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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年有些仓促地去了美国,并一度陷入鲜为人知的困境;后来他活跃在美国底特律多家汽车公司,有着稳定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他曾以美国某知名汽车公司亚太事务高级工程师的身份回到中国工作,却又失望地返回美国;几年后,他又毅然决然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生活十多年积累的一切回到中国……这位美国籍科研专家荣膺北京市政府授予的“长城友谊奖”,在所有获奖者中,他是惟一的一张中国面孔
2002年12月,圣诞节假期间。此时已身为福特汽车经理级工程师的邬学斌,拿着自己的简历在底特律的各大汽车企业开始“推销”自己,其实他还有一个选择:回国发展。
邬学斌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驾车前去中国国航售票点取回国的机票,顺利拿到机票的一瞬间,邬学斌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激动——终于又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正准备返回公司的邬学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问题:我的未来会怎样?刚才还满心欢喜的他,此时内心却已开始“乌云密布”了。
邬学斌想,这次选择回国,如果顺利地找到工作,那就意味着自己眼前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弃。已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的邬学斌对安逸的家庭、工作、环境以及朋友都已经熟悉了,如果重新开始……
车外白雪皑皑,冬季的底特律并不冷,车内还有暖风,但此时的邬学斌却开始浑身发抖……这让邬学斌根本无法开车,油门更无法控制,他只好将车停到路旁。此时邬学斌偏执地自问:“万一干不好,怎么办?”
拿起手机,邬学斌迅速地拨通了妻子的电话,电话的那头传来妻子的声音:“你怎么这样呢,这个事不是谈了很久了吗?现在你怎么又后悔了?”妻子的一番话,似乎让邬学斌清醒了些,他终于看清:他的身后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镀金
1981年,邬学斌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学的是汽车专业。然而毕业后,邬学斌并没有进入到汽车行业,而是被分配到安徽省搞干部培训,一干就是6年。后来,邬学斌选择去美国进修。1991年9月11日,当飞机降落在波士顿国际机场时,26岁的邬学斌带着71美金,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留学之路。
其实,最初去美国邬学斌的想法很简单——去美国学习MBA,然后去做生意,成为一个生意人,去赚钱。然而,实际情况让邬学斌看清了MBA并不好学,其中有文化问题、有语言问题,还有个人兴趣、爱好等等问题。
当时,邬学斌就读的是位于美国东海岸康州的纽黑文大学。那是一所私立学校,去了那里,邬学斌才知道自己根本付不起那么高昂的学费。没办法,他就一边打工,一边寻找新的学校。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找一家中国餐馆,因为没饭吃,也没有钱,他就睡在机场。
1991年的圣诞节,天上下着大雪,邬学斌还在到处找工作。走在波士顿的马路上,人行道上满是厚厚的积雪。邬学斌踩着几乎没到了膝盖的大雪,艰难地走着,肚子很饿。“在美国,除了在城中心,是没有人在路上走的,大家都在车里。我当时走着走着,泪水就默默地往下流……世界仿佛跟你毫无关系。”邬学斌对《中国新时代》说。
回忆起当初的情形,邬学斌至今还难以自持。他声音略显颤抖地说:“现在说起来,我仍然感觉到有一点恐惧。”这段辛酸的经历,让他深深体会到,现在人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只要有目标,就能去努力。
1992年元旦钟声敲响的6小时前,邬学斌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尽管就做了一个晚上,但是,“再找工作的时候,人家问:‘你做过没有?’我说,‘做过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邬学斌突然发现,底特律的学费不贵,物价也最便宜。“我本来就是学汽车的,大学时也梦想来这个汽车之都。当我在寻找学校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在美国了,我可以去底特律了!为什么不去底特律呢?而且底特律的学费又那么便宜。”于是,邬学斌开始了在底特律伟恩州立大学机械工程读硕士。毕业后,邬学斌幸运地进入通用汽车工作。
1997年初,邬学斌离开了通用汽车。“这是一个汽车工程师卖命的地方。”对于底特律,邬学斌后来这样评价它。
抉择
在底特律,邬学斌安逸的生活持续两年后,邬学斌碰到一次新的机遇。
1996年3月,一个偶然机会,他看到一家公司招聘底盘工程师,其中一个条件是会说中文。于是,他把先前工作辞掉,顺利得到了新工作,他的任务是负责公司亚太部的事务。公司决定在北京成立代表处,支持中国地区的业务,于是,邬学斌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北京。
