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转型的過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制度漏洞。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制度转型所伴生的制度漏洞有关。
　　为什么制度转型会伴随制度漏洞呢?这与“转型悖论”有关。制度转型就是规则体系的转换，即新规则取代旧规则的過程，但旧的规则在新规则出台過程中不可能瞬间消失，而新的规则的出台、成型和完善又需要一个過程。在这期间，新制度的出台与成型既受到旧制度的残余及其代理人的钳制，又受到自身的完善化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这一事实的约束。这一转型悖论意味着，制度漏洞是制度转型的伴生现象。
　　制度漏洞必然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
　　从社会后果来看，制度漏洞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以及负面的经济后果。由于制度漏洞的存在，生产要素未能充分市场化，权力对稀缺资源的垄断导致寻租空间的大量存在。
　　制度漏洞还会导致负面的政治后果。制度漏洞给一些官员形成设租和寻租的空间，从而导致官员的腐败。而官员的腐败必然导致政府的合法性资源的逐步流失。制度漏洞也导致公共财政的暗箱化，从而导致“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政府的声望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制度漏洞会导致负面的文化后果。制度漏洞的存在，常常让那些利用漏洞的机会主义者成为赢家，而那些循规蹈矩的人成为输家。这就形成了一种逆向激励机制：它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和采用机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竞争，而不是鼓励人们公平竞争。
　　既然存在制度漏洞，就应当去修补它，使制度体系完善化。但诡异的是，恰恰是制度漏洞本身滋养了反对修补制度漏洞的势力。一旦这种势力坐大，就会导致“制度惰性”，因为这股势力不愿意改变有利于自身的现状，或者担心制度变革带来不可掌控的风险。
　　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看，人们愿意改革，是希望从改革中获得收益。但有些收益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所形成的制度漏洞导致的。因此，尽管社会的成功转型要求修补这些漏洞，但是，如果进一步改革会使既得利益(包括不正当收益)丧失，可能曾经的改革者就会变成反改革者。这正是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改革悖论”。
　　摘自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