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历史学科的时空观念包括历史时序观念和历史地理观念。具体而言，既需要将历史事物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和理解，也需要了解史事发生的地点、区域、范围等，通过具体的空间定位，进而观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1]历史是一门人文科学，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正在于时空观念是历史诸素养中学科本质的体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需要关注历史的时序性，也需要加强学生对历史空间的认知，即需要搭建起历史事实之间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时间和空间的二维规定性，让历史鲜活起来，也让历史研究成为可能。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2]“江南”二字，在中國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中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词汇。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近期出版了历史通俗读物——《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主要内容为江南市镇的前世今生——江南市镇的形成原因、历史变迁及现代发展等诸问题。“悠悠何处是江南”是本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司马迁“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中的江南，与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中的江南，不论是时间，还是地域，都存在着很大不同。“江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肯定是不一致的，而作者在其书中明确表示：书中所指的江南地区，就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港口都市上海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辐射所及的范围。时至今日，这里仍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3]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部编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古代史部分[4]，共有6处涉及到了“江南”一词：第4课中“两汉时期的文化”一节中，学思之窗处有乐府诗《江南》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第5课“东晋与南朝”一节中，指出了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原因，以及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第6课“唐朝的繁荣与民族交融”一节中，“历史纵横”处指出唐朝时期江南农民改进并推广了曲辕犁;第11课“经济重心南移”一节中，提到元代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税收集中于江南，且开辟长途海运航线的目的在于将江南的粮食北运;第15课“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局限”一节中，认为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农业的多种经营日益兴盛，清初康熙年间的《耕织图》正是描绘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场景;仍旧在第15课“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局限”一节，史料阅读中的史料选自顾炎武的《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就上述整理来看，江南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地理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所指的地域范围必定有所差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加辨析地使用江南一词，不仅会导致学生对史实认知的偏差，而且也容易造成“以今视昔”的错觉。
　　一、 先秦两汉时期的“南方”
　　汉乐府诗《江南》是乐府民歌中的采莲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写出了江南采莲时的优美意境。但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相较于北方黄河流域，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方地区开发相对迟缓，确是不争的事实。正如西汉司马迁所言，江南“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因此“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经济开发明显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中国南方虽然自然条件良好，居民少有饥馑的危害，但是也没有多少剩余的粮食，无法摆脱贫穷。[5]而且“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自然环境也比中原地区恶劣的多。
　　两汉及先秦时期的江南，更多的是一个范围极广的、泛指的概念。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认为的：“在较早的古代文献中，‘江南’一词，如同‘中原’、‘塞北’、‘岭南’、‘西域’等地理名词一样，仅用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并非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区划。”[6]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亦曾指出：“两汉时期，‘江南’一词所指，大多以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南北地区为江南的主体。”[7]因此，早期的江南，更多具有一种方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区域，包括太湖和钱塘江流域、鄱阳湖、洞庭湖周围等区域。
　　二、六朝隋唐时期的“江东”
　　六朝时期，北方各主要都市如洛阳、长安等相继失守于北方少数民族，晋王室及后续的宋、齐、梁、陈相续移都或建都南京，北方汉人也纷纷大批移居长江以南地区，这就为南方生产增加了更多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北方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长江以南地区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重心南移。正如部编历史教科书中所提到的：江南地区在东晋南朝时期得以开发，并且在唐代出现并推广了曲辕犁。
　　周振鹤先生曾指出：“到了隋代，江南一词已多用来代替江东与江左。”六朝时期的江南，指的就是江东政权所在地，这是六朝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六朝的首都是建康，而建康又是当时江东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此时的江东，其范围已经比两汉时期的“江南”范围小得多，主要范围包括今太湖流域一带。“太湖流域这个区域在唐代已经有了特殊的地位，所以导致‘江南’这个概念直接赋予了这一区域。”[8]
　　而江南作为一个指向明确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地理概念出现，是在唐代。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但唐前期江南道的范围非常广阔，不同于六朝时期江南范围逐步缩小的事实。由于江南道范围过大，其内部经济文化差异又明显，唐开元年间将之拆分为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其中，江南东道地辖今江苏省南部、上海、浙江全境、福建全境及安徽部分地区。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江南”
　　宋初改道为路，“江南”一词继续被用作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出现了“江南东路”，其范围包括今江苏省、安徽省长江以南部分地区以及江西东北部等地区，而此时的浙江全境基本属于两浙路的范畴。及至两宋时期，由于南方的自然条件较北方优越，社会环境较北方安定，北方中原人民为避战乱而南移，南方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迅速赶超北方。 　　元灭宋后，依历次军事征服用兵的范围设置了十大行省，宋代的江南东路、两浙路等行政区域全部划归江浙行省，“江南”一词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从元代开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江浙行省所辖的区域，是宋元时期及后世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密度大，尤其是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时人称“苏湖熟，天下足”，这一地区也在当时及后世成为国家财赋所出的重地。
　　及至明清时期，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具体的地理位置逐渐明朗，“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这个范围，与本来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致相若。”[9]八府一州在地理上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属于同一水系——太湖水系，这使得水运便利的八府一州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农业的多种经营日益兴盛，开始走出了一条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路径——专业经济——主要是栽桑养蚕和植棉两项。除此之外，手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也实现了很大突破，如在纺织业发达的苏州地区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自由劳动力和市场，即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苏州拥有“十万烟火”，财富“甲于天下”，有的区段“地值寸金”。[10]
　　四、余论：对“江南”概念的反思
　　在部编历史教科书中，没有给“江南”的具体语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江南”一词的使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区分，从两汉、东晋、隋唐，到元、明、清，都一律使用“江南”的概念，且不加辨析。也就是说，教科书没有关注到“江南”的空间范畴及其时间上的适用性问题。有学者曾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正如葛兆光先生在《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中说道：“而现代人撰写的思想史，就常常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用这些后设的观念来叙述历史的。”[11]就“江南”一词的使用来看，一种以今视昔的视角，确是如此。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对时间的阐释：“历史学家站在现在向过去提问，问题针对的是起源、发展和轨迹，这些都处于时间之中，要有日期来标记。”[12]亦正如赵世瑜先生对时空的理解：“史学者的工作其实就是发现和建立关联，即按照某种历史逻辑，对特定时空中的那些看似无关的历史碎片建立关联，然后，对这些关联做出判断。”[13]对于高中学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认识来说，时空观念这一核心素养既是认识历史的观念，也是认识历史的方法。[14]“江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很强的连续性，教师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厘清不同时期“江南”的不同地域范围，使得学生清楚“江南”一词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地域范围，有助于学生了解和体悟“江南”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历史的时代感，使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够在时空框架下运转;而且在进行历史解释时，所评判的史事亦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也需要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出发对史事进行历史解释。
　　【注释】
　　[1]徐蓝：《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结构与内容设计——20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