游服务业。巴飘村的姿梅花费约30万元，新盖了一栋基诺族特色农家乐，为游客提供住宿和美食。她憧憬着，“希望来基诺山的游客越来越多！”
基诺族村民春雷，最近通过微信交易，把25公斤古树普洱茶从西南边疆卖到了东北的黑龙江，一单收入两万元。
“以前卖茶要等老板带现金来收，现在发个朋友圈就卖了。”春雷说。
38岁的春雷家住基诺山乡洛特老寨。他家人口多、收入少， 2014年被确定为贫困户。32岁以前，他从没用过存折和银行卡，家里偶尔有点钱，就存在一个竹筒里，更多的时候是借钱度日。
经政府引导并组织培训，春雷一家种上了橡胶、芒果和生态茶，总共超过110亩。随着茶叶价格上涨，橡胶有了效益，全家收入快速增长，2015年就脱了贫。到去年就更红火了，他数起家里的“财报”：自己家的茶叶，卖了5万元；收购茶叶加工出售，赚了8万；割橡胶，卖了1万多点；采大红菌，还挣了两三千……
春雷一家是基诺族产业变迁的缩影。在他父亲年幼时，基诺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没有商品观念，更没有所谓产业。那时候，人们种地一起种，打猎一起打，收获的粮食和猎物都按照原始平均主义的原则分配。
基诺山乡党委书记王超介绍，多年来，在党和政府帮助下，基诺族人民积极开发热区资源，推动产业兴旺。当地特色产业包括种植橡胶、茶叶、砂仁和水果，养殖生猪、家禽和蜜蜂，采摘野生菌和野菜，发展乡村旅游等。
移动互联的时代，本土的热闹仍然少不了。近四年来，每半个月，基诺山开展一次“山货赶街日”，这是当地展销山货的重要渠道。各个村寨的村民们把采集来的大蝌蚪、蚂蚁蛋、山螃蟹、鸡枞、大红菌、蜂蛹等山里特有的产品拿来出售。为了购买山货，景洪城里的许多人一大早就赶过来，担心错过难得的“野味”。
一个巨大的木鼓架在舞台中央，主持祭祀的长老绕行四周，一边念着祭文，一边撒着米粒，然后把两杯烈酒洒在鼓面上。祭祀完毕，鼓声和锣声响起，身穿红、白、黑三色民族服饰的一群舞者开始跳起“大鼓舞”。
这是基诺山寨景区的基诺大鼓舞展演。曾经濒临失传的基诺族神秘大鼓文化，如今走上舞台、走进屏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基诺族传统文化中，最神秘的就是大鼓。”62岁的基诺族老人白腊先说。他戴着黑框眼镜，胡须泛白，神情严肃，透露出几分神秘气质。
在创世神话中，基诺族传说是“从大鼓里走出来的民族”。因此，大鼓成为基诺族人敬畏的神圣之物。白腊先说，按照传统，基诺大鼓不能随便放，也不能随便敲，必须供在卓巴（长老）家中，祭祀的时候才敲。
信奉万物有灵的基诺族，有着复杂多样的祭祀活动，其中以过年的节日“特懋克节”最为隆重。每年的特懋克节，各个村寨都要举行祭大鼓仪式，男女老少跳起大鼓舞，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但曾经有一二十年，基诺山的鼓声消失了，大鼓被当成旧物件砸烂。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开始恢复，大鼓却找不回来。白腊先所在的巴坡村也不例外，“过特懋克节不祭大鼓、不跳大鼓舞，总感觉不对劲。”
那时，21岁的青年白腊先鼓起勇气，找到寨子的几位老人，想学大鼓舞。刚开始，没有人敢教他。但他不气馁，经常晚上打着酒去请老人喝，哄了一年多，有的老人就偷偷地教他大鼓舞的曲调和舞蹈动作。
没有大鼓，终究不行。他又找到寨子的卓巴，希望新做一个大鼓。卓巴批准了，安排7位老人带他到密林中寻找木料。“我们把直径一米多的大树砍倒，然后截断、修圆、凿空，在山里忙了整整9天。”
他们把鼓桶搬回寨子，晾上两天，蒙上牛皮，大鼓做成了。从此，巴坡村的特懋克节又响起了大鼓声，人们又跳起了大鼓舞。
2006年，基诺大鼓舞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来，擅长跳大鼓舞，也會制作大鼓的白腊先成了省级非遗传承人。
2011年，寨子里10名年轻人拜入白腊先门下，学习做大鼓。从寻找木料、制作鼓桶、蒙牛皮到新鼓祭祀，制作基诺大鼓工序繁多，处处都有讲究。让他欣慰的是，徒弟们学得认真，真心希望传承本民族的独特文化。
白腊先带出的这支制作大鼓的团队，几年来做成了30多个大鼓，多数卖给了基诺山各村寨。昔日祭祀才用的基诺大鼓，如今有了新功能——展示基诺族文化。在基诺山寨景区，每天有6场基诺大鼓舞展演，几十名青年男女参与其中。
这里是我国最后确认的民族——基诺族主要聚居的地方。
他是来研究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第一次走进基诺山乡的亚诺寨，眼前的一切让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他深感震撼，“老百姓住的全是茅草房，房子里最有生气的地方就是火塘，家用物品就是几口铁锅、一两杆猎枪。”
