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主任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剧》
　　当人们想到中东冲突时，宗教因素很可能首先映入脑海。但现在，竞争性战略利益和帝国野心在界定地区政治时所发挥的作用比宗教或派系分裂要大得多。这是一种潜在的积极进步。
　　例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区域影响力之争，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分歧的结果，但实际却是两大对立政治体系之间的竞争：伊朗革命政权一心要改变地区的权力平衡，而沙特阿拉伯的保守君主制则是原有地区秩序的维护者。
　　如果中东由阿拉伯主导，必然视非阿拉伯的伊朗为天然的敌人；但如果中东由穆斯林主导，那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有可能成为霸主。因此伊朗迅速选择支持自由选举，因为他们预测选民会将权力交到伊斯兰分子手中。
　　相反，超级保守的沙特王室痛恨这样的政治动荡，并自然而然地将阿拉伯民主视为根本威胁因素。因此，在与伊朗最害怕的西方帝国势力美国保持密切联盟关系的同时，沙特阿拉伯反对起义，无论主角是什叶派（比如巴林）还是逊尼派（比如埃及）民众。
　　此外，联盟不再被限定于什叶逊尼派边境的范围内，而进一步凸显了政治而非宗教在助长地区冲突中的重要性。例如，统治加沙地带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团体哈马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伊朗的资金支持才得以存活。
　　同样，由伊布哈迪斯和逊尼派统治的阿曼与伊朗关系密切，它与伊朗而非沙特共同拥有霍尔木兹海峡关键油运航道的控制权。事实上，阿曼现在被指控协助伊朗向也门的胡塞叛乱分子走私武器，伊朗和沙特正在也门打一场代理战争。
　　同样卡塔尔也与伊朗保持着关系，因为该国与伊朗共同拥有一个巨型气田，上述两国的亲密关系令沙特阿拉伯感到不安。去年，沙特曾率领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外交上孤立卡塔尔并对其实施制裁。
　　而另一个逊尼派强国土耳其则将军事基地设在卡塔尔。而这并不是沙特和土耳其之间唯一的紧张来源。他们在穆斯林兄弟会问题上同样分歧严重。沙特人将兄弟会视为一种生存威胁，而土耳其则将其视为一种值得捍卫的伊斯兰政治模式，同时也是扩大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但土耳其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导致其与另一个逊尼派强国埃及纷争不断。事实上，兄弟会是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的死敌。如果再加上土耳其的地区野心和努力将自己定位为巴勒斯坦事业的主要支持者，土耳其似乎在对埃及的切身利益发起直接挑战。
　　也許关于安全和战略关切如何取代宗教冲突的最好例证就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转变。曾几何时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终极敌人和异教徒的以色列所取得的经济和军事成就长期以来被视为衡量阿拉伯世界失败的一种手段，这既是充满感染力的仇恨，也是心怀怨恨的钦佩的共同来源。
　　但今天，随着伊朗影响力的扩大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持续扩散，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最不需要担忧的隐患。沙特王国的战略利益发生了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至于尽管身为伊斯兰圣地的唯一管理者，但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久首都”的时候却什么都没说。其他逊尼派海湾君主国和埃及已经更进一步，开始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
　　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也正在取代宗教。内塔尼亚胡在西岸的扩张动力来源于政治权力而非犹太教。毕竟，建立一个以巴勒斯坦人为主体的两国制政府可能意味着该国“犹太势力”的严重削弱。
　　中东国家选择政治而非宗教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伊拉克。穆罕默德·萨德尔，一位以前曾率领民众对美国军队发动致命袭击的狂热什叶派教士，现在正逐渐成为美国遏制伊朗势力在该地区扩张的最大希望。今年早些时候，萨德尔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强硬反伊朗势力的王储，现在是伊朗与之寻求的伊拉克战略纵深之间最主要的阻碍力量。
　　今天中东的混乱局面主要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任意划定边界以及缺乏有远见的领导。虽然局面紧张棘手，但宗教在政治中所扮演角色的削弱有可能带来进步，就像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愿意放弃原教旨主义统治而拥抱现代化。归根结底，战略和安全利益面对理智和外交永远比宗教信仰更容易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