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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阵线最终明朗。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的一致推动下，国府迅速决定加入英美阵线。从1941年12月8日至当月底，国府高层在重庆与来华的美英代表针对中国派军进入缅甸援助英国抗日、建立联合军事会议、制定全盘战略计划等问题进行了大量交涉，在战略构想上显得颇为积极。然而，美英两方出于其本国的战略打算及针对中国军事力量得出的判断，都不支持中国的积极战略，三方交涉并无多少实质性成果。
暂时的交涉顿挫，并没有使蒋介石放弃推动太平洋战场上的军事协同。相反，1942年上半年，蒋介石、宋子文，包括嗣后任职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熊式辉都以相当精力，试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焦点在于运用一切办法对美交涉，说服美方改变“先德后日” （“先欧后亚”） 的战略导向。这其中，由于英国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所谓同盟国间的合作交涉也渐渐演成了单独与美国商讨。但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中国对外通路断绝，以及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共识后，国民政府对美交涉谈判的难度愈发提高。
过去的通论性研究对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合作的谈判已有不少涉及。但早年美英学者 （有军方或政府高层背景） 或多或少带有殖民主义心态，忽视中方高层的主动性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为打破以欧洲中心觀为核心的二战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但又有若干论述在有意无意中陷入了“歧视”与“反歧视”的争论困境中，反而影响了史实的重构。本文尝试梳理1942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对美军事合作交涉的过程，以及交涉方式的变化，希望通过史事重建，以反映日益困难局面下国民政府的交涉困境，与蒋介石在此一时期外交决策的特色。
1941年底，中美英三国关于太平洋战场军事合作的交涉不如蒋介石预期。在会谈告一段落前，蒋向美国代表吐露了“心声”：“目下英俄两军之主力专重对德，无力东顾，故美国于租借法案中所允贷我之武器，必须照常运送。其次，中美必须有一联合作战之计划，美国对中国所需用空军之数量，以及可到达之时间，并望及早有具体切实之答复也。”此时蒋已将英、美两国区别对待，更看重美国在军事合作中的价值。而且，蒋也透露出该次会议中未尽之事，尤其是中美联合作战计划、租借物资等，将在此后的两国互动中继续推进。
另一方面，蒋介石很清楚，中美合作无法顺利推行的症结在于战场的优先权问题，即在英美眼中“先德后日”的战略导向压倒了太平洋上的现实危机。因此，要实现与美国更深入的全面军事合作，使之符合中国的战时利益，就必须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并且，在蒋看来，美国这一战略，其实是迫于英国的压力而制定的。换言之，在蒋介石的预判中，美方的战略决策非全部出于本意，因而中方是有可能找到突破口，改变其意向的。1942年1月2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英美海长皆主张先解决德国，然后对倭，此为最无常识之战略。英首相邱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将主力集中于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惜美国政府对此最大之关键，不知为整个反侵略前途着想，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因之，在事关全局性的大战略上，蒋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改变“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
为改变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蒋介石首先希望从观念上扭转美领导人对亚洲弱小民族的轻视，借以把美国的目光拉回亚洲。蒋致信罗斯福，指出“此次太平洋战争，决非一九一四年欧洲战争而与太平洋不发生影响者所可同日而语”，并非仅为纯军事上的因素，而须英、荷改变旧日对殖民地之态度，才可使全局不致动摇，不仅使美国成为欧、亚、美洲公认的“当代之盟主”，而且极大裨益盟国间共同作战。言词间巧妙地将殖民地问题与整个战局战略联系到了一起。过去的研究常将此一时期蒋对亚洲殖民地问题的关心，视作是蒋以民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一面，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对蒋而言，更急迫的现实关怀是借此转移美英不重视亚洲战场的心理。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转移英美先德后倭之心理，应告其东亚战局果延长，则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且必为倭军利用，则大局不堪问矣”。
