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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张 蕙
小学语文教科书“有毒”?
小学语文教科书“有毒”。这是语文老师郭初阳的判断。为了支持这一结论,他和他的伙伴们刚刚出具了一份“化验报告”。检查样本,是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及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这三个版本在市场上占据了约80%的份额。
郭初阳36岁,曾在杭州外国语学校当了6年的语文教师,目前是自由研究者。在他背后,有一个民间团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集合了20多位中小学语文教师。简单来说,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给小学语文课本挑错儿、找茬儿”,并“弘扬现代公民理念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
这些教师自称是小学语文的“外科医生”,他们的口号是:“要给小学语文排排毒”,“现在需要的是一场手术”。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历时两年,收集、分析了300多篇课文。这些课文来自2002年～2009年的上述3个版本小学语文教材。他们对“有毒”的课文进行打分,从0分至5分,同时按照“毒性”等级,以武侠世界的毒药命名,例如断肠草、软金散等。最后形成的《化验报告:中国孩子的教科书》在扉页用3号黑体字写道:“我们正在给孩子们吃错药!”
推崇有机食品的郭初阳声称,这些课文中,有一半以上的故事属于严重的“农药超标”。而更让他痛惜的是,“小孩子恰恰都很迷信课本”。
真的名人,假的故事(一)
一些小学课文里的故事,常常会在学生的经验里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不久前,郭初阳给自己当年曾教过的学生何易“布置”了一项调查。这个19岁的男生,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念大二。他记得很清楚,小学二年级时曾在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里读到过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
课文内容是这样的: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7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文章旨在提示孩子们:所有有成就的伟人,都有着美好的品德。
和其他的中国孩子一样,12年来,何易一直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直到如今他接受郭初阳的请求,在美国调查这篇“传播孝道的典型课文”的真实性。
“你们听说过爱迪生7岁时救妈妈吗?”课间讨论时,他随意地跟美国同学提起这个话题。
当得知中国的小学课本上讲的这个故事,“What(什么)?!”这些美国人纷纷瞪大了眼睛,发出夸张的惊叹。
“哦,亲爱的,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生耸耸肩,摊开双手。
何易描述当时的感受,几乎是“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随后他给几位相关研究领域的教授发了邮件。教授们纷纷回复,“此事无从考证”。他又去学校图书馆查阅《爱迪生传》,仍旧没有“救妈妈”的记录。
继续调查,何易发现,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7岁时,不会有阑尾炎手术的说法。他还咨询了自己的父亲,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外科医生,何父的说法是,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
真的名人,假的故事(二)
郭初阳曾认真考证了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12课《陈毅探母》。故事是说,陈毅元帅的母亲生病了,他赶回故乡探望。陈毅看见母亲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就打来一盆水,一边洗衣服,一边和母亲拉家常。母亲说:“你也五十多岁了,还替娘洗衣服。”陈毅说:“娘,快别这么说。从小到大,你不知道替我洗了多少次衣服。今天,我给你洗洗衣服,是应该的呀!”
