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8月16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副新闻发言人鲍里斯·马拉霍夫今天说，莫斯科认为，现在有必要拒绝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
　　他说，根据一些俄罗斯佛教组织的建议，研究了达赖喇嘛访问我国的可能性。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发现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不是访问的组织者所谈的宗教因素，而是访问的政治倾向。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活动分子等人都是代表团成员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自然应该考虑中国的立场。
　　俄塔社同天还发表了另一则消息，写道："消息灵通的外交官今天对本社记者说，达赖喇嘛对俄罗斯的访问多半不会成行。""他说，这首先是代表团成员的原因。从陪同人员的名单看，此行可能有政治意义。自然，俄罗斯要考虑北京的立场，同中国的关系对俄罗斯非常重要。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俄罗斯当局已经拒绝给达赖喇嘛办理签证。"
　　从上述两则消息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拒绝给达赖喇嘛办入境签证是完全有理由的，是正确的。同时还能看出，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叛乱集团自1959年逃出拉萨之后，在境外的活动依然是猖獗的，无孔不入的，且是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那么，自逃出拉萨之后，达赖分裂集团在境外又搞了哪些活动呢？世界各国对其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月夜溃逃
　　
　　自1959年3月10日清晨西藏分裂主义者在拉萨发动叛乱以来，该市一直处于混乱之中。
　　当天，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被打死了，并被拴在马尾巴上在大街上拖行了2公里多路。
　　有100多人参加的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在罗布林卡召开了，叫嚣"从今天起西藏独立了"，决定从第二天起藏族官员不许去自治区筹委会上班，还决定在拉萨张贴"独立"布告，宣称"西藏是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当晚，12名所谓的"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政府支持、保护西藏的独立。


　　第二天，叛乱分子纠集的"人民会议"再次在罗布林卡召开，要求18至60岁男子一律参加作战，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第三天，叛乱集团推举了5人为"人民会议"代表，任命拉鲁·次旺多吉为西藏独立国武装总司令。
　　第四天，叛乱武装总部下令18至60岁男子自带武器、食物来拉萨，并从布达拉宫军械库中取出30挺机枪、12门火炮，部署在罗布林卡。
　　第五天，叛乱集团召开妇女会议，组织数百名妇女去印度、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请求其支持"西藏独立"。
　　第六天，又有300多名妇女在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请愿。
　　第七天，1块金砖、50枚象牌金币、1个金钟、2个金螃蟹、11267盾印度卢比被作为叛乱之用，从布达拉宫金库取了出来。叛乱分子公然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开枪。
　　第八天，叛乱分子除向我青藏公路运输站射击外，还向运输站和碉堡发射了30多发炮弹，运输站经济警察被迫向罗布林卡回击了两发六O炮弹，炮弹落在其北围墙外200至300米处。达赖以此为借口，于当晚10时带了600多人，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向山南逃去。
　　是夜星斗稀疏，明月高照，埋伏在河岸边树林中的我军战士清楚地看见达赖那一帮人马，惊恐不安地挤在牛皮船上，一船一船地向拉萨河南岸急渡。虽然大炮早已瞄准了他们，完全可以将其消灭，但因中央有明确指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所以，我军战士只能坐在树林里，眼睁睁地瞧着叛乱集团人马在达赖的带领下像窝蜂似的狼狈逃窜。
　　
　　原形毕露
　　
　　在拉萨叛乱期间，达赖喇嘛一直是以被胁迫的受害者的面目出现的。
　　3月11日，达赖在致中央驻藏代表、军区政委谭冠三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
　　3月12日，达赖在致谭冠三的信中又说："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3月16日，达赖又给谭冠三写信说："前天藏历2月5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性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以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
　　乍读这些来信，绝对会给人以达赖受到胁迫并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积极做平息叛乱工作的印象，而他正是为着所谓的"独立"而乔装打扮、制造假象来迷惑人的，并且是为出逃打掩护的。果然，他一逃出拉萨，就露出了分裂祖国、妄图使西藏独立的真面目，宣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目前汉藏团结已处于分裂之际，为了设法保全生命并使佛教、政治不致受损，我本人和负责政治的僚属们不得不暂时出走。"


