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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经济依旧扑朔迷离，即使经济学家们提出种种方案，但也难以全部令人信服。本文中从莫里斯·奥布斯菲尔德和肯·罗格夫在近二十年前讨论了国际宏观经济学中的六个主要难题中进行总结，并提取出笔者认为2019年必须解决的世界经济的五个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到2019年，流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共和私人资本净额将在40亿美元左右，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这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重视。为什么流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如此之少？
常规预计中，发展中国家需要巨额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包括港口、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系统和全国可再生能源网络等，这些通常都只能自筹资金。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名义规模将达到约35万亿美元，IMF预测的40亿美元赤字基本上仅仅相当于一个误差。
亚洲是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会有少量的资本净流出;除去中国，亚洲其他地区将获得约5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仍不到亚太地区（非中国）GDP的1%。亚洲开发银行的《2030年战略》估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将需要1.7万亿美元（占GDP的10%）。
如果资本不流向像亚洲这样快速增长的地区，那么资本还是否会流向其他地区？微观证据显示，混合融资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但是，关于资本流动的宏观数字并没有证实，但是由于这些新型金融工程，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只是代表资金流的常规波动？还是向前迈出了真正的一步？
归根结底，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生活水平是由生产率增长决定的，他们对全球生产率增长放缓深感惋惜。
问题是，生产率放缓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当今的创新影响力不足，还是因为技术扩散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这种影响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其一，生产率增长实际上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快，但我们对它的测算有误。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与总体经济放缓相比，误差规模非常之小。另一种可能性是，最优秀的企业正在扩大生产率增長，而落后的企业却压低了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每一种观点的政策含义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采取一种观点是很重要的，即使证据不是结论性的。
更复杂的是，甚至不清楚影响的方向是什么。例如，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可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因为对其出口的需求将会下降，但如果这导致资本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一些模型显示，后一种效应甚至可能在中短期内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对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放缓感到高兴还是担忧？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都在追赶全球前沿，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像发达国家一样，遭遇生产率放缓的问题？
既然多数政治人物想实现就业增加和碳排放减少，那为什么仍然存在对劳动收入征税和对化石燃料补贴的经济制度安排？
七国集团现在仍然保持每年向化石燃料提供不少于1000亿美元的补贴，虽然许诺2025年逐步淘汰这套补贴体系，但却最终流产。与此同时，2017年OECD国家平均劳动税楔高达35.9%（税楔指的是劳动力雇佣成本与劳动者税后净收入的差额，用以表示劳动成本构成中的一部分）。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大量不规范且较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相应地减少了劳动税楔的影响，但一些欧盟国家和中亚国家不在此列。是否存在消除阻碍改革的政治经济限制因素呢？我们如何根除这些绊脚石？
其一即是美中关系。众所周知，现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中关系，问题就在于这两国利益是否一致还是存在冲突。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是集约型经济增长，将对美国大有益处。因为这会带来潜在出口市场的扩大和更低的商品购买成本。又或者是对美国大大不利的，因为相对于美国利益而言，中国将获利更多（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在去年10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辩论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参与者认为，美中利益根本不相容，但另外一半人则持相反观点。那么，是否存在切实可行的办法能够保证美中两国在经济问题上开展更多合作以利于全球经济呢？
第二，如果一个人获益，而其他人没有，社会福利是否更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毫不含糊地回答“是”——这是著名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但有关主观幸福感的学术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杜森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重新流行起来，它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除了关注自己的绝对生活水平之外，还会关注不平等。在其他例子中，在印度和中国，本世纪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的两大成功故事中，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平均下降，自杀率上升。我们对进步的衡量是完全错误的，还是不完整的，还是需要时间才能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是多么幸运地享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
营养干预的成本效益是众所周知的。根据哥本哈根共识，在一个孩子生命的前1000天里，每花在营养上的一美元，在50岁之前的工作年限内，就能带来45美元的生产力回报。同样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学前教育方面，每投资一美元就可获得33美元的回报。
这样的回报相当之高，其价值无可争议。此外，结核病（43美元回报）、疟疾（36美元回报）和艾滋病毒/艾滋病（28美元至10美元回报）的投资回报明显扩大了国际援助的力度。然而，对营养和教育的援助仍然远远落后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2019年影响人们的生活。希望我们能早日找出答案。（本刊综合整理）（编辑/小文）
