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最早提出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技术和设备来追踪自己身体的各种情况并进行量化。他说，“未来几乎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事物都能追踪和量化，你可以利用一个数字生命跟踪体系来记录整个生命，创建属于自己的生命图表。”这话听着很玄妙啊，实际上呢，我大爷有糖尿病，每隔两天就测一次血糖，打胰岛素，测血糖就是量化自我。Jawbone推出的Up手环，NIKE也有手环，实际上咱北京公交也有手环，都能测量你每天走了多少步。“量化自我”说白了就是鼓励你把自己当回事，记录下一堆可有可无的只对你自己有点儿意义的数据，然后你觉得这是生命图表。假设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完美的苹果手表，我抬起手腕一看：我坐在这里消耗了110卡路里，现在我的血糖是3.7，有点儿低，它提醒我该吃点儿香蕉了。我的血压是85到130，非常正常，膀胱里有40毫升尿液，可撒可不撒，肚子里有半斤屎，可拉可不拉。我昨夜睡了8小时15分鐘，深度睡眠2小时28分，浅睡5小时47分，今天一共才走了756步。
　　 过去几年里，智能设备、量化App和社交媒体正将人类逐渐编织在一个机器思维的罗网里。在这个罗网里，人类的各种活动正在被转化为数字。比如行走——戴一个Fitbit的腕带，你会发现自己每天平均行走在3000-4000步之间;比如睡眠——戴一个睡眠监测器，你会知道自己一天睡眠时间8小时，早晨5：30到6：45 之间睡眠质量最好，所以闹钟最好别设在6：15;比如情绪，你的智能手机能从你的声音中识别出你在过去20秒之内的热情程度，谷歌眼镜的面部识别系统能通过分析你当下的表情，测量你的各种情绪指标——1.生气程度 2.高兴程度 3.沮丧程度4.惊讶程度;硅谷的发明家们发明了一款名为Spreadsheets的App，只要把你的智能手机正面朝上搁在床垫上，就能跟踪做爱时的声音、长度，并由此计算你的性能力。
　　 几个月前，苹果手表推出的时候，人们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整合市场上各种零散的小设备和App，将这场运动扩散到更大众层面的消费品市场。他们宣称，这些最贴身的小设备以及它们所采集的数据对我们的生活一定有积极的意义——这些数字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清晰、干净、容易消化的信息包裹。它们可以作为我们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揭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秘密规律，帮助我们看到平常意识不到的因果关联和相关性，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还会提供我们行动的依据或者指引——每当我们想做一些愚蠢的、不健康的、或者不好的事情时，这些数字会提醒我们，甚至直接进行干预。比如苹果手表内置了触感反馈，如果你坐得太久，手表会振动提醒你该站起来走走。也许以后iWatch2能测量你的血清素水平。iWatch3会知道你完整的基因组图谱，到时候Siri会体贴地告诉你，“基于你的心脏情况，我已经取消了你的有线电视，给你报了一个6星期的健身课程，把你刚才预订的比萨改成了沙拉。”
　　 当然，在健康管理这种实用性目的之外，“量化自我运动”背后还有一个宏大的精神性的假设：数字有可能最终发掘出有关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以及我们真正应该去往何方的深层内在真相。然而，这一切值得怀疑。事无巨细地记录一个人的所有生活细节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有报告称，三分之一的可穿戴设备用户会在六个月之内放弃），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七八年间，所谓“量化自我运动”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技术宅圈子内。但是，随着社交媒体与各种游戏机制的引入——最简单的一种机制就是制造竞争，比如那款“床笫之间”的App鼓励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性爱分数，并设计了一个“现代唐璜排行榜”以资激励——你会进入那些漂亮的图形图表带来的自豪感之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