时隔5年,邬学斌第一次回到中国。“第一次回国很兴奋。回到北京的第一项任务是为公司参加北京车展布置展台,展位在老国展的二楼。5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很热,展馆内空气流通不好,温度很高,我们每天都干得满头大汗。”邬学斌回忆说。
当时,对国内汽车产业和市场的发展前景,邬学斌非常期待。1996年,他所在公司有意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但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公司决策发生变化,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工作暂时搁浅。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接下来的两年,中国汽车产业进入了“冬天”。“当时中国的很多项目我都介入了,做了两年,我对我的工作成绩十分不满意。中国的汽车产业在1999年时非常差。我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在这一片国土上汽车发展可能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我决定还是回到美国去,回到主流的汽车产业里去。”邬学斌说。
实际上,1996-1999年中国的汽车工业处于停滞不前和下滑的状态,整体大环境低迷,更看不出自主研发的希望,很多汽车企业都处于非常初期的发展中。1999年8月17日,一直企盼的中国汽车产业能有所成就的邬学斌沮丧地离开中国,再次回到那个“汽车工程师为之卖命”的地方,开始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MBA。
2000年7月,邬学斌的小女儿出生,邬学斌当时已准备在美国长期定居。他当时已经拿到美国的绿卡。回到美国后,在中国做了几年管理的邬学斌觉得自己在美国企业也能有机会往上层发展,读书、孩子、上班……成为那几年内邬学斌最为忙碌的事情。
但似乎老天并不想让邬学斌如此的安逸,2002年,在底特律世界汽车工程学会(SAE)年会上,邬学斌再次见到忘年之交——时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长的张兴业。有一天,张兴业对邬学斌说,“像你这种情况,该回国了。”
“我刚回来,怎么好又回去?”邬学斌有些疑惑。
“2000-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发生的变化,张用数据讲述得清清楚楚。当时给我的震撼相当大,因为我太信任他了。”这一次,张兴业让他“死亡的心突然又燃烧起来了”。
当时,邬学斌将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问他:“你要定好位,你回国干嘛?是做技术开发还是做产品开发,还是去做厂长?”
“这个很简单,我就做产品开发,我就想设计一部很成功的车,这个成功的车是大家都喜欢买的,比如说像甲壳虫、花冠这种经典的车。如果说我能设计出来这样的好车,我这一辈子就够了。”邬学斌回答说。
“你现在回去,国内肯定付不了你这么高的工资……”妻子又问。当时,邬学斌在美国的年薪近12万美金,相当于100万元人民币,在2002年国内的汽车企业要付100万去请人是不可能的。
“在钱上面,我这么看,也许未来企业发展了,薪酬会高。短期内家里一定有压力,那我就跟她说,首先第一,你算算家里的钱还能坚持几年?我一个人每月有1000元人民币就够了,除了吃饭,就没有什么了。”邬学斌的回答让妻子有些吃惊……后来,邬学斌再次选择回国了。
邬学斌先前在国内工作时,已与一些汽车企业有联系,而他们也对邬学斌有兴趣,福田汽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们双方经常保持着邮件及电话的沟通。
“2003年3月,美国媒体已经大量报道中国的SARS,很严重。不管他,我意已决,回去!”3月19日,邬学斌搭乘飞机回国,在东京转机时,机场说转往香港的飞机已被取消,转往北京的飞机待定,而且提醒旅客,有口罩的请戴上口罩下机。“当时,人都懵了!”邬学斌笑着说。他还记得,当他到达北京下飞机时,首都机场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
2003年4月20日,疫情开始严重,外面的街道看不到行人。邬学斌傻眼了,初到北京,邬学斌还没有配备电话,无法与福田汽车方面联系,更让邬学斌感到要命的是——福田汽车不准任何人出入,全部封闭!“完了,我失业了……”无奈的邬学斌最后离开北京,选择了奇瑞汽车。
后来,几经波折,邬学斌终于又回到北京,加入到福田汽车的队伍中。在邬学斌看来,之所以选择福田汽车,是感觉这个公司很有活力;其次福田的战略也非常有吸引力,当时福田汽车曾宣布其商务车要做到全球老大。
追梦
如今,想见邬学斌可不容易。记者见到邬学斌时,他还在与人谈业务,他的助理说:“昨晚邬总坐的航班凌晨3点多才到北京,今早8点就到办公室了。”送走客人,邬学斌客气地招呼着记者,由于接近午饭时间,邬学斌让助理买来两盒盒饭,我们边说边聊……这样简单的午餐及工作方式,对于邬学斌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承担着福田的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开发完之后,交给各个业务部门的技术中心来进行维护。”邬学斌介绍说。目前,邬学斌在忙着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招人和新能源建设。“其实也是就到处挖人……”邬学斌笑着说。