白天忙完田野调查，晚上坐在老百姓家竹楼阳台上，看着满天星斗，想想当地贫穷的现实，他充满疑惑：这地方能实现现代化？未来二三十年基诺山的村寨能不能都通公路、都有电灯？老百姓能不能住上砖瓦房？
最近重访基诺山，这位学者——湖北大学特聘教授、云南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郑晓云对基诺族的沧桑巨变欣喜不已。
他曾经的疑惑烟消云散。如今，在这个偏远的山乡，每个村寨都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视、通4G网络，家家住上了安居房，发展了特色产业，学生就学、民众看病有了保障。全乡户均拥有摩托车1.5辆，三分之一的农户有了小汽车。
2018年，基诺山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1757元，是改革开放之初也就是基诺族被确认之时的约110倍。
今年4月，共2万多人的基诺族宣告“整族脱贫”。
从原始社会走来的基诺族，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跨越了人类社会上千年的历程。今天的基诺族，正奋进在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第56个民族”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基诺族是最后被国务院确认的单一民族，时为40年前的1979年，其后被称为我国“第56个民族”。
基诺族从开展识别到最后认定，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云南省社科院的老专家杜玉亭先生功不可没。
他曾撰文回忆基诺族识别的历程——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由于云南民族识别任务重，参与民族识别的专家学者有限，这次民族识别没有顾及基诺人。
1958年，因编写《彝族简史》的需要，受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彝族分组派遣，杜玉亭首次带队对基诺人进行民族识别。当时有意见认为，基诺人可能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当年，杜玉亭两次带队深入基诺山开展调查，获得了丰富的资料，但对基诺人识别问题没有提出倾向性意见，没有按照预先设想的将基诺人定为彝族支系。尽管这次未能完成识别基诺人的任务，但其文化特点给杜玉亭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至“文革”期间，基诺人民族识别工作被搁置。
1977年，四川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发起编写《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一书，邀请杜玉亭参与。编写组到云南考察时，杜玉亭提出基诺人的民族识别对编写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云南有关部门支持下，包含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20余位专家改编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深入基诺山开展调查。专家经调查研究后一致认为，基诺人具备了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的条件。
我国民族识别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为理论依据。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杜玉亭在1977年执笔的《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结论中指出：“基诺人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居住地域，在经济和文化习俗上有一定特点，也有自己的共同心理素质。”
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名从主人”也是一条重要原则。基诺人的识别就尊重了本民族的意愿。据杜玉亭撰文回忆，在民族识别的座谈会上，基诺人代表人物说：“基诺人与别的民族不一样，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支系。”“从分天分地分界限时基诺人就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