课文并不复杂,显然是想通过陈毅探母这件事,体现孩子对母亲的孝道,以及母子之间浓厚的亲情,让小学生懂得尊重长辈的道理。
这一回,“热爱吹毛求疵”的郭老师亲自动手,找了好几个版本的陈毅传记。第一天,他在笔记本里写道:《陈毅传》未发现“探母”记录。第二天,他又写下:《陈毅年谱》未发现“探母”记录。第三天,他还是一无所获。
他不甘心,于是自己考证。陈毅生于1901年,那么“五十多岁”时的探母事件,应发生在1951至1960年间。按《陈毅年谱》记载,陈毅曾于1959年11月2日回到故乡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看望了幺叔、幺婶、侄儿等亲属,却独独缺了“母亲”。并且,在各类媒体对陈毅儿子陈昊苏、侄儿陈德立、侄女陈德琦的详尽采访中,也从未提到有关“陈毅探母”的蛛丝马迹。
不过,他也发现,《陈毅年谱》中1963年2月下旬出现了空白。那么,即便陈毅探母真的发生在了这一时段,那至少也是在他60多岁的时候,而并非“五十多岁”。
“为了增强说服力,教科书在名人身上编派事实,虚构情节,大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架势!”这是“化验报告”里列出的病症。
经典和美德的前提是什么
在《化验报告:中国孩子的教科书》出炉之前,人们丝毫不会怀疑教科书里那些经典的美德故事在培养孩子良好情操、塑造孩子美好心灵方面的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这么讲,没有教科书里的经典和美德教育,孩子们的正确道德观、价值观也很难形成。可是,这并不是说经典和美德可以胡编乱造,以假乱真,因为经典和美德教育是有前提的,最大的前提就是真实,不夸张、不虚构、不做作。
然而,这个最大的前提恰恰是语文教科书的最大软肋,诚如一位较真的语文老师所说,主要问题有四类:一是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二是缺少童心,扼杀儿童天性;三是思想不符合现代观念;四是随意改编戕害经典。至于无作者名字、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更比比皆是。
教科书用经典和美德去熏陶和教育学生非常有必要,因为幼小的心灵好比一棵稚嫩的种子,细心的呵护可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但一旦这些经典和美德是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凭借主观臆断甚至想象虚构出来的,那么,经典和美德就成了洒了化肥和农药的蔬菜、果树,看起来光鲜夺目,吃起来却索然无味甚至有害健康。一两个桃子、苹果不好吃可以扔掉,可是,被虚构填充起来的经典和美德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来不得半点虚假。人们都说童贞最美好,可是我们不光没有用最大的善意去对待童贞,就连教科书也要欺骗他们,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过去和现在的名人和非名人缺少美德,而是我们缺少一颗发现美的心;或者说,并不是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中缺少经典和美德,只是我们没有用心挖掘它们。要知道,从汗牛充栋的古籍中找出一两篇经典故事并且翻译成白话文是一件多么劳神费力的事!可有些人脑袋里灵光一现就可以制造一篇所谓的“经典”之作。这也是教科书中的所谓“经典” 程式化、千篇一律的最主要原因。
教科书中的经典和美德如果立足于经济利益,而不是人性和儿童天性,那么,经典和美德就被绑架成了谋求不当利益的工具。这样的教科书会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什么样的隐患———怀疑、欺骗甚至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与教科书培养人、塑造人的根本目的绝对是背道而驰的。
概念化美德“绑架”了孩子?
首先,这里涉及美德故事的真实性问题。美德寓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如果有人较真,要翻开《二十四史》、相关传记、回忆录进行考证,那真的会感到失望。所谓割股疗亲、凿壁囊萤之类,即便史书有所记载,所据大抵也是传闻,较真起来,多半查无实据。但作为美德故事,它们还是参与了对社会道德观念、个人道德修养的型塑。
简单用“真实”标准来衡量,西方用于教化的道德故事可能更属虚妄。西方人道德观念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圣经》,而《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没有真实性可言。较起真来,《圣经》宣扬的道德观念还自相矛盾,比如耶稣既鼓吹财富“马太效应”,又诅咒“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它还是西方人的道德教材。
中国用来进行道德教育的西方故事,现在陆续被人考证出来,不少都属无中生有。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有一个儿时的假故事,说华盛顿用自己的小斧头砍掉了父亲的樱桃树,在父亲的追问下,华盛顿勇敢地站出来认了错,父亲认为这是“千棵樱桃树不换”的品质。像这样以讹传讹,照搬照用的西式故事,在我们的教材中也不少见。
有人主张,语文只传授语言、文学知识,其他免谈。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语文除了讲授语言文学知识外,还是灌输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意义的平台。现有小学语文课本的问题,不是它用道德“绑架”了孩子,而是盛装道德的“托盘”有了纰漏,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人性问题,应该是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了,现在重新流行的《三字经》,起首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也讲“披着羊皮的狼”,但此狼喻指敌人,无关人性。正常的人,似乎都是性善的。在这一点上,中西教育上的差别就出来了,西方主流是性恶论,也有性善说,具有多元主义特征;而中国宣扬人性本善,于是课本讲了太多的好人好事。倒是像《喜羊羊与灰太狼》这样的动漫,给孩子开了真正的人性启蒙课,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再比如,我们的道德教育,片面地宣扬孝顺、节俭、谦让、服从的道德,而漠视独立、权利这样的现代价值观念,使现代人格存在传统与现代失衡的现象。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就不算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而是有更多臣民色彩。
这样看来,小学语文课本的问题还不只是美德故事的真假,而是如何引入更多体现现代价值的故事,型塑国民新的道德观念和人格。
“美德”如何回归常识?