　　3月29日，达赖一伙逃到山南地区隆子县，认为雅鲁藏布江是屏障，印度是后盾，在这里可建立长期的根据地，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并将隆子定为临时首府，计划在此开始活动，寻求国际支持，图谋西藏独立。
　　达赖在做这番美梦时，根本没有想到他策划组织的叛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绝对经不起解放军的攻打。达赖逃走之后，我军于3月20日10时开始向拉萨的叛乱武装发起反击，首先攻占了敌人的重要据点药王山，堵住了市区敌人外逃的通道，切断了罗布林卡和市区内的联系。下午6时，我军多路攻击罗布林卡，很快占领了叛乱武装的这一指挥中心。3月21日上午，我军进攻各个叛军据点，小昭寺、木鹿寺、恩珠·公布扎西住宅等据点皆被攻占，大昭寺据点被包围。到3月22日拂晓，大昭寺叛军举手投降，布达拉宫之敌也举起了白旗。至此，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得到平息。
　　解决了拉萨的叛匪之后，我英勇无畏的人民解放军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挥师南下，横扫山南之敌。一个个据点被拔除了，一股股匪徒被消灭了，达赖的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被击溃了。达赖集团长期占领山南地区、长期固守的图谋立刻化成了泡影，他不得不率众于3月31日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印占区流窜。


　　4月18日，达赖抵达印度的提斯浦尔，当日就通过印度外交官散发了"达赖喇嘛的声明"，公然胡说"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的"，公然表明他本人也走上了分裂祖国的"藏独"之路。
　　达赖为什么在到达印度之后才露出自己"藏独"的真面目呢？这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已摆脱了在中国境内的威胁，到了安全地带；因为他认为18世纪就沦为英国殖民地、1947年印巴分治、1950年1月26日宣布为共和国的印度，早在英国占领时期就有分裂中国使西藏独立的图谋，因而印度早就聚集了不少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因为他感到摆脱英国殖民地不久的印度仍深受着英国殖民者的影响，是会支持西藏独立的，并且他是有这种亲身感受的。1956年印度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大会，达赖受邀出席。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一些狂妄人士的支持下，企图乘机把达赖滞留下来，使其较长时间不能回国。直到周恩来总理亲自访印，才使印度总理尼赫鲁许诺不支持"藏独"势力，又在周总理亲自与达赖两次谈话之后，达赖一行方于1957年2月返回西藏。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达赖如今到了印度，便觉得身上没有了束缚，就放心大胆地表露自己的心里之想，露出分裂祖国的一脸凶相。
　　达赖和他的分裂主义集团聚集在印度的穆索里，印度总理尼赫鲁于4月24日在这里与他举行了会见。在这次会见中，印度总理虽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又无端攻击中国不遵守西藏自治的保证。印度国内的一些反华势力也跟着鼓吹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组织了"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在此情势下，达赖胆更壮了，心更狂了，活动更猖獗了。他们于1960年初在印度穆索里成立了流亡政府，并组成了流亡噶厦及其下属机构，将叛国活动大肆开展了起来。


　　不久，达赖和他的流亡政府迁到印度西北部的喜马偕尔邦康拉县达兰萨拉镇。又于1960年9月在该镇召开了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成立了"岗钦吉雄"即"大雪国政府"，宣布达赖喇嘛为"国家元首"。从此，印度达兰萨拉镇就成了达赖集团的驻扎地和大本营。
　　党中央早在1959年3月20日就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根据这一电示，我军在剿灭叛匪过程中一直未把达赖视为叛国头子，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坚持教育、劝告的原则，希望达赖能迷途知返，将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着。但达赖在分裂祖国道路上越走越远，一直不知悔悟，不停止叛国活动，我国国务院不得不于1964年12月17日作出《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瞄准联合国
　　
　　达赖逃到印度之后，便大肆活动，寻求国际社会的声援和支持。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就坚持反共立场，对新中国实施扼制和包围政策，在亚洲对中国构建了所谓的"防御圈"，并且控制联合国，不许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反华排浪。这种情况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其分裂活动提供了土壤和空间。于是，寻求国际支持的达赖集团首先便把目光盯住了美国，盯住了联合国。因美国帮助达赖集团活动的情况已有专门介绍的文章，这里不必详述，故仅将达赖集团角逐联合国的情况作一扼要的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联合国，其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民族平等与自由。但长期以来，它却在某个超级大国操纵下，变成了霸权主义的工具。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就是以联合国军名义进行的，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得不到恢复就是美国操纵的结果。正是看到联合国的宗旨被扭曲，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和阻挠，反华势力在联合国内的恣意妄为，因而西藏上层的分裂势力早在西藏尚未和平解放之时，就妄想把西藏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讨论。当时逃到印度边境噶伦堡的分裂主义头子夏格巴等人，于1950年11月11日就以所谓"西藏人民大会"代表的名义，给联合国写了一封信，完全歪曲西藏的历史，谎称"最近在西藏发生了使人惊奇的苦难"，"这些苦难不是西藏单方面造成的，而是由于无法抵制汉人妄图统治弱小国家的想法而产生的"。
