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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今后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中央政治局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会议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而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调节收入分配刻不容缓
回首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经济改革正是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调整利益结构、强化对经济主体和个人的物质激励为切入点，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制度仍存在很多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主要是城乡间收入差距过大，其次是垄断行业的非正常高收入。
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46，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黄灯区。由于城市和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甚至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均研究员说，居民个人财富差异的基尼系数比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还要高。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失序，隐含较大的社会风险。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较大程度上有损于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据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等人的调查显示，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的最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已经扩大到8.8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是社会各界强烈的呼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连续几年高居社会最关注问题的前列。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说，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的时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教授说，当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已基本齐备了，实行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把握当前收入分配的主要症结
探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不能脱离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以陈宗胜为代表的学者在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假说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经过统计实证分析，提出了“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曲线”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经济起飞时期先扩大，而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逐步缩小，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一是收入分配是在一种不完善乃至扭曲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因此收入差距的变化既有市场化本身的因素，也是被扭曲的市场化机制作用的结果；二是社会保障体制和收入再分配机制的缺位，使得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没有得到合理并有效的调节。市场的不完善乃至扭曲、社会保障体制的缺乏、收入调节的再分配功能的缺位，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6’中国改革评估报告》指出，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和有效的管制，一些垄断行业得以近乎无偿地使用国有资源，从而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然后又将垄断利润转化为部门利益和部门内职工的收入或福利。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也是城市居民贫困发生率上升、贫困程度恶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的城市贫困人口缺乏医疗保障，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不仅使贫困人群的经济困境更加恶化，同时也使得城市贫困人口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并导致慢性病等各类疾病发生率的上升、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造成贫病恶性循环。教育费用的上涨同样也构成贫困家庭的支出压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教育水平对人均收入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过大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一些制度性的不合理因素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造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我国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模式，所以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价格双轨制和收入分配双轨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政府针对过去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的弊端，在所有制关系上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为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乡镇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制订和实施了各种优惠政策。然而，同样作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不但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种种好处，反而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义务，再加上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未理顺，政企没有彻底分开，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效益滑坡，员工收入也就增长缓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所原所长赵人伟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加以肯定。第二层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必然会出现利用双轨进行寻租等活动，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说是改革所应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付的部分，也就是应防止和避免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要认识到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都同转型期的种种无序状态有关。像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寻租活动所获取的暴利，利用部门垄断、行业垄断的设租活动所获取的暴利，利用内部人员对产权不清晰的国有资产所进行的侵蚀乃至侵吞，都同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有关。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完全归罪于改革本身，也不能因我国采取的是渐进改革而放慢改革的步伐、增加改革的成本。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问题，这是改进收入分配状况的一个大思路。
调节收入分配力求实效
在2006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人事部、财政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三是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赵人伟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馅饼”做大了，才能为公平分配和减轻贫困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要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才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创造必要的条件。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通常这样认为：初次分配由市场来管，再分配由政府来管。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通俗地说，起的是“抽肥补瘦”的作用。如果说，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节是对初次分配的结果所进行的宏观调节（再分配）的话，那么，从更加宏观的意义上来考察，还有对分配结果产生以前的调节，即对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调节。这样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李爽研究员说，当前应该更强调起点和机会的平等，规范市场秩序，这是初次分配的基础，同时加强再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有的学者提出要采取资源平衡发展的战略，以建立新型平等交换的工农业关系，建立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保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改变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格局，逐步缩小工资收入以外的各项福利补贴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庞红副教授指出，减少以至消除行政权力介入市场配置资源，限制垄断的产生和扩张，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推进综合改革，单纯对收入分配本身进行改革不可能真正理顺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教育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等都关系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进程。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制度，这保证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和困难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但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然未纳入社保范围。吴敬琏认为，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一定要尽快建立起来，而全民低保作为其中的第一支柱，应作为“十一五”’期间的约束性指标。实现全民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可以支持的。景天魁教授认为,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不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为根本的社会建设。他指出,依靠这种机制，既可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能给后富群体获得发展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既可使获益多者有机会和渠道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心里感到踏实，又可使受损者和获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补偿。这样的机制非常之多，如企业里的工资谈判机制，契约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利益方之间的矛盾协调和化解机制，平衡利益关系的补偿机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
吴忠民认为,当前我国的收入结构不是一个健康的结构，不改变就不可能造成和谐的社会局面。和谐社会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他认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公正性：它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普遍受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具体状况；反映出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基点的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和社会政策实施的力度；也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与收入状况之间的合理对应，因为在一个社会中能力强者和能力低者均占少数，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数。