当然,说美德“绑架”孩子,此话言过其实。就语言文字的教育和传承而言,从来就不可能有单纯的文字教育,语文教育也都是要“载道”的,都是要将整个民族的共通价值观传递给后人的。美德本身没有错,只是,你如何来界定美德的内容以及用何种方式去表现美德。
现在,教师自己意识到语文教学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绑架”的问题,而是“滞后”的问题。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如今,互联网诞生,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化,时代价值观与过去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作为语文教育的载体,教材内容,尤其是它承载的价值观,确实应该做新的思考。当然,这种更新,并非以网络文字代替古汉语,以电子游戏内容代替诗歌为标志,恰恰相反,应当是以一种“生命力最长久”的价值观代替时政性的价值观。
应该说,教材并不像科技,更新并非自然规律。有很多好文章能够千古不朽,原因在于,其所载的“道”不仅是时政性的,还是常识性的。
对于我们而言,经历了太多时代的变革以后,在被各种思潮席卷之后,有必要回到“常识性”上来,而事实上,大的社会价值观也正在回归常识。常识这两个字包含的意思,既有生活常识,社会常识,也有历史常识,人性常识,还包括人类公认的某些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说,越是能穿越时代和政治的常识,越有长久的生命力,越接近于人的本质。这类常识,恐怕才是我们最想留给子孙的,也最适合教材。■
小学语文教科书“有毒”?
小学语文教科书“有毒”。这是语文老师郭初阳的判断。为了支持这一结论,他和他的伙伴们刚刚出具了一份“化验报告”。检查样本,是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及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这三个版本在市场上占据了约80%的份额。
郭初阳36岁,曾在杭州外国语学校当了6年的语文教师,目前是自由研究者。在他背后,有一个民间团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集合了20多位中小学语文教师。简单来说,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给小学语文课本挑错儿、找茬儿”,并“弘扬现代公民理念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
这些教师自称是小学语文的“外科医生”,他们的口号是:“要给小学语文排排毒”,“现在需要的是一场手术”。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历时两年,收集、分析了300多篇课文。这些课文来自2002年～2009年的上述3个版本小学语文教材。他们对“有毒”的课文进行打分,从0分至5分,同时按照“毒性”等级,以武侠世界的毒药命名,例如断肠草、软金散等。最后形成的《化验报告:中国孩子的教科书》在扉页用3号黑体字写道:“我们正在给孩子们吃错药!”