杜玉亭执笔的报告得到有关方面认可。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公告，确认基诺族为我国单一少数民族。
“尊敬舅舅的民族”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基诺族全国总人口为2.3万余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这是全国唯一的基诺族乡。基诺山邻近乡镇也有基诺族散居。
坐落在基诺山乡巴坡村的中国基诺族博物馆，为世人提供了一个读懂基诺族的窗口。据馆中资料介绍，基诺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过去多靠刻竹木记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诺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过着刀耕火种、采集狩獵的生活。人们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山茅野菜，穿的是树皮衣。
关于基诺族起源，民间流传不少与诸葛亮有关的传说。有的说基诺族祖先是跟随孔明南征的战士，因掉队而被丢落；有的说基诺族种茶的知识源于孔明传授。基诺山附近还有一座“孔明山”。在历史上，诸葛亮南征确有其事，但诸葛亮及其军队最远只到过滇池一带，并未到过西双版纳的基诺山。
据民族学者考证，基诺族是基诺山一带古老的土著民族，其祖先早在母系氏族社会以前的血缘家族时代就已在当地定居。
基诺语称基诺山乡辖区为“基诺洛克”，即基诺族居住的山区，简称“基诺山”。汉文曾将其音译为“攸乐山”。清代将普洱茶作为贡物，攸乐山是著名的普洱茶六大古茶山之一。此地为原始森林密布的热带山区，气候偏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目前全乡森林覆盖率高达94%。
“我们基诺族是‘尊敬舅舅的民族’。”基诺山乡乡长李柏忠说。基诺族对舅舅非常尊敬，实际上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基诺族传统风俗伦理中，舅舅对外甥的传统权利和义务甚多，比如，舅舅有养育失去父母的外甥直到其成家立业的义务，外甥结婚必须征得舅舅的同意。
“从元代开始，基诺山所属的西双版纳就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熟悉基诺族历史文化的基诺山乡文化站副站长白光明介绍，雍正七年，清政府在基诺山司土老寨设立“攸乐同知”，派遣500名官兵驻守。由于“烟瘴甚盛”，几年后机构撤销、官兵撤离。如今在司土老寨，还保存着攸乐同知遗址。 1957年，基诺山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个具有政权性质的机构——攸乐山生产文化站。1988年3月，基诺山基诺族乡定名至今。
打开边陲山门
基诺山寨，一座巨大的女神石像前，导游纪春丽给游客讲解：“这是基诺族创世始祖‘阿嫫腰北’，传说是她创造了万物和人类……”
该景区依托最古老的基诺族村寨之一巴坡村建设。每天，一辆辆旅游大巴将五湖四海的游客带来参观游览。
此处曾是长期封闭的滇南边陲之地。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寨子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只有几十厘米宽的羊肠小道，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过去的基诺人不与其他民族通婚，也基本不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
现在，西双版纳是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离州府较近的基诺山乡，近水楼台先得月。昔日偏远闭塞、贫穷落后的基诺山乡，如今打开山门，迎来四海游客。
基诺山乡政府介绍，2018年，基诺山寨景区接待游客近17万人；今年前5个月接待游客就已超过10万人，同比大幅增长。
景区员工多数是基诺族村民。有的如纪春丽负责解说，有的负责迎宾，有的演示国家级非遗项目“基诺大鼓舞”或竹制传统乐器“奇柯阿咪”。还有位“景区长老”车杰，负责主持祭大鼓仪式及基诺族男孩的成人礼。