从印度访问回国后，蒋介石将印度与太平洋战场之危机直告罗斯福。“万一印度动摇，不仅英国危殆，而东方战局亦全盘失败矣”，“印度问题能否合理与应时之解决，乃为太平洋与地中海战争胜负唯一之关键也”。不过，其更为关切的是：“中、美两国应即在太平洋成立永久同盟……华盛顿英美联合参谋团名称，而无中国在内，国人对之皆甚骇异，且印人亦多以此相询。”言外之意，亚洲问题与全局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亚洲抵抗重要力量，未能在讨论全局的英美参谋长会议中占得一席，将致全局战略与太平洋战略脱节。殖民地问题在蒋的论述中是与欧亚战场战略优先级相关的。
不过，在印度问题上罗斯福并无太大的兴趣，印度与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作战地域——西南太平洋相去甚远，并未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考虑对象。况且，这种拐弯抹角的论述，美国方面未必能理解当中的“良苦用心”。因而，蒋之后又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正面交涉，即期望通过制度安排上的改变，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而这交涉路径基本是延续1941年底的若干次交涉思路。
1942年3月15日，熊式辉准备赴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蒋在其临行前约谈，“指示其赴美工作方针，与对今后世界战局之研讨”。次日，蒋又致电在美办理交涉事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指示若干：“太平洋方面，应分为美、中、荷印、澳纽等四战区，由美、中、荷、澳在华盛顿组织太平洋军事会议，推美国为主席。凡关于太平洋作战之实施及反攻计划，皆由会议决定实施。美、英参谋团应改为美、英、中参谋团，有关战略、武器、政治、经济及交通等，皆由参谋团决定之。”宋子文电复，有关太平洋军事会议之事项正与荷、澳代表交涉，而参谋团加入中国代表，则俟熊式辉抵美后即正式提出。
熊式辉甫一抵美，宋子文便告之“美国人心理仍重在先击破德国，免苏俄失败，至陷无可挽回之悲运”。为改变美国人战略重心，宋子文与熊式辉很快商定了向罗斯福递交备忘录的要点，主要内容分为五点，几乎全为改变美国“先欧后亚”之战略。这份战略建议的核心是，美英应该扬长避短，发挥海、空军优势。从这点出发，在欧洲与澳洲开辟新战场皆无太大意义。反之，中国大陆则具有极高的空、海战略价值，但中国油弹运输不易，需要稳固印、缅地区，维持交通线。这一条分缕析的分点说明看似处处“为美国计”，而实质是想把美方的注意力转向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印缅地区。 4月19日，蒋介石又有一电致宋子文，态度突然较先前强硬不少。电文认为中国对美忠心耿耿，而英苏两国对美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只要关涉其本国利益，便对盟国的整体利益置之不理。“此种不合作之态度，导致的结果是 （盟国间） 至今没有一个能够制定与执行整体战略的机构，每个国家都执著于自身的眼前利益，而轴心国家则正在成功地推行他们的大战略”。电文末尾还严正提出，“如果将来英美联席参谋团不加入中国，而且中国继续被排除在军用品分配委员会外，那么中国就成了随时可以被丢弃的走卒”，“你必须坚持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该电后被转交美方，这应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第一次直接向美国高层表示对盟国间整个组织与合作不满，甚至有暗示脱离盟国阵营之意。美国方面收到了这一“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号后，认为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中美关系之转折点。但从之后美方的实际回应看，其对蒋的警告不以为意。
4月21日上午，宋子文与熊式辉一同拜访罗斯福。除交付之前商定的备忘录与蒋之来电外，宋子文还以蒋的“口气”提出二项要求： （1） 扩大英、美参谋长会议中国军事代表加入; （2） 军用品分配委员会，中国须有代表参加。而罗斯福“表示尚佳，认为当然之事”。但是，4月24日，马歇尔告知熊式輝，罗斯福与他都对中国战事最为关切，但是军用品分配委员会因“同盟国仅英、美有大量军事生产”，委婉地拒绝了中方希望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军用品分配委员会的请求。熊虽然理解了马歇尔“拒绝中方要求”的言外之意，并准备过几日再交涉，但是他并不清楚，美英联合参谋团在讨论中方要求时，所得出的结论相当负面，很难再有中方交涉回旋的余地。因此，熊式辉延续去年底以来中方高层一贯的谈判路径，再次将“整体战略”祭出：“职答以此次奉派来美任务，并非要求中国局部利益，而系为整个战局利益着想，同盟国作战应有整个计划，因此物资亦应根据整个作战计划而分配，一切人力、物力除作战需用外，不应以任何关系而分轩轾。”
此后十数日，至5月下旬第一次太平洋军事会议召开前，熊式辉再未能一晤罗斯福及军部要员，并且也未收到任何正式回复。作为中国派驻美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被美方长时间冷落，单就此点即可看出美官方对中方“积极贡献建议”的态度。不过，此时蒋介石因缅战局势危急，似暂无余力处理与美交涉全局战略问题，笔者也未能找到蒋对4月24日熊电的回应。至5月上旬缅甸战势败局已定，蒋才又将注意力转向改变美国战略导向。