为了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邬学斌及团队一直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据悉,目前也有想挖邬学斌的企业。邬学斌坚定地说:“不能排出动心的可能性,但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首先要具有职业操守、职业的道德,不会轻易做出任何决定。”眼下,既要挖人,又要保证自己的人不被挖走,这让邬学斌颇费心思。
新能源战略如今已成为世界汽车行业的重中之重,“新能源的战略我们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就是新能源产品的开发及技术运用,新能源的技术变化很快,这需要整合全球性的资源。新能源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新能源可以用在所有的车上,它是一个共性的平台。”
但新能源车现在面临诸多发展因素,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像政府的扶持问题、政府的补贴问题,包括配套设施的问题,城市综合利用的问题。“目前新能源毕竟还是起步阶段,政府现在通过各种资金的支持、政策支持来做示范,通过示范把充电设施、使用、制造、研发等问题都逐步地加以解决。”
在邬学斌看来,不能指望新能源汽车在10年之内就把全部的燃油汽车打垮,10年之后自燃机就没有人买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能源真的全部枯竭。据邬学斌不完全统计,去年北汽福田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销售额达12亿元人民币。“这个销售额是全中国遥遥领先的,新能源产品能卖出12亿的成绩,除我们外,任何一个中国公司也没有达到,上亿的都不多。”邬学斌得意地说。
虽然已有如此出众的成绩,但在北京市长郭金龙为邬学斌颁发“长城友谊奖”时的一句鼓励:“新能源一定要搞好”,使得邬学斌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如今,邬学斌的团队已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组织架构和一支有着150人的队伍在从事这个领域的发展。
“我们从大巴车、中卡、轻卡、MPV都有新能源的车。”未来邬学斌想利用新能源实现福田产品的升级和产业的调整。邬学斌认为,新能源不是简简单单地把发动机变成了一个电池、电机那么简单,它实际上对整个产业是一种革命性的冲击。
邬学斌能拥有广阔的空间去发展和壮大工程院,与北汽福田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及大力的支持密不可分。目前,公司为邬学斌负责的工程院每年的投入已达企业总销售额的3%-4%。“去年大概是15、16亿元,今年应该是20亿元。福田对研发非常重视,从预算配制方面,基本上只要我伸手要钱,公司就会拨给我。这使得我能更为快捷有效地进行技术开发、产品开发。”邬学斌说。目前,邬学斌领导的工程院团队规模已达2600人。他们设计研发的产品,如商用车、卡车,都是按照世界卡车的标准设计的下一代的卡车,可以在全球任何市场销售。
获奖
不久前,当北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邬学斌他入围了“长城友谊奖” 时,邬学斌起初不太相信。“我是中国人,只不过是拿着外国的护照,但……”邬学斌听说过这个奖项,但从没想过它会跟自己发生关系。
获奖后,邬学斌给远在美国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老太太很激动,她的声音都已经哽咽了,因为她知道当年我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选择了回国,现在能得到政府如此高的荣誉,她认为,我当初的选择对了。”邬学斌激动地说,“这个奖项,对我太太及我女儿,都有着很大的鼓励和安慰的作用,对我具有鞭策作用,而且我也相信,目前的团队应该不会辜负企业和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未来的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今天的邬学斌可能才真正体会到:哪里才真的是大有用武之地。
2002年12月,圣诞节假期间。此时已身为福特汽车经理级工程师的邬学斌,拿着自己的简历在底特律的各大汽车企业开始“推销”自己,其实他还有一个选择:回国发展。
邬学斌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驾车前去中国国航售票点取回国的机票,顺利拿到机票的一瞬间,邬学斌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激动——终于又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正准备返回公司的邬学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问题:我的未来会怎样?刚才还满心欢喜的他,此时内心却已开始“乌云密布”了。
邬学斌想,这次选择回国,如果顺利地找到工作,那就意味着自己眼前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弃。已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的邬学斌对安逸的家庭、工作、环境以及朋友都已经熟悉了,如果重新开始……
车外白雪皑皑,冬季的底特律并不冷,车内还有暖风,但此时的邬学斌却开始浑身发抖……这让邬学斌根本无法开车,油门更无法控制,他只好将车停到路旁。此时邬学斌偏执地自问:“万一干不好,怎么办?”
