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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结合波伏娃的社会性别建构理论与福柯提出的“环行监狱”的凝视模式对电影《再见爱丽斯》中女主人公爱丽斯的在对自我主体找寻前后所扮演的各个性别角色作出分析，以指出女性希冀在男权社会操控下追寻女性性别主体的虚妄性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女性气质 性别角色 “凝视”模式 环行监狱
电影《再见爱丽斯》拍摄于1974年，正处于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时期，尽管导演并不承认它是一部女性电影，然而其对女性的生存命运、价值追寻、角色转换等为主要表现对象所进行的性别探讨与思考却不自觉地融入女性主义视角，客观地表达出了对女性生命的关注与表达。
本文就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在男性“凝视”目光下，男权社会的权力制度与规约体制被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道德约束，男性命令成为自我遵守与自我驯服的结果。这种内化的权力机制使得影片主人公在追求自我意识的旅程中一再被延沓，直至终于放弃了对蒙特里杰这一终极目的地的追寻，重新回到了男性社会的建构中。
一、小女孩与母亲：被男权社会浇灌的“女性气质”
波伏娃说：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在影片最开始，爱丽斯是做为一个唱着歌的小女孩出场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布娃娃。在这里，唱歌的梦想是作为爱丽斯的一个主体生存的目标去想要完成以确定自我的主体价值与能力实现的。这是她对自己生存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想望，并代表了一种希望积极介入世界的主体性把握与希冀世界对自己主体性确认的心态呈现。因而是象征自我价值和自我主体性的确认的。与此同时。布娃娃则既替代了她本人，如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她的化身出现，代表了一种没有生命力的被动性的特定客体：同时又作为她的孩子出现，因为真实的孩子同样也是母亲的第二个自我。女孩就是通过布娃娃来感受到人们对自己性别角色的主观肯定与确认的。因此在这个布娃娃身上，女孩就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要讨人喜欢，就要尽力来讨好，将自身放在客体的地位，因此她就需要放弃自主的愿望。”
因此在唱歌的梦想与对布娃娃的宠爱之间。女人自主生存与作为客观自我——成为“他者”的矛盾已经开始呈现端倪。即使她在主观意志上希望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歌手，实现自身价值。但这种成功对她来说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她还有另一项事业需要完成：不管怎样。她同时又是一个女人，不可以失去女性气质。”
于是。女人，严格意义上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也就是这样在男权社会的构建下逐渐形成了的。
二、家庭妇女与职业妇女：男性凝视模式下的女性自我驯服
这种从小被灌输的“女性化”女人本质。让爱丽斯时刻谨记自己的女性职责和女性特质，而这些责任与特质事实上是以父权社会的男性衡量标准为依据的，因而这就促使她就在成长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主动参与了男性社会对自己的女性身份、角色地位的构造，把这种男性凝视结构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规范。并在潜意识中规约自己使自己不脱离这种女性气质的构建。这一点我们后面将对爱丽斯在公领域与私领域分别作为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这两种不同角色呈现的分析中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对于公领域与私领域，在西方哲学体系中，两者是可以截然分离的领域。前者是指公共事物领域，后者是指私人事务领域，这一划分本身并没有不合理。但“当公领域与男性、理性联系。而私领域与女人、情感联系并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等级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因此我们通过对爱丽斯在公、私领域各自扮演的性别角色去试图揭示这一差异性存在。
1、家庭妇女：角色的依附性与倾斜的两性关系
在美国妇女运动之后。妇女获得了基本的工作权利。但“美国社会提供给女性的是非此即彼的，没有赢家的虚假选择。也就是说。要么做家庭主妇，要么做职业妇女。”这就意味着爱丽斯在丈夫的要求下放弃自己的事业而成为家庭妇女并非偶然。这一角色在婚姻的牵制下被定型，这是作为男权社会对妇女地位剥夺而强制给她们的。
从她后来对农场主约翰的转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对男性的强势话语是一贯认可并乐意接受的。这里有这样一段值得关注的对话：
他(丈夫唐纳德)说：我的妻子不应该在酒吧里面出现。
她(爱丽斯)回答：“好的，主人”，并补充道，我喜欢这样。……
后来又补充道：我所想象的男人应该强壮而专横……
我们应该注意到说话的语气，男性话语“我的妻子不应该怎么样”是命令式的口吻，而女性用“主人”、“我喜欢这样”以及她想象中的强壮而专横的男人形象则意味着在爱丽斯眼中男性本来就应该是个享有权威性的强势代表。女性应该服从男性的意志并依附于男性。而不应该有任何迟疑。因为“女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迷住一个男人的心。”