5月12日，当蒋介石再次将注意力转向说服美国改变整体战略时，缅甸连接中国的交通线已经断绝。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一场演说，“对战局独重俄国，兼带美，而对于我国只字未提，缅甸初败，我军被欺返诈为其牺牲，而且仍在缅境被围，未脱险境，彼不仅不加救援，而亦未提我援缅之贡献，于情于理皆无，此种恶劣之态度，可憎已极”。蒋为此事“愤激不平”，“几乎有二十六小时之久”。在当周六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蒋更是将丘吉尔比作“狡狯之流”，“对我国等于唾弃，以怨报德”。
作为蒋介石核心幕僚之一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略有记载蒋当日之愤怒：“午后予往蒋先生宅，力述我对英态度必须极端慎重，其理由有其二：一、英美联合不会分裂，我不能弃英而亲美;二、在未来和会中，我国利益与苏联冲突之可能甚大 （如外蒙问题、共党问题，乃至东三省及大连、旅顺等问题），与英国冲突之处不必甚多;我如与英不协，则在未来和会中，我势力甚孤，不易应付苏联。蒋先生虽未能反驳吾语，然对邱吉尔态度甚愤慨，且拟命令顾少川停止出席伦敦太平洋会议。予力陈不可。”
王世杰从英美同盟的稳固与英国对中国利益攸关着手，劝说蒋放弃“弃英亲美”“批英逼美”的做法。不过，王世杰的力劝，并没有平息蒋的愤懑之情。当日蒋便授命陈布雷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的信函，对英措辞激烈之外，也暗含有不满美国之意;蒋拟借英国的“无礼”敲打美方，再次将统一战争指挥、改变全球战略重点的难题交还给美国，逼“美”之意表露无遗。
信中首先表示中国代表将退出伦敦太平洋作战会议，而其原因全在彼英国视中国直不如殖民地。中国竭尽全力担负起盟邦的责任，而英国“对于并肩作战之中国，实太无合作精神，不顾盟谊与道德”。随后，蒋又认为，英国不救援，其实是英国以为东方陆上之战争与彼无关之表现，并将之联系到整个战局、战略问题：“英国对远东战局既无诚意，无办法，而同时又坚持成见，必欲维持其外表之颜面，不计整个战局之利害，此足使侵略者一无顾虑而将始[使]整个反侵略战争以不良之影响者也。”在信末，蒋点出了他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挂念的统一指挥问题：“余以为我同盟国作战之指挥如不统一而确立其重心于华盛顿，对战争前途颇堪忧虑，伦敦方面有以为今日尚无能指挥世界规模战争之人，此点余殊不能同意。为共筹今后太平洋战争之顺利进行，唯望阁下与贵国毅然起而负领导之责任，始可以改善目前之局势也。”
1942年4月以前，中方对美交涉态度大体上仍是缓和的，是从贡献中方意见的角度入手。彼时交涉的主要论点仍集中在“中缅地区的战场价值更大”，“中美英同盟作战少不了中方的战略指导意见”，“为统一指挥统一分配起见，同盟国作战与军用品分配委员会中也应有中国之一席”等，除个别的强硬表示外，大致仍可以看到“积极”“正面”的一面，而蒋在这封信函中所表现出来的刺激语言则是从“消极”“负面”的角度去强迫美方回应中方的诉求，并且企图将英国与美国割裂开来。
但是蒋周围诸如王世杰、王宠惠，包括代拟函电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等都不赞成将这封言辞激进的信函发给罗斯福。陈布雷在拟完函电次日又写了一份签呈，从各种利益得失角度婉转地向蒋解释。陈布雷看出蒋之本意并非单纯抨击英国：“钧座决定此事，并作此表示之主旨，断不在消极方面发抒吾人之愤慨，而必在于积极方面产生若干有利于此后战事之因素。换言之，即希望以此断然之表示促英国之反省，而使其改变态度;并使美国知我国之义愤与英国态度不当所引起之严重影响是也……（然而） 英美利害关系极深，久而久之反引致美方对我亦不免起若干反感。故职窃以为此举在消极方面所引起之不利影响，其可能性大于积极方面。” 6月13日，英苏协定签订、英美共同表示将于年内开辟第二战场的消息传到中国。蒋随即电告宋子文 （6月14日），前电有关盟军战略重点的建议，可能需作修改，并改以口头发表而非正式建议。6月15日，当宋子文将蒋的建议当面转达给罗斯福后，罗斯福回复指出，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并不等于对德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是借此援救苏联，“苏万分危急，若不幸溃败，则大局动摇”。宋立即明白，美方“计划已定，无法变更”。他极为悲观地告诉蒋：“鄙见本年内我国不能盼望英美对日大举进攻，即使多方策动，恐费力而不能收效。”此外，美国时间6月13日，也就是英苏协定签订的第二天，马歇尔、海军金上将 （Admiral King）、英狄尔元帅 （Field Marshal Dill）联名致信熊式辉，正式答复4月21日熊拜访罗斯福时所提两项要求。在这一姗姗来迟的答复中，尽管礼节性地承认了中国在这次大战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仍旧拒绝了中方加入参谋团、军用品分配委员会的要求，并认为“与其扩张目前正式机构，不如就原有联合参谋长办公厅之机构内，用密切而较非正式之个人接触，以求改进联系”。
至此，1942年上半年，蒋介石、宋子文、熊式辉等人试图改变美国战略导向，加强与美方军事战略合作，以便增加中国的战略决策与物资分配砝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借用熊式辉的话，美方仍是“以主权者之地位支配，不容他人置喙，自以慈善家之态度，取舍必须我自为主”。6月以后，国民政府对美军事交涉的重心开始由战略全局问题，转向租借物资、空军援助与反攻缅甸等具体问题，双方在宏观问题上的歧见也一一投射到了具体事务的交涉中，表面友好的同盟关系下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