拿起手机,邬学斌迅速地拨通了妻子的电话,电话的那头传来妻子的声音:“你怎么这样呢,这个事不是谈了很久了吗?现在你怎么又后悔了?”妻子的一番话,似乎让邬学斌清醒了些,他终于看清:他的身后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镀金
1981年,邬学斌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学的是汽车专业。然而毕业后,邬学斌并没有进入到汽车行业,而是被分配到安徽省搞干部培训,一干就是6年。后来,邬学斌选择去美国进修。1991年9月11日,当飞机降落在波士顿国际机场时,26岁的邬学斌带着71美金,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留学之路。
其实,最初去美国邬学斌的想法很简单——去美国学习MBA,然后去做生意,成为一个生意人,去赚钱。然而,实际情况让邬学斌看清了MBA并不好学,其中有文化问题、有语言问题,还有个人兴趣、爱好等等问题。
当时,邬学斌就读的是位于美国东海岸康州的纽黑文大学。那是一所私立学校,去了那里,邬学斌才知道自己根本付不起那么高昂的学费。没办法,他就一边打工,一边寻找新的学校。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找一家中国餐馆,因为没饭吃,也没有钱,他就睡在机场。
1991年的圣诞节,天上下着大雪,邬学斌还在到处找工作。走在波士顿的马路上,人行道上满是厚厚的积雪。邬学斌踩着几乎没到了膝盖的大雪,艰难地走着,肚子很饿。“在美国,除了在城中心,是没有人在路上走的,大家都在车里。我当时走着走着,泪水就默默地往下流……世界仿佛跟你毫无关系。”邬学斌对《中国新时代》说。
回忆起当初的情形,邬学斌至今还难以自持。他声音略显颤抖地说:“现在说起来,我仍然感觉到有一点恐惧。”这段辛酸的经历,让他深深体会到,现在人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只要有目标,就能去努力。
1992年元旦钟声敲响的6小时前,邬学斌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尽管就做了一个晚上,但是,“再找工作的时候,人家问:‘你做过没有?’我说,‘做过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邬学斌突然发现,底特律的学费不贵,物价也最便宜。“我本来就是学汽车的,大学时也梦想来这个汽车之都。当我在寻找学校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在美国了,我可以去底特律了!为什么不去底特律呢?而且底特律的学费又那么便宜。”于是,邬学斌开始了在底特律伟恩州立大学机械工程读硕士。毕业后,邬学斌幸运地进入通用汽车工作。
1997年初,邬学斌离开了通用汽车。“这是一个汽车工程师卖命的地方。”对于底特律,邬学斌后来这样评价它。
抉择
在底特律,邬学斌安逸的生活持续两年后,邬学斌碰到一次新的机遇。
1996年3月,一个偶然机会,他看到一家公司招聘底盘工程师,其中一个条件是会说中文。于是,他把先前工作辞掉,顺利得到了新工作,他的任务是负责公司亚太部的事务。公司决定在北京成立代表处,支持中国地区的业务,于是,邬学斌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北京。
时隔5年,邬学斌第一次回到中国。“第一次回国很兴奋。回到北京的第一项任务是为公司参加北京车展布置展台,展位在老国展的二楼。5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很热,展馆内空气流通不好,温度很高,我们每天都干得满头大汗。”邬学斌回忆说。
当时,对国内汽车产业和市场的发展前景,邬学斌非常期待。1996年,他所在公司有意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但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公司决策发生变化,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工作暂时搁浅。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接下来的两年,中国汽车产业进入了“冬天”。“当时中国的很多项目我都介入了,做了两年,我对我的工作成绩十分不满意。中国的汽车产业在1999年时非常差。我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在这一片国土上汽车发展可能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我决定还是回到美国去,回到主流的汽车产业里去。”邬学斌说。