爱丽斯将这种男性话语视为自我认同，并对现存的这种男性话语模式感到满意并自愿接受这种男性权威强加给她的角色定位，她作为家庭妇女的角色是完全以服从和被管制的地位出现的，处于无权地位。并对这种角色与地位感到满意，以为这种生活就是正常与符合标准化的。
2、职业女性：男性凝视下的自我同塑
丈夫意外去世后，爱丽斯失去了完整的家庭与经济来源。失去对男人的依靠之后，她才努力回归自我，想望去记忆中理想的终极目标——蒙特里杰重拾自己的音乐梦想。并迫于经济的压力不得不在去蒙特里杰的路上寻找工作以维持生计。
然而在她发现了女性就业的艰难困境之后。却在自觉不自觉中利用男性对女性气质和性别的所有要求与幻想去使自己获得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如爱丽斯在找工作之前先用仅有的一点钱把自己装扮的性感迷人，并在酒吧里用自己所遭遇的变故去博得男性的同情。用女性的脆弱和无依无靠的性别弱势去赢得男性的赞赏和保护的欲望，并最终收留她。
而在后来与弗罗的对话中，弗罗又告诉她如何去解开上衣的口子去赚的更多的小费，更是在主动迎合了男性对女性身体所具有的权利和控制。女性身体被自我贬抑而客体化为一种她自身赚钱的工具，在这里，“妇女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一种“全景敞式监狱”：这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用在父权制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就是处于环行边缘的被囚禁者，而男性则是处于中心瞻望塔的监视者。在环形边缘里，女人作为囚犯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而在中心瞻望塔，男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因此，在女性的规范中就有了如福柯所说的，“不需要武器，不需要身体上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的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己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下而上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
借用福柯所指出的宏观权力结构。我们考虑到的父权制的权力结构也应该是“它存在的细微形式(毛细血管)，权力深入个体。到达他(她)们的身体，渗透他们的姿势、他们的姿态，他们的话语，他们怎样学会生活和与人交往。”而影片中，不论是爱丽斯还是弗罗，她们敏感于男人对自己身体、举止、规范强加的制约形式并坚决地进行反抗，但她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强迫形式早已经通过权利内在化为一种自身的主体规范，使之在无意识中主动施加于自身。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比单一阶级维度权力压迫更反映现实存在的两性间复杂、隐蔽的权力关系。
因此。女性角色从心理、生活方式、生存原则上被男权社会建构成他们所希冀的具有“女性气质”的角色，并让她们在男性凝视目光下自我规约自我服从。因而如果不改变这种性别统治的社会格局，女性性别角色将永远禁锢在男性的性别想象中被边缘化。成为失去主体的客体化而一直存在下去。
[关键词]女性气质 性别角色 “凝视”模式 环行监狱
电影《再见爱丽斯》拍摄于1974年，正处于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时期，尽管导演并不承认它是一部女性电影，然而其对女性的生存命运、价值追寻、角色转换等为主要表现对象所进行的性别探讨与思考却不自觉地融入女性主义视角，客观地表达出了对女性生命的关注与表达。
本文就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在男性“凝视”目光下，男权社会的权力制度与规约体制被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道德约束，男性命令成为自我遵守与自我驯服的结果。这种内化的权力机制使得影片主人公在追求自我意识的旅程中一再被延沓，直至终于放弃了对蒙特里杰这一终极目的地的追寻，重新回到了男性社会的建构中。
一、小女孩与母亲：被男权社会浇灌的“女性气质”
波伏娃说：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在影片最开始，爱丽斯是做为一个唱着歌的小女孩出场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布娃娃。在这里，唱歌的梦想是作为爱丽斯的一个主体生存的目标去想要完成以确定自我的主体价值与能力实现的。这是她对自己生存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想望，并代表了一种希望积极介入世界的主体性把握与希冀世界对自己主体性确认的心态呈现。因而是象征自我价值和自我主体性的确认的。与此同时。布娃娃则既替代了她本人，如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她的化身出现，代表了一种没有生命力的被动性的特定客体：同时又作为她的孩子出现，因为真实的孩子同样也是母亲的第二个自我。女孩就是通过布娃娃来感受到人们对自己性别角色的主观肯定与确认的。因此在这个布娃娃身上，女孩就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要讨人喜欢，就要尽力来讨好，将自身放在客体的地位，因此她就需要放弃自主的愿望。”
因此在唱歌的梦想与对布娃娃的宠爱之间。女人自主生存与作为客观自我——成为“他者”的矛盾已经开始呈现端倪。即使她在主观意志上希望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歌手，实现自身价值。但这种成功对她来说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她还有另一项事业需要完成：不管怎样。她同时又是一个女人，不可以失去女性气质。”
于是。女人，严格意义上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也就是这样在男权社会的构建下逐渐形成了的。