1942年春，蒋介石延续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交涉思路，试图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主动地推动美国改变“先德后日”“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无论是借印度问题旁敲侧击地提醒，还是直接向美方要求加入英美联合参谋团与军用品分配委员会，抑或是提供中方认为上策的战略取向，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扭转美国在整个战争中的大战略，使之符合中国的利益，并且在中方看来也是符合盟国全局利益的。然而，言之谆谆，听之藐藐。美方对国民政府的期许并未有积极表示，甚至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抵美之后一个多月，一直颇受冷落。而就在此时，中国与英国在缅甸的联合作战也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国际通道断绝。这不仅极大地加重了蒋介石的危机感，而且使他更相信是英国从中作梗，影响了美国的战略决策和中国的战略地位。于是，蒋开始“分拆”英、美，借抨击英国来“强逼”美国改变战略导向。虽然在稳健派幕僚的劝说下，蒋并未将言辞激烈的函电发给罗斯福，但是他还是间接将他的观点传达了出去。然而，蒋介石“以英逼美”的做法并不能改变美国的态度。5月上旬以后，对美交涉愈发困难，甚至连早前约定的运输机一事，美方也一拖再拖，加之熊式辉对中美关系“不痛不痒”的论述，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蒋介石又重新回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交涉路径，即为打破困境向美方明示“中国战场不能支持”，同时又从美国安危的角度指出“先德后日”战略之不智。虽然双管齐下，但是结果却并不如人意。6月中旬，英、美决定开辟第二战场后，中方基本失却了有关大战略交涉的机会。
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也几乎没有可能影响美国的战略指导。在国府特别是蒋介石看来，对日战争的国际化，必能加强中国的话语权和联合国家间的凝聚力。因而，中国与美、英，甚至苏、澳等国共同制定大战略应不成问题，将与太平洋利益攸关的美国重心转移至太平洋战场也似乎只是时间与耐心劝说的问题。但实际上，不仅“英美利害关系极深”，而且与当时中方高层的普遍判断相违的是，美国在战略指导上独立性极强，所谓“先欧后亚”战略并非为英国所强制，美国也有其自身的判断与决策。美英正式决定准备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实行在西欧集中军事力量的波莱罗计划 （Bolero）。根据美国官方的战史研究，这一战略计划的最初蓝本，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2年2月所草拟的一份战略备忘录。他的战略构想建立在担心东线战场苏联崩溃的基础上，因而提出需要尽快在西欧开辟战线。并且，他认为“虽然德国与他的卫星国‘总体战斗力’上要强过日本，但是由于日本仍未对苏联开战，并且更不容易受到同盟国主力部队的有效打击，因而‘相对而言日本更强’。”因此，艾森豪威尔认为“先德后日”同样符合“先弱后强”的军事战略原则。此外，在太平洋上输送与维持一定数量的部队与欧洲大陆相较需要四至五倍的船只数量，因此仅从后勤上考虑亦须遵守“先欧后亚”的原则。而且，之后为实施波莱罗计划，罗斯福与马歇尔一度对不大热心于该计划的英国百般迁就。
同盟国家在战时其实是松散的道义结合，对于实际作战并无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平衡与融合。熊式辉曾颇尖酸地说：“华府陈列联合国国旗，动以二十八面，所以夸张声势，点缀场面，用意至工。”在整体战略决策上，全然以美、英为中心，“各国军事代表除英美参谋团内容不得而知之外，其他并无何种军事相与讨论。楚楚衣冠，每月会餐一次，作华盛顿之装饰品而已”，而美英间又有各自打算，决策中充满了矛盾与争吵，妥协与强迫。
在熊式辉看來，“中美军事上合作完全由美方主宰，中国不能予以任何影响”，“视我为无足轻重”。中国对美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交涉的失败，其实是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利益投射下的局部景象。二战中国家利益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矛盾在这一东西方路线之争中若隐若现。事实上，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美国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决策模式，都深刻影响了亚洲整体格局，长远看甚至阻碍了日本的战争反省。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战后日本问题的解决其实全由美国主导，天皇制的最终命运由美占领当局决定，与蒋的所谓“以德报怨”精神并无直接关系;而战争赔偿问题，中方从一开始的积极争取到最终放弃，同样是美方政策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换言之，在整个战后东亚格局的塑造中，中方并无太多发言权。战后东亚格局的动荡与日本对战争反省的不彻底，早在战时中美等国军事合作的龃龉中便埋下了种子。