实际上,1996-1999年中国的汽车工业处于停滞不前和下滑的状态,整体大环境低迷,更看不出自主研发的希望,很多汽车企业都处于非常初期的发展中。1999年8月17日,一直企盼的中国汽车产业能有所成就的邬学斌沮丧地离开中国,再次回到那个“汽车工程师为之卖命”的地方,开始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MBA。
2000年7月,邬学斌的小女儿出生,邬学斌当时已准备在美国长期定居。他当时已经拿到美国的绿卡。回到美国后,在中国做了几年管理的邬学斌觉得自己在美国企业也能有机会往上层发展,读书、孩子、上班……成为那几年内邬学斌最为忙碌的事情。
但似乎老天并不想让邬学斌如此的安逸,2002年,在底特律世界汽车工程学会(SAE)年会上,邬学斌再次见到忘年之交——时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长的张兴业。有一天,张兴业对邬学斌说,“像你这种情况,该回国了。”
“我刚回来,怎么好又回去?”邬学斌有些疑惑。
“2000-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发生的变化,张用数据讲述得清清楚楚。当时给我的震撼相当大,因为我太信任他了。”这一次,张兴业让他“死亡的心突然又燃烧起来了”。
当时,邬学斌将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问他:“你要定好位,你回国干嘛?是做技术开发还是做产品开发,还是去做厂长?”
“这个很简单,我就做产品开发,我就想设计一部很成功的车,这个成功的车是大家都喜欢买的,比如说像甲壳虫、花冠这种经典的车。如果说我能设计出来这样的好车,我这一辈子就够了。”邬学斌回答说。
“你现在回去,国内肯定付不了你这么高的工资……”妻子又问。当时,邬学斌在美国的年薪近12万美金,相当于100万元人民币,在2002年国内的汽车企业要付100万去请人是不可能的。
“在钱上面,我这么看,也许未来企业发展了,薪酬会高。短期内家里一定有压力,那我就跟她说,首先第一,你算算家里的钱还能坚持几年?我一个人每月有1000元人民币就够了,除了吃饭,就没有什么了。”邬学斌的回答让妻子有些吃惊……后来,邬学斌再次选择回国了。
邬学斌先前在国内工作时,已与一些汽车企业有联系,而他们也对邬学斌有兴趣,福田汽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们双方经常保持着邮件及电话的沟通。
“2003年3月,美国媒体已经大量报道中国的SARS,很严重。不管他,我意已决,回去!”3月19日,邬学斌搭乘飞机回国,在东京转机时,机场说转往香港的飞机已被取消,转往北京的飞机待定,而且提醒旅客,有口罩的请戴上口罩下机。“当时,人都懵了!”邬学斌笑着说。他还记得,当他到达北京下飞机时,首都机场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
2003年4月20日,疫情开始严重,外面的街道看不到行人。邬学斌傻眼了,初到北京,邬学斌还没有配备电话,无法与福田汽车方面联系,更让邬学斌感到要命的是——福田汽车不准任何人出入,全部封闭!“完了,我失业了……”无奈的邬学斌最后离开北京,选择了奇瑞汽车。
后来,几经波折,邬学斌终于又回到北京,加入到福田汽车的队伍中。在邬学斌看来,之所以选择福田汽车,是感觉这个公司很有活力;其次福田的战略也非常有吸引力,当时福田汽车曾宣布其商务车要做到全球老大。
追梦
如今,想见邬学斌可不容易。记者见到邬学斌时,他还在与人谈业务,他的助理说:“昨晚邬总坐的航班凌晨3点多才到北京,今早8点就到办公室了。”送走客人,邬学斌客气地招呼着记者,由于接近午饭时间,邬学斌让助理买来两盒盒饭,我们边说边聊……这样简单的午餐及工作方式,对于邬学斌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承担着福田的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开发完之后,交给各个业务部门的技术中心来进行维护。”邬学斌介绍说。目前,邬学斌在忙着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招人和新能源建设。“其实也是就到处挖人……”邬学斌笑着说。