推崇有机食品的郭初阳声称,这些课文中,有一半以上的故事属于严重的“农药超标”。而更让他痛惜的是,“小孩子恰恰都很迷信课本”。
真的名人,假的故事(一)
一些小学课文里的故事,常常会在学生的经验里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不久前,郭初阳给自己当年曾教过的学生何易“布置”了一项调查。这个19岁的男生,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念大二。他记得很清楚,小学二年级时曾在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里读到过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
课文内容是这样的: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7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文章旨在提示孩子们:所有有成就的伟人,都有着美好的品德。
和其他的中国孩子一样,12年来,何易一直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直到如今他接受郭初阳的请求,在美国调查这篇“传播孝道的典型课文”的真实性。
“你们听说过爱迪生7岁时救妈妈吗?”课间讨论时,他随意地跟美国同学提起这个话题。
当得知中国的小学课本上讲的这个故事,“What(什么)?!”这些美国人纷纷瞪大了眼睛,发出夸张的惊叹。
“哦,亲爱的,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生耸耸肩,摊开双手。
何易描述当时的感受,几乎是“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随后他给几位相关研究领域的教授发了邮件。教授们纷纷回复,“此事无从考证”。他又去学校图书馆查阅《爱迪生传》,仍旧没有“救妈妈”的记录。
继续调查,何易发现,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7岁时,不会有阑尾炎手术的说法。他还咨询了自己的父亲,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外科医生,何父的说法是,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
真的名人,假的故事(二)
郭初阳曾认真考证了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12课《陈毅探母》。故事是说,陈毅元帅的母亲生病了,他赶回故乡探望。陈毅看见母亲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就打来一盆水,一边洗衣服,一边和母亲拉家常。母亲说:“你也五十多岁了,还替娘洗衣服。”陈毅说:“娘,快别这么说。从小到大,你不知道替我洗了多少次衣服。今天,我给你洗洗衣服,是应该的呀!”
课文并不复杂,显然是想通过陈毅探母这件事,体现孩子对母亲的孝道,以及母子之间浓厚的亲情,让小学生懂得尊重长辈的道理。
这一回,“热爱吹毛求疵”的郭老师亲自动手,找了好几个版本的陈毅传记。第一天,他在笔记本里写道:《陈毅传》未发现“探母”记录。第二天,他又写下:《陈毅年谱》未发现“探母”记录。第三天,他还是一无所获。
他不甘心,于是自己考证。陈毅生于1901年,那么“五十多岁”时的探母事件,应发生在1951至1960年间。按《陈毅年谱》记载,陈毅曾于1959年11月2日回到故乡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看望了幺叔、幺婶、侄儿等亲属,却独独缺了“母亲”。并且,在各类媒体对陈毅儿子陈昊苏、侄儿陈德立、侄女陈德琦的详尽采访中,也从未提到有关“陈毅探母”的蛛丝马迹。
不过,他也发现,《陈毅年谱》中1963年2月下旬出现了空白。那么,即便陈毅探母真的发生在了这一时段,那至少也是在他60多岁的时候,而并非“五十多岁”。
“为了增强说服力,教科书在名人身上编派事实,虚构情节,大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架势!”这是“化验报告”里列出的病症。
经典和美德的前提是什么
在《化验报告:中国孩子的教科书》出炉之前,人们丝毫不会怀疑教科书里那些经典的美德故事在培养孩子良好情操、塑造孩子美好心灵方面的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这么讲,没有教科书里的经典和美德教育,孩子们的正确道德观、价值观也很难形成。可是,这并不是说经典和美德可以胡编乱造,以假乱真,因为经典和美德教育是有前提的,最大的前提就是真实,不夸张、不虚构、不做作。
然而,这个最大的前提恰恰是语文教科书的最大软肋,诚如一位较真的语文老师所说,主要问题有四类:一是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二是缺少童心,扼杀儿童天性;三是思想不符合现代观念;四是随意改编戕害经典。至于无作者名字、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更比比皆是。
教科书用经典和美德去熏陶和教育学生非常有必要,因为幼小的心灵好比一棵稚嫩的种子,细心的呵护可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但一旦这些经典和美德是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凭借主观臆断甚至想象虚构出来的,那么,经典和美德就成了洒了化肥和农药的蔬菜、果树,看起来光鲜夺目,吃起来却索然无味甚至有害健康。一两个桃子、苹果不好吃可以扔掉,可是,被虚构填充起来的经典和美德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来不得半点虚假。人们都说童贞最美好,可是我们不光没有用最大的善意去对待童贞,就连教科书也要欺骗他们,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过去和现在的名人和非名人缺少美德,而是我们缺少一颗发现美的心;或者说,并不是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中缺少经典和美德,只是我们没有用心挖掘它们。要知道,从汗牛充栋的古籍中找出一两篇经典故事并且翻译成白话文是一件多么劳神费力的事!可有些人脑袋里灵光一现就可以制造一篇所谓的“经典”之作。这也是教科书中的所谓“经典” 程式化、千篇一律的最主要原因。
教科书中的经典和美德如果立足于经济利益,而不是人性和儿童天性,那么,经典和美德就被绑架成了谋求不当利益的工具。这样的教科书会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什么样的隐患———怀疑、欺骗甚至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与教科书培养人、塑造人的根本目的绝对是背道而驰的。
概念化美德“绑架”了孩子?