（选自《民国档案》2019年第3期）
暂时的交涉顿挫，并没有使蒋介石放弃推动太平洋战场上的军事协同。相反，1942年上半年，蒋介石、宋子文，包括嗣后任职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熊式辉都以相当精力，试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焦点在于运用一切办法对美交涉，说服美方改变“先德后日” （“先欧后亚”） 的战略导向。这其中，由于英国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所谓同盟国间的合作交涉也渐渐演成了单独与美国商讨。但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中国对外通路断绝，以及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共识后，国民政府对美交涉谈判的难度愈发提高。
过去的通论性研究对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合作的谈判已有不少涉及。但早年美英学者 （有军方或政府高层背景） 或多或少带有殖民主义心态，忽视中方高层的主动性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为打破以欧洲中心觀为核心的二战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但又有若干论述在有意无意中陷入了“歧视”与“反歧视”的争论困境中，反而影响了史实的重构。本文尝试梳理1942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对美军事合作交涉的过程，以及交涉方式的变化，希望通过史事重建，以反映日益困难局面下国民政府的交涉困境，与蒋介石在此一时期外交决策的特色。
一、“先德后日”与“先日后德”
1941年底，中美英三国关于太平洋战场军事合作的交涉不如蒋介石预期。在会谈告一段落前，蒋向美国代表吐露了“心声”：“目下英俄两军之主力专重对德，无力东顾，故美国于租借法案中所允贷我之武器，必须照常运送。其次，中美必须有一联合作战之计划，美国对中国所需用空军之数量，以及可到达之时间，并望及早有具体切实之答复也。”此时蒋已将英、美两国区别对待，更看重美国在军事合作中的价值。而且，蒋也透露出该次会议中未尽之事，尤其是中美联合作战计划、租借物资等，将在此后的两国互动中继续推进。
另一方面，蒋介石很清楚，中美合作无法顺利推行的症结在于战场的优先权问题，即在英美眼中“先德后日”的战略导向压倒了太平洋上的现实危机。因此，要实现与美国更深入的全面军事合作，使之符合中国的战时利益，就必须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并且，在蒋看来，美国这一战略，其实是迫于英国的压力而制定的。换言之，在蒋介石的预判中，美方的战略决策非全部出于本意，因而中方是有可能找到突破口，改变其意向的。1942年1月2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英美海长皆主张先解决德国，然后对倭，此为最无常识之战略。英首相邱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将主力集中于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惜美国政府对此最大之关键，不知为整个反侵略前途着想，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因之，在事关全局性的大战略上，蒋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改变“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
为改变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蒋介石首先希望从观念上扭转美领导人对亚洲弱小民族的轻视，借以把美国的目光拉回亚洲。蒋致信罗斯福，指出“此次太平洋战争，决非一九一四年欧洲战争而与太平洋不发生影响者所可同日而语”，并非仅为纯军事上的因素，而须英、荷改变旧日对殖民地之态度，才可使全局不致动摇，不仅使美国成为欧、亚、美洲公认的“当代之盟主”，而且极大裨益盟国间共同作战。言词间巧妙地将殖民地问题与整个战局战略联系到了一起。过去的研究常将此一时期蒋对亚洲殖民地问题的关心，视作是蒋以民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一面，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对蒋而言，更急迫的现实关怀是借此转移美英不重视亚洲战场的心理。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转移英美先德后倭之心理，应告其东亚战局果延长，则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且必为倭军利用，则大局不堪问矣”。