为了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邬学斌及团队一直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据悉,目前也有想挖邬学斌的企业。邬学斌坚定地说:“不能排出动心的可能性,但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首先要具有职业操守、职业的道德,不会轻易做出任何决定。”眼下,既要挖人,又要保证自己的人不被挖走,这让邬学斌颇费心思。
新能源战略如今已成为世界汽车行业的重中之重,“新能源的战略我们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就是新能源产品的开发及技术运用,新能源的技术变化很快,这需要整合全球性的资源。新能源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新能源可以用在所有的车上,它是一个共性的平台。”
但新能源车现在面临诸多发展因素,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像政府的扶持问题、政府的补贴问题,包括配套设施的问题,城市综合利用的问题。“目前新能源毕竟还是起步阶段,政府现在通过各种资金的支持、政策支持来做示范,通过示范把充电设施、使用、制造、研发等问题都逐步地加以解决。”
在邬学斌看来,不能指望新能源汽车在10年之内就把全部的燃油汽车打垮,10年之后自燃机就没有人买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能源真的全部枯竭。据邬学斌不完全统计,去年北汽福田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销售额达12亿元人民币。“这个销售额是全中国遥遥领先的,新能源产品能卖出12亿的成绩,除我们外,任何一个中国公司也没有达到,上亿的都不多。”邬学斌得意地说。
虽然已有如此出众的成绩,但在北京市长郭金龙为邬学斌颁发“长城友谊奖”时的一句鼓励:“新能源一定要搞好”,使得邬学斌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如今,邬学斌的团队已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组织架构和一支有着150人的队伍在从事这个领域的发展。
“我们从大巴车、中卡、轻卡、MPV都有新能源的车。”未来邬学斌想利用新能源实现福田产品的升级和产业的调整。邬学斌认为,新能源不是简简单单地把发动机变成了一个电池、电机那么简单,它实际上对整个产业是一种革命性的冲击。
邬学斌能拥有广阔的空间去发展和壮大工程院,与北汽福田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及大力的支持密不可分。目前,公司为邬学斌负责的工程院每年的投入已达企业总销售额的3%-4%。“去年大概是15、16亿元,今年应该是20亿元。福田对研发非常重视,从预算配制方面,基本上只要我伸手要钱,公司就会拨给我。这使得我能更为快捷有效地进行技术开发、产品开发。”邬学斌说。目前,邬学斌领导的工程院团队规模已达2600人。他们设计研发的产品,如商用车、卡车,都是按照世界卡车的标准设计的下一代的卡车,可以在全球任何市场销售。
获奖
不久前,当北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邬学斌他入围了“长城友谊奖” 时,邬学斌起初不太相信。“我是中国人,只不过是拿着外国的护照,但……”邬学斌听说过这个奖项,但从没想过它会跟自己发生关系。
获奖后,邬学斌给远在美国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老太太很激动,她的声音都已经哽咽了,因为她知道当年我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选择了回国,现在能得到政府如此高的荣誉,她认为,我当初的选择对了。”邬学斌激动地说,“这个奖项,对我太太及我女儿,都有着很大的鼓励和安慰的作用,对我具有鞭策作用,而且我也相信,目前的团队应该不会辜负企业和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未来的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今天的邬学斌可能才真正体会到:哪里才真的是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