调节收入分配刻不容缓
回首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经济改革正是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调整利益结构、强化对经济主体和个人的物质激励为切入点，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制度仍存在很多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主要是城乡间收入差距过大，其次是垄断行业的非正常高收入。
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46，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黄灯区。由于城市和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甚至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均研究员说，居民个人财富差异的基尼系数比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还要高。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失序，隐含较大的社会风险。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较大程度上有损于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据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等人的调查显示，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的最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已经扩大到8.8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是社会各界强烈的呼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连续几年高居社会最关注问题的前列。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说，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的时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教授说，当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已基本齐备了，实行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把握当前收入分配的主要症结
探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不能脱离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以陈宗胜为代表的学者在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假说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经过统计实证分析，提出了“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曲线”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经济起飞时期先扩大，而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逐步缩小，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一是收入分配是在一种不完善乃至扭曲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因此收入差距的变化既有市场化本身的因素，也是被扭曲的市场化机制作用的结果；二是社会保障体制和收入再分配机制的缺位，使得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没有得到合理并有效的调节。市场的不完善乃至扭曲、社会保障体制的缺乏、收入调节的再分配功能的缺位，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6’中国改革评估报告》指出，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和有效的管制，一些垄断行业得以近乎无偿地使用国有资源，从而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然后又将垄断利润转化为部门利益和部门内职工的收入或福利。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也是城市居民贫困发生率上升、贫困程度恶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的城市贫困人口缺乏医疗保障，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不仅使贫困人群的经济困境更加恶化，同时也使得城市贫困人口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并导致慢性病等各类疾病发生率的上升、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造成贫病恶性循环。教育费用的上涨同样也构成贫困家庭的支出压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教育水平对人均收入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过大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一些制度性的不合理因素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造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我国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模式，所以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价格双轨制和收入分配双轨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政府针对过去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的弊端，在所有制关系上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为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乡镇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制订和实施了各种优惠政策。然而，同样作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不但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种种好处，反而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义务，再加上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未理顺，政企没有彻底分开，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效益滑坡，员工收入也就增长缓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所原所长赵人伟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加以肯定。第二层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必然会出现利用双轨进行寻租等活动，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说是改革所应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付的部分，也就是应防止和避免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要认识到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都同转型期的种种无序状态有关。像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寻租活动所获取的暴利，利用部门垄断、行业垄断的设租活动所获取的暴利，利用内部人员对产权不清晰的国有资产所进行的侵蚀乃至侵吞，都同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有关。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完全归罪于改革本身，也不能因我国采取的是渐进改革而放慢改革的步伐、增加改革的成本。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问题，这是改进收入分配状况的一个大思路。
调节收入分配力求实效
在2006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人事部、财政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三是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赵人伟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馅饼”做大了，才能为公平分配和减轻贫困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要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才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创造必要的条件。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通常这样认为：初次分配由市场来管，再分配由政府来管。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通俗地说，起的是“抽肥补瘦”的作用。如果说，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节是对初次分配的结果所进行的宏观调节（再分配）的话，那么，从更加宏观的意义上来考察，还有对分配结果产生以前的调节，即对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调节。这样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李爽研究员说，当前应该更强调起点和机会的平等，规范市场秩序，这是初次分配的基础，同时加强再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有的学者提出要采取资源平衡发展的战略，以建立新型平等交换的工农业关系，建立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保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改变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格局，逐步缩小工资收入以外的各项福利补贴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庞红副教授指出，减少以至消除行政权力介入市场配置资源，限制垄断的产生和扩张，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推进综合改革，单纯对收入分配本身进行改革不可能真正理顺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教育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等都关系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进程。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制度，这保证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和困难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但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然未纳入社保范围。吴敬琏认为，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一定要尽快建立起来，而全民低保作为其中的第一支柱，应作为“十一五”’期间的约束性指标。实现全民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可以支持的。景天魁教授认为,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不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为根本的社会建设。他指出,依靠这种机制，既可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能给后富群体获得发展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既可使获益多者有机会和渠道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心里感到踏实，又可使受损者和获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补偿。这样的机制非常之多，如企业里的工资谈判机制，契约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利益方之间的矛盾协调和化解机制，平衡利益关系的补偿机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
吴忠民认为,当前我国的收入结构不是一个健康的结构，不改变就不可能造成和谐的社会局面。和谐社会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他认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公正性：它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普遍受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具体状况；反映出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基点的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和社会政策实施的力度；也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与收入状况之间的合理对应，因为在一个社会中能力强者和能力低者均占少数，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