从印度访问回国后，蒋介石将印度与太平洋战场之危机直告罗斯福。“万一印度动摇，不仅英国危殆，而东方战局亦全盘失败矣”，“印度问题能否合理与应时之解决，乃为太平洋与地中海战争胜负唯一之关键也”。不过，其更为关切的是：“中、美两国应即在太平洋成立永久同盟……华盛顿英美联合参谋团名称，而无中国在内，国人对之皆甚骇异，且印人亦多以此相询。”言外之意，亚洲问题与全局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亚洲抵抗重要力量，未能在讨论全局的英美参谋长会议中占得一席，将致全局战略与太平洋战略脱节。殖民地问题在蒋的论述中是与欧亚战场战略优先级相关的。
不过，在印度问题上罗斯福并无太大的兴趣，印度与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作战地域——西南太平洋相去甚远，并未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考虑对象。况且，这种拐弯抹角的论述，美国方面未必能理解当中的“良苦用心”。因而，蒋之后又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正面交涉，即期望通过制度安排上的改变，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而这交涉路径基本是延续1941年底的若干次交涉思路。
1942年3月15日，熊式辉准备赴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蒋在其临行前约谈，“指示其赴美工作方针，与对今后世界战局之研讨”。次日，蒋又致电在美办理交涉事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指示若干：“太平洋方面，应分为美、中、荷印、澳纽等四战区，由美、中、荷、澳在华盛顿组织太平洋军事会议，推美国为主席。凡关于太平洋作战之实施及反攻计划，皆由会议决定实施。美、英参谋团应改为美、英、中参谋团，有关战略、武器、政治、经济及交通等，皆由参谋团决定之。”宋子文电复，有关太平洋军事会议之事项正与荷、澳代表交涉，而参谋团加入中国代表，则俟熊式辉抵美后即正式提出。
熊式辉甫一抵美，宋子文便告之“美国人心理仍重在先击破德国，免苏俄失败，至陷无可挽回之悲运”。为改变美国人战略重心，宋子文与熊式辉很快商定了向罗斯福递交备忘录的要点，主要内容分为五点，几乎全为改变美国“先欧后亚”之战略。这份战略建议的核心是，美英应该扬长避短，发挥海、空军优势。从这点出发，在欧洲与澳洲开辟新战场皆无太大意义。反之，中国大陆则具有极高的空、海战略价值，但中国油弹运输不易，需要稳固印、缅地区，维持交通线。这一条分缕析的分点说明看似处处“为美国计”，而实质是想把美方的注意力转向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印缅地区。 4月19日，蒋介石又有一电致宋子文，态度突然较先前强硬不少。电文认为中国对美忠心耿耿，而英苏两国对美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只要关涉其本国利益，便对盟国的整体利益置之不理。“此种不合作之态度，导致的结果是 （盟国间） 至今没有一个能够制定与执行整体战略的机构，每个国家都执著于自身的眼前利益，而轴心国家则正在成功地推行他们的大战略”。电文末尾还严正提出，“如果将来英美联席参谋团不加入中国，而且中国继续被排除在军用品分配委员会外，那么中国就成了随时可以被丢弃的走卒”，“你必须坚持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该电后被转交美方，这应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第一次直接向美国高层表示对盟国间整个组织与合作不满，甚至有暗示脱离盟国阵营之意。美国方面收到了这一“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号后，认为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中美关系之转折点。但从之后美方的实际回应看，其对蒋的警告不以为意。
4月21日上午，宋子文与熊式辉一同拜访罗斯福。除交付之前商定的备忘录与蒋之来电外，宋子文还以蒋的“口气”提出二项要求： （1） 扩大英、美参谋长会议中国军事代表加入; （2） 军用品分配委员会，中国须有代表参加。而罗斯福“表示尚佳，认为当然之事”。但是，4月24日，马歇尔告知熊式輝，罗斯福与他都对中国战事最为关切，但是军用品分配委员会因“同盟国仅英、美有大量军事生产”，委婉地拒绝了中方希望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军用品分配委员会的请求。熊虽然理解了马歇尔“拒绝中方要求”的言外之意，并准备过几日再交涉，但是他并不清楚，美英联合参谋团在讨论中方要求时，所得出的结论相当负面，很难再有中方交涉回旋的余地。因此，熊式辉延续去年底以来中方高层一贯的谈判路径，再次将“整体战略”祭出：“职答以此次奉派来美任务，并非要求中国局部利益，而系为整个战局利益着想，同盟国作战应有整个计划，因此物资亦应根据整个作战计划而分配，一切人力、物力除作战需用外，不应以任何关系而分轩轾。”
此后十数日，至5月下旬第一次太平洋军事会议召开前，熊式辉再未能一晤罗斯福及军部要员，并且也未收到任何正式回复。作为中国派驻美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被美方长时间冷落，单就此点即可看出美官方对中方“积极贡献建议”的态度。不过，此时蒋介石因缅战局势危急，似暂无余力处理与美交涉全局战略问题，笔者也未能找到蒋对4月24日熊电的回应。至5月上旬缅甸战势败局已定，蒋才又将注意力转向改变美国战略导向。
二、批“英”逼“美”