首先,这里涉及美德故事的真实性问题。美德寓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如果有人较真,要翻开《二十四史》、相关传记、回忆录进行考证,那真的会感到失望。所谓割股疗亲、凿壁囊萤之类,即便史书有所记载,所据大抵也是传闻,较真起来,多半查无实据。但作为美德故事,它们还是参与了对社会道德观念、个人道德修养的型塑。
简单用“真实”标准来衡量,西方用于教化的道德故事可能更属虚妄。西方人道德观念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圣经》,而《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没有真实性可言。较起真来,《圣经》宣扬的道德观念还自相矛盾,比如耶稣既鼓吹财富“马太效应”,又诅咒“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它还是西方人的道德教材。
中国用来进行道德教育的西方故事,现在陆续被人考证出来,不少都属无中生有。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有一个儿时的假故事,说华盛顿用自己的小斧头砍掉了父亲的樱桃树,在父亲的追问下,华盛顿勇敢地站出来认了错,父亲认为这是“千棵樱桃树不换”的品质。像这样以讹传讹,照搬照用的西式故事,在我们的教材中也不少见。
有人主张,语文只传授语言、文学知识,其他免谈。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语文除了讲授语言文学知识外,还是灌输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意义的平台。现有小学语文课本的问题,不是它用道德“绑架”了孩子,而是盛装道德的“托盘”有了纰漏,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人性问题,应该是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了,现在重新流行的《三字经》,起首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也讲“披着羊皮的狼”,但此狼喻指敌人,无关人性。正常的人,似乎都是性善的。在这一点上,中西教育上的差别就出来了,西方主流是性恶论,也有性善说,具有多元主义特征;而中国宣扬人性本善,于是课本讲了太多的好人好事。倒是像《喜羊羊与灰太狼》这样的动漫,给孩子开了真正的人性启蒙课,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再比如,我们的道德教育,片面地宣扬孝顺、节俭、谦让、服从的道德,而漠视独立、权利这样的现代价值观念,使现代人格存在传统与现代失衡的现象。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就不算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而是有更多臣民色彩。
这样看来,小学语文课本的问题还不只是美德故事的真假,而是如何引入更多体现现代价值的故事,型塑国民新的道德观念和人格。
“美德”如何回归常识?
当然,说美德“绑架”孩子,此话言过其实。就语言文字的教育和传承而言,从来就不可能有单纯的文字教育,语文教育也都是要“载道”的,都是要将整个民族的共通价值观传递给后人的。美德本身没有错,只是,你如何来界定美德的内容以及用何种方式去表现美德。
现在,教师自己意识到语文教学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绑架”的问题,而是“滞后”的问题。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如今,互联网诞生,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化,时代价值观与过去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作为语文教育的载体,教材内容,尤其是它承载的价值观,确实应该做新的思考。当然,这种更新,并非以网络文字代替古汉语,以电子游戏内容代替诗歌为标志,恰恰相反,应当是以一种“生命力最长久”的价值观代替时政性的价值观。
应该说,教材并不像科技,更新并非自然规律。有很多好文章能够千古不朽,原因在于,其所载的“道”不仅是时政性的,还是常识性的。
对于我们而言,经历了太多时代的变革以后,在被各种思潮席卷之后,有必要回到“常识性”上来,而事实上,大的社会价值观也正在回归常识。常识这两个字包含的意思,既有生活常识,社会常识,也有历史常识,人性常识,还包括人类公认的某些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说,越是能穿越时代和政治的常识,越有长久的生命力,越接近于人的本质。这类常识,恐怕才是我们最想留给子孙的,也最适合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