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年中,工业化国家屡遭严重金融动荡,眼下又被日益深化的主权债务问题和高失业率搞得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被认为更易遭受打击的新兴经济体却显示出强劲的活力。随着经济增长率回到2008年前的水平,中国、印度和巴西的表现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发达国家来说,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规模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金融稳定,能帮助其缓解压力。若按当前的模式发展下去,全球经济将永久转型。特别是用市场价格衡量,十余年后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GDP将超过世界GDP总量的50%。
　　因此,搞清楚这种爆发式增长是否可持续非常重要。然而,答案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处理其所获得的成功的能力;二是全球经济对新兴经济体成功的适应程度。第一个方面没什么问题,第二个方面就难说了。
　　新兴经济体仍有继续利用赶超增长方式的空间,但必须开始着手进行结构调整,改革和制度建设也要跟上。
　　随着政府政策的继续实施,可以预期新兴经济体的内生国内增长引擎逐渐强化,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将成为中流砥柱。
　　分配与增长同样重要。面对由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公和获得基本服务机会不均造成的内部紧张局面,新兴经济体需更好地处理,否则将严重损害国内和地区的增长动态。对这一点,新兴经济体在其政策议程中,增长战略的制定已将分配问题纳入考虑范围。
　　新兴经济体能应对工业化国家经济放缓的问题,但更大的挑战在于金融部门的传导机制。目前的低利率环境正使资金蜂拥流向新兴经济体,增加了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一旦西方银行有恙,贸易信贷将大受影响,从而可能殃及国内银行。
　　幸运的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仍拥有缓冲垫和减震器。这些国家在2008年-2009年危机发生时状况良好,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其财政和金融的灵活性已开始告急。
　　总体来说,新兴经济体状况良好,足以在世界因工业化国家危机而摇摆不定时游刃有余。然而,它们尚未完全与工业化国家脱钩。要达到最佳结果,仍需工业化国家能够并愿意接受新兴经济体的不断突起和壮大。这才是风险所在,可能导致一系列潜在问题。
　　新兴经济体高增长率的基础是知识、资金和技术流入,而这些都与开放、法制和全球化的经济密切相关。然而,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动荡频发的环境下,这一全球结构面临沉重压力。全球经济增长正向零和博弈发展,导致产生次优反应。
　　结果,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持续开放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政治和政策风向正变得更狭隘、更偏向国内,而国际议程和追求全球共同利益的声音越来越小。这些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越来越大,并牵涉到全球制度和治理事宜。
　　更大的挑战是,在一个增长速度不一致、强弱对比正发生逆转的世界中,处理日益增长和复杂的国际关系。这样一个世界需要更好的全球治理,以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机构中获得合理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如果没有这些改变,全球经济只能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纳什均衡”,即一系列次优的组合。
　　这会带来什么?
　　在当前增长不一致的全球经济中,工业化国家过度膨胀的资产负债表需要一个长期的修复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将被要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单凭自身手段,它们是可以胜任,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新兴经济体为工业化国家的调整所起到的增长润滑剂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后者接受全球经济运行和治理结构发生改变的意愿。但愿这些全球问题被认真考虑。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