5月12日，当蒋介石再次将注意力转向说服美国改变整体战略时，缅甸连接中国的交通线已经断绝。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一场演说，“对战局独重俄国，兼带美，而对于我国只字未提，缅甸初败，我军被欺返诈为其牺牲，而且仍在缅境被围，未脱险境，彼不仅不加救援，而亦未提我援缅之贡献，于情于理皆无，此种恶劣之态度，可憎已极”。蒋为此事“愤激不平”，“几乎有二十六小时之久”。在当周六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蒋更是将丘吉尔比作“狡狯之流”，“对我国等于唾弃，以怨报德”。
作为蒋介石核心幕僚之一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略有记载蒋当日之愤怒：“午后予往蒋先生宅，力述我对英态度必须极端慎重，其理由有其二：一、英美联合不会分裂，我不能弃英而亲美;二、在未来和会中，我国利益与苏联冲突之可能甚大 （如外蒙问题、共党问题，乃至东三省及大连、旅顺等问题），与英国冲突之处不必甚多;我如与英不协，则在未来和会中，我势力甚孤，不易应付苏联。蒋先生虽未能反驳吾语，然对邱吉尔态度甚愤慨，且拟命令顾少川停止出席伦敦太平洋会议。予力陈不可。”
王世杰从英美同盟的稳固与英国对中国利益攸关着手，劝说蒋放弃“弃英亲美”“批英逼美”的做法。不过，王世杰的力劝，并没有平息蒋的愤懑之情。当日蒋便授命陈布雷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的信函，对英措辞激烈之外，也暗含有不满美国之意;蒋拟借英国的“无礼”敲打美方，再次将统一战争指挥、改变全球战略重点的难题交还给美国，逼“美”之意表露无遗。
信中首先表示中国代表将退出伦敦太平洋作战会议，而其原因全在彼英国视中国直不如殖民地。中国竭尽全力担负起盟邦的责任，而英国“对于并肩作战之中国，实太无合作精神，不顾盟谊与道德”。随后，蒋又认为，英国不救援，其实是英国以为东方陆上之战争与彼无关之表现，并将之联系到整个战局、战略问题：“英国对远东战局既无诚意，无办法，而同时又坚持成见，必欲维持其外表之颜面，不计整个战局之利害，此足使侵略者一无顾虑而将始[使]整个反侵略战争以不良之影响者也。”在信末，蒋点出了他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挂念的统一指挥问题：“余以为我同盟国作战之指挥如不统一而确立其重心于华盛顿，对战争前途颇堪忧虑，伦敦方面有以为今日尚无能指挥世界规模战争之人，此点余殊不能同意。为共筹今后太平洋战争之顺利进行，唯望阁下与贵国毅然起而负领导之责任，始可以改善目前之局势也。”
1942年4月以前，中方对美交涉态度大体上仍是缓和的，是从贡献中方意见的角度入手。彼时交涉的主要论点仍集中在“中缅地区的战场价值更大”，“中美英同盟作战少不了中方的战略指导意见”，“为统一指挥统一分配起见，同盟国作战与军用品分配委员会中也应有中国之一席”等，除个别的强硬表示外，大致仍可以看到“积极”“正面”的一面，而蒋在这封信函中所表现出来的刺激语言则是从“消极”“负面”的角度去强迫美方回应中方的诉求，并且企图将英国与美国割裂开来。
但是蒋周围诸如王世杰、王宠惠，包括代拟函电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等都不赞成将这封言辞激进的信函发给罗斯福。陈布雷在拟完函电次日又写了一份签呈，从各种利益得失角度婉转地向蒋解释。陈布雷看出蒋之本意并非单纯抨击英国：“钧座决定此事，并作此表示之主旨，断不在消极方面发抒吾人之愤慨，而必在于积极方面产生若干有利于此后战事之因素。换言之，即希望以此断然之表示促英国之反省，而使其改变态度;并使美国知我国之义愤与英国态度不当所引起之严重影响是也……（然而） 英美利害关系极深，久而久之反引致美方对我亦不免起若干反感。故职窃以为此举在消极方面所引起之不利影响，其可能性大于积极方面。” 6月13日，英苏协定签订、英美共同表示将于年内开辟第二战场的消息传到中国。蒋随即电告宋子文 （6月14日），前电有关盟军战略重点的建议，可能需作修改，并改以口头发表而非正式建议。6月15日，当宋子文将蒋的建议当面转达给罗斯福后，罗斯福回复指出，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并不等于对德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是借此援救苏联，“苏万分危急，若不幸溃败，则大局动摇”。宋立即明白，美方“计划已定，无法变更”。他极为悲观地告诉蒋：“鄙见本年内我国不能盼望英美对日大举进攻，即使多方策动，恐费力而不能收效。”此外，美国时间6月13日，也就是英苏协定签订的第二天，马歇尔、海军金上将 （Admiral King）、英狄尔元帅 （Field Marshal Dill）联名致信熊式辉，正式答复4月21日熊拜访罗斯福时所提两项要求。在这一姗姗来迟的答复中，尽管礼节性地承认了中国在这次大战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仍旧拒绝了中方加入参谋团、军用品分配委员会的要求，并认为“与其扩张目前正式机构，不如就原有联合参谋长办公厅之机构内，用密切而较非正式之个人接触，以求改进联系”。
至此，1942年上半年，蒋介石、宋子文、熊式辉等人试图改变美国战略导向，加强与美方军事战略合作，以便增加中国的战略决策与物资分配砝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借用熊式辉的话，美方仍是“以主权者之地位支配，不容他人置喙，自以慈善家之态度，取舍必须我自为主”。6月以后，国民政府对美军事交涉的重心开始由战略全局问题，转向租借物资、空军援助与反攻缅甸等具体问题，双方在宏观问题上的歧见也一一投射到了具体事务的交涉中，表面友好的同盟关系下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
余论