二、家庭妇女与职业妇女：男性凝视模式下的女性自我驯服
这种从小被灌输的“女性化”女人本质。让爱丽斯时刻谨记自己的女性职责和女性特质，而这些责任与特质事实上是以父权社会的男性衡量标准为依据的，因而这就促使她就在成长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主动参与了男性社会对自己的女性身份、角色地位的构造，把这种男性凝视结构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规范。并在潜意识中规约自己使自己不脱离这种女性气质的构建。这一点我们后面将对爱丽斯在公领域与私领域分别作为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这两种不同角色呈现的分析中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对于公领域与私领域，在西方哲学体系中，两者是可以截然分离的领域。前者是指公共事物领域，后者是指私人事务领域，这一划分本身并没有不合理。但“当公领域与男性、理性联系。而私领域与女人、情感联系并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等级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因此我们通过对爱丽斯在公、私领域各自扮演的性别角色去试图揭示这一差异性存在。
1、家庭妇女：角色的依附性与倾斜的两性关系
在美国妇女运动之后。妇女获得了基本的工作权利。但“美国社会提供给女性的是非此即彼的，没有赢家的虚假选择。也就是说。要么做家庭主妇，要么做职业妇女。”这就意味着爱丽斯在丈夫的要求下放弃自己的事业而成为家庭妇女并非偶然。这一角色在婚姻的牵制下被定型，这是作为男权社会对妇女地位剥夺而强制给她们的。
从她后来对农场主约翰的转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对男性的强势话语是一贯认可并乐意接受的。这里有这样一段值得关注的对话：
他(丈夫唐纳德)说：我的妻子不应该在酒吧里面出现。
她(爱丽斯)回答：“好的，主人”，并补充道，我喜欢这样。……
后来又补充道：我所想象的男人应该强壮而专横……
我们应该注意到说话的语气，男性话语“我的妻子不应该怎么样”是命令式的口吻，而女性用“主人”、“我喜欢这样”以及她想象中的强壮而专横的男人形象则意味着在爱丽斯眼中男性本来就应该是个享有权威性的强势代表。女性应该服从男性的意志并依附于男性。而不应该有任何迟疑。因为“女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迷住一个男人的心。”
爱丽斯将这种男性话语视为自我认同，并对现存的这种男性话语模式感到满意并自愿接受这种男性权威强加给她的角色定位，她作为家庭妇女的角色是完全以服从和被管制的地位出现的，处于无权地位。并对这种角色与地位感到满意，以为这种生活就是正常与符合标准化的。
2、职业女性：男性凝视下的自我同塑
丈夫意外去世后，爱丽斯失去了完整的家庭与经济来源。失去对男人的依靠之后，她才努力回归自我，想望去记忆中理想的终极目标——蒙特里杰重拾自己的音乐梦想。并迫于经济的压力不得不在去蒙特里杰的路上寻找工作以维持生计。
然而在她发现了女性就业的艰难困境之后。却在自觉不自觉中利用男性对女性气质和性别的所有要求与幻想去使自己获得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如爱丽斯在找工作之前先用仅有的一点钱把自己装扮的性感迷人，并在酒吧里用自己所遭遇的变故去博得男性的同情。用女性的脆弱和无依无靠的性别弱势去赢得男性的赞赏和保护的欲望，并最终收留她。
而在后来与弗罗的对话中，弗罗又告诉她如何去解开上衣的口子去赚的更多的小费，更是在主动迎合了男性对女性身体所具有的权利和控制。女性身体被自我贬抑而客体化为一种她自身赚钱的工具，在这里，“妇女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一种“全景敞式监狱”：这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用在父权制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就是处于环行边缘的被囚禁者，而男性则是处于中心瞻望塔的监视者。在环形边缘里，女人作为囚犯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而在中心瞻望塔，男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因此，在女性的规范中就有了如福柯所说的，“不需要武器，不需要身体上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的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己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下而上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
借用福柯所指出的宏观权力结构。我们考虑到的父权制的权力结构也应该是“它存在的细微形式(毛细血管)，权力深入个体。到达他(她)们的身体，渗透他们的姿势、他们的姿态，他们的话语，他们怎样学会生活和与人交往。”而影片中，不论是爱丽斯还是弗罗，她们敏感于男人对自己身体、举止、规范强加的制约形式并坚决地进行反抗，但她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强迫形式早已经通过权利内在化为一种自身的主体规范，使之在无意识中主动施加于自身。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比单一阶级维度权力压迫更反映现实存在的两性间复杂、隐蔽的权力关系。
因此。女性角色从心理、生活方式、生存原则上被男权社会建构成他们所希冀的具有“女性气质”的角色，并让她们在男性凝视目光下自我规约自我服从。因而如果不改变这种性别统治的社会格局，女性性别角色将永远禁锢在男性的性别想象中被边缘化。成为失去主体的客体化而一直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