旅游带动了当地村寨脱贫致富。车杰介绍，在景区工作的村民有60多人，每月有两三千元到四五千元不等的收入。景区每年给巴坡村分红30余万元，还设置了一批免费摊位，让村民出售水果、蜂蜜等土特产品。
景区外的村民也乘着旅游的东风，做起了民宿、餐饮等旅游服务业。巴飘村的姿梅花费约30万元，新盖了一栋基诺族特色农家乐，为游客提供住宿和美食。她憧憬着，“希望来基诺山的游客越来越多！”
有“朋友圈”，也有“赶街日”
基诺族村民春雷，最近通过微信交易，把25公斤古树普洱茶从西南边疆卖到了东北的黑龙江，一单收入两万元。
“以前卖茶要等老板带现金来收，现在发个朋友圈就卖了。”春雷说。
38岁的春雷家住基诺山乡洛特老寨。他家人口多、收入少， 2014年被确定为贫困户。32岁以前，他从没用过存折和银行卡，家里偶尔有点钱，就存在一个竹筒里，更多的时候是借钱度日。
经政府引导并组织培训，春雷一家种上了橡胶、芒果和生态茶，总共超过110亩。随着茶叶价格上涨，橡胶有了效益，全家收入快速增长，2015年就脱了贫。到去年就更红火了，他数起家里的“财报”：自己家的茶叶，卖了5万元；收购茶叶加工出售，赚了8万；割橡胶，卖了1万多点；采大红菌，还挣了两三千……
春雷一家是基诺族产业变迁的缩影。在他父亲年幼时，基诺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没有商品观念，更没有所谓产业。那时候，人们种地一起种，打猎一起打，收获的粮食和猎物都按照原始平均主义的原则分配。
基诺山乡党委书记王超介绍，多年来，在党和政府帮助下，基诺族人民积极开发热区资源，推动产业兴旺。当地特色产业包括种植橡胶、茶叶、砂仁和水果，养殖生猪、家禽和蜜蜂，采摘野生菌和野菜，发展乡村旅游等。
移动互联的时代，本土的热闹仍然少不了。近四年来，每半个月，基诺山开展一次“山货赶街日”，这是当地展销山货的重要渠道。各个村寨的村民们把采集来的大蝌蚪、蚂蚁蛋、山螃蟹、鸡枞、大红菌、蜂蛹等山里特有的产品拿来出售。为了购买山货，景洪城里的许多人一大早就赶过来，担心错过难得的“野味”。
“不跳大鼓舞，总感觉不对劲”
一个巨大的木鼓架在舞台中央，主持祭祀的长老绕行四周，一边念着祭文，一边撒着米粒，然后把两杯烈酒洒在鼓面上。祭祀完毕，鼓声和锣声响起，身穿红、白、黑三色民族服饰的一群舞者开始跳起“大鼓舞”。
这是基诺山寨景区的基诺大鼓舞展演。曾经濒临失传的基诺族神秘大鼓文化，如今走上舞台、走进屏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基诺族传统文化中，最神秘的就是大鼓。”62岁的基诺族老人白腊先说。他戴着黑框眼镜，胡须泛白，神情严肃，透露出几分神秘气质。
在创世神话中，基诺族传说是“从大鼓里走出来的民族”。因此，大鼓成为基诺族人敬畏的神圣之物。白腊先说，按照传统，基诺大鼓不能随便放，也不能随便敲，必须供在卓巴（长老）家中，祭祀的时候才敲。
信奉万物有灵的基诺族，有着复杂多样的祭祀活动，其中以过年的节日“特懋克节”最为隆重。每年的特懋克节，各个村寨都要举行祭大鼓仪式，男女老少跳起大鼓舞，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但曾经有一二十年，基诺山的鼓声消失了，大鼓被当成旧物件砸烂。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开始恢复，大鼓却找不回来。白腊先所在的巴坡村也不例外，“过特懋克节不祭大鼓、不跳大鼓舞，总感觉不对劲。”
那时，21岁的青年白腊先鼓起勇气，找到寨子的几位老人，想学大鼓舞。刚开始，没有人敢教他。但他不气馁，经常晚上打着酒去请老人喝，哄了一年多，有的老人就偷偷地教他大鼓舞的曲调和舞蹈动作。
没有大鼓，终究不行。他又找到寨子的卓巴，希望新做一个大鼓。卓巴批准了，安排7位老人带他到密林中寻找木料。“我们把直径一米多的大树砍倒，然后截断、修圆、凿空，在山里忙了整整9天。”
他们把鼓桶搬回寨子，晾上两天，蒙上牛皮，大鼓做成了。从此，巴坡村的特懋克节又响起了大鼓声，人们又跳起了大鼓舞。
2006年，基诺大鼓舞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来，擅长跳大鼓舞，也會制作大鼓的白腊先成了省级非遗传承人。
2011年，寨子里10名年轻人拜入白腊先门下，学习做大鼓。从寻找木料、制作鼓桶、蒙牛皮到新鼓祭祀，制作基诺大鼓工序繁多，处处都有讲究。让他欣慰的是，徒弟们学得认真，真心希望传承本民族的独特文化。
白腊先带出的这支制作大鼓的团队，几年来做成了30多个大鼓，多数卖给了基诺山各村寨。昔日祭祀才用的基诺大鼓，如今有了新功能——展示基诺族文化。在基诺山寨景区，每天有6场基诺大鼓舞展演，几十名青年男女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