1942年春，蒋介石延续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交涉思路，试图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主动地推动美国改变“先德后日”“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无论是借印度问题旁敲侧击地提醒，还是直接向美方要求加入英美联合参谋团与军用品分配委员会，抑或是提供中方认为上策的战略取向，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扭转美国在整个战争中的大战略，使之符合中国的利益，并且在中方看来也是符合盟国全局利益的。然而，言之谆谆，听之藐藐。美方对国民政府的期许并未有积极表示，甚至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抵美之后一个多月，一直颇受冷落。而就在此时，中国与英国在缅甸的联合作战也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国际通道断绝。这不仅极大地加重了蒋介石的危机感，而且使他更相信是英国从中作梗，影响了美国的战略决策和中国的战略地位。于是，蒋开始“分拆”英、美，借抨击英国来“强逼”美国改变战略导向。虽然在稳健派幕僚的劝说下，蒋并未将言辞激烈的函电发给罗斯福，但是他还是间接将他的观点传达了出去。然而，蒋介石“以英逼美”的做法并不能改变美国的态度。5月上旬以后，对美交涉愈发困难，甚至连早前约定的运输机一事，美方也一拖再拖，加之熊式辉对中美关系“不痛不痒”的论述，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蒋介石又重新回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交涉路径，即为打破困境向美方明示“中国战场不能支持”，同时又从美国安危的角度指出“先德后日”战略之不智。虽然双管齐下，但是结果却并不如人意。6月中旬，英、美决定开辟第二战场后，中方基本失却了有关大战略交涉的机会。
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也几乎没有可能影响美国的战略指导。在国府特别是蒋介石看来，对日战争的国际化，必能加强中国的话语权和联合国家间的凝聚力。因而，中国与美、英，甚至苏、澳等国共同制定大战略应不成问题，将与太平洋利益攸关的美国重心转移至太平洋战场也似乎只是时间与耐心劝说的问题。但实际上，不仅“英美利害关系极深”，而且与当时中方高层的普遍判断相违的是，美国在战略指导上独立性极强，所谓“先欧后亚”战略并非为英国所强制，美国也有其自身的判断与决策。美英正式决定准备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实行在西欧集中军事力量的波莱罗计划 （Bolero）。根据美国官方的战史研究，这一战略计划的最初蓝本，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2年2月所草拟的一份战略备忘录。他的战略构想建立在担心东线战场苏联崩溃的基础上，因而提出需要尽快在西欧开辟战线。并且，他认为“虽然德国与他的卫星国‘总体战斗力’上要强过日本，但是由于日本仍未对苏联开战，并且更不容易受到同盟国主力部队的有效打击，因而‘相对而言日本更强’。”因此，艾森豪威尔认为“先德后日”同样符合“先弱后强”的军事战略原则。此外，在太平洋上输送与维持一定数量的部队与欧洲大陆相较需要四至五倍的船只数量，因此仅从后勤上考虑亦须遵守“先欧后亚”的原则。而且，之后为实施波莱罗计划，罗斯福与马歇尔一度对不大热心于该计划的英国百般迁就。
同盟国家在战时其实是松散的道义结合，对于实际作战并无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平衡与融合。熊式辉曾颇尖酸地说：“华府陈列联合国国旗，动以二十八面，所以夸张声势，点缀场面，用意至工。”在整体战略决策上，全然以美、英为中心，“各国军事代表除英美参谋团内容不得而知之外，其他并无何种军事相与讨论。楚楚衣冠，每月会餐一次，作华盛顿之装饰品而已”，而美英间又有各自打算，决策中充满了矛盾与争吵，妥协与强迫。
在熊式辉看來，“中美军事上合作完全由美方主宰，中国不能予以任何影响”，“视我为无足轻重”。中国对美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交涉的失败，其实是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利益投射下的局部景象。二战中国家利益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矛盾在这一东西方路线之争中若隐若现。事实上，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美国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决策模式，都深刻影响了亚洲整体格局，长远看甚至阻碍了日本的战争反省。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战后日本问题的解决其实全由美国主导，天皇制的最终命运由美占领当局决定，与蒋的所谓“以德报怨”精神并无直接关系;而战争赔偿问题，中方从一开始的积极争取到最终放弃，同样是美方政策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换言之，在整个战后东亚格局的塑造中，中方并无太多发言权。战后东亚格局的动荡与日本对战争反省的不彻底，早在战时中美等国军事合作的龃龉中便埋下了种子。
（选自《民国档案》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