1.资本都流向哪儿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到2019年，流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共和私人资本净额将在40亿美元左右，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这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重视。为什么流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如此之少？
常规预计中，发展中国家需要巨额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包括港口、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系统和全国可再生能源网络等，这些通常都只能自筹资金。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名义规模将达到约35万亿美元，IMF预测的40亿美元赤字基本上仅仅相当于一个误差。
亚洲是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会有少量的资本净流出;除去中国，亚洲其他地区将获得约5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仍不到亚太地区（非中国）GDP的1%。亚洲开发银行的《2030年战略》估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将需要1.7万亿美元（占GDP的10%）。
如果资本不流向像亚洲这样快速增长的地区，那么资本还是否会流向其他地区？微观证据显示，混合融资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但是，关于资本流动的宏观数字并没有证实，但是由于这些新型金融工程，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只是代表资金流的常规波动？还是向前迈出了真正的一步？
2. 全球生产率增长为何放缓？
归根结底，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生活水平是由生产率增长决定的，他们对全球生产率增长放缓深感惋惜。
问题是，生产率放缓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当今的创新影响力不足，还是因为技术扩散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这种影响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其一，生产率增长实际上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快，但我们对它的测算有误。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与总体经济放缓相比，误差规模非常之小。另一种可能性是，最优秀的企业正在扩大生产率增長，而落后的企业却压低了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每一种观点的政策含义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采取一种观点是很重要的，即使证据不是结论性的。
更复杂的是，甚至不清楚影响的方向是什么。例如，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可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因为对其出口的需求将会下降，但如果这导致资本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一些模型显示，后一种效应甚至可能在中短期内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对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放缓感到高兴还是担忧？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都在追赶全球前沿，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像发达国家一样，遭遇生产率放缓的问题？
3. 为什么外部性难以修正？
既然多数政治人物想实现就业增加和碳排放减少，那为什么仍然存在对劳动收入征税和对化石燃料补贴的经济制度安排？
七国集团现在仍然保持每年向化石燃料提供不少于1000亿美元的补贴，虽然许诺2025年逐步淘汰这套补贴体系，但却最终流产。与此同时，2017年OECD国家平均劳动税楔高达35.9%（税楔指的是劳动力雇佣成本与劳动者税后净收入的差额，用以表示劳动成本构成中的一部分）。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大量不规范且较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相应地减少了劳动税楔的影响，但一些欧盟国家和中亚国家不在此列。是否存在消除阻碍改革的政治经济限制因素呢？我们如何根除这些绊脚石？
4. 世界经济发展遭遇“双重困难”
其一即是美中关系。众所周知，现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中关系，问题就在于这两国利益是否一致还是存在冲突。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是集约型经济增长，将对美国大有益处。因为这会带来潜在出口市场的扩大和更低的商品购买成本。又或者是对美国大大不利的，因为相对于美国利益而言，中国将获利更多（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在去年10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辩论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参与者认为，美中利益根本不相容，但另外一半人则持相反观点。那么，是否存在切实可行的办法能够保证美中两国在经济问题上开展更多合作以利于全球经济呢？
第二，如果一个人获益，而其他人没有，社会福利是否更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毫不含糊地回答“是”——这是著名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但有关主观幸福感的学术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杜森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重新流行起来，它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除了关注自己的绝对生活水平之外，还会关注不平等。在其他例子中，在印度和中国，本世纪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的两大成功故事中，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平均下降，自杀率上升。我们对进步的衡量是完全错误的，还是不完整的，还是需要时间才能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是多么幸运地享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
5. 为什么在营养和教育花费上那么吝啬？
营养干预的成本效益是众所周知的。根据哥本哈根共识，在一个孩子生命的前1000天里，每花在营养上的一美元，在50岁之前的工作年限内，就能带来45美元的生产力回报。同样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学前教育方面，每投资一美元就可获得33美元的回报。
这样的回报相当之高，其价值无可争议。此外，结核病（43美元回报）、疟疾（36美元回报）和艾滋病毒/艾滋病（28美元至10美元回报）的投资回报明显扩大了国际援助的力度。然而，对营养和教育的援助仍然远远落后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2019年影响人们的生活。希望我们能早日找出答案。（本刊综合整理）（编辑/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