　　这封写给联合国"至尊之上人"、长达近2000言的信，公然歪曲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历史联系，歪曲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胡说道："1912年以前，达赖喇嘛与中国皇帝之间有了友好交往"，"把这叫作供施关系是恰当的。""虽然曾经出现过由中国皇帝承担保护的时期，但这是很少有的。由于汉人存在着扩张的想法，中国统治者把西藏认定为他下面的一个政府。"
　　该信进而写道："1910年，汉人来到西藏，双方境内都发生了衰败情况。1911年至1912年，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努力之下声明西藏完全自由独立。......1911年，中国发生内战，满清皇帝的统治结束后，西藏同中国之间只存在单纯的宗教和友谊关系。因此，藏人自己单独孤立居住，依靠佛的智慧、慈悲，以及偶尔的印度英政府的保护而生存。出现这种情况的时期，英国也可以说有对西藏进行统治的资格。......虽然藏人继续与中国人民友谊相待，但没有接受1914年关于西藏是汉人管辖范围的说法。""靠着英国的认真调停，我们签署了一个条约，使中国对西藏具有‘宗主权‘或西藏成为中国名义上的辖区。因此，汉人取得了在拉萨建立一个汉人事务所的资格，但任何时候都不许干预西藏事务。公元1914年的条约，由于汉人没有签字，即使是名义上的管辖也没有明确的依据。......因此，西藏再度出现合法的自由独立。"
　　致联合国的这封信在完全歪曲和否定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之后，接着污蔑新中国成立之后，"汉人就恐吓要解放西藏，并对西藏政府采取多种不同的毁灭办法。......1950年10月7日，汉人的军队从许多地点跨过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时期以来汉藏之间边界"。它污蔑当时正在进行的和平解放西藏工作是"侵略"，是要"夺走藏人所珍惜的自由独立"，是"置藏人之意愿于不顾，以暴力手段将西藏改变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是力量之强者镇压弱者的违法的最坏典型"。据此，该信特"禀告"联合国"至尊之上人，秘书长"，通过他们"向世界呼吁：请对我们遭受的汉人侵略给予帮助抵抗"。
　　该信最后危言耸听地写道："中国对西藏的占领，给亚细亚其他各国的自由和政府的稳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危险"，因而，"我之噶伦们按照达赖喇嘛的有关教导，将这些紧急的西藏问题呈请联合国解决，希望世界对不惜于以野蛮行为毁灭我们的政府的事实表示关心。"
　　夏格巴等这帮分裂主义头子们尽管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怜摇尾，向联合国"求救"，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和平解放西藏的脚步也是不会停止的。1951年5月23日下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终于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签字。解放军于同年8月开始进藏，先遣部队于9月进入拉萨，中共西藏工委在解放军主力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后顺利成立。从此，西藏开始走上了繁荣幸福之路。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达赖分裂集团仍不甘心自己权力的削弱，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他们几乎未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活动，并乞求外国势力的干预。如1959年3月武装叛乱全面爆发后，他们就立即与外界联系，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同年3月13日以伪"人民会议"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电台发给噶伦堡夏格巴等人的电报，声称"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家宣布"。第二天，他们又发出电报说："西藏已成立独立国家，汉政府准备大规模镇压，请向邻国印度、佛教会议、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人来此视察真实情况......"
　　达赖集团逃亡到印度之后，在寻求国际帮助和支持方面更为积极和急迫。1959年9月，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将要在美国纽约召开，达赖于同年9月2日被印度政府接到新德里，就精心策划要把"西藏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讨论。9月9日，以达赖名义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便从新德里发出。此后连续三年，联合国秘书长都能收到达赖吁请联合国制止中国对西藏人民的"违反人道的犯罪行径"的信件。
　　达赖写给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信，与1950年11月11日夏格巴等人以"西藏人民大会"名义写给联合国的信有着相似之处，但又编造得更完备了一些。由于达赖在信中提出的观点是西藏流亡政府推行西藏独立政策的主要依据，并且唤起了国际上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很有必要把其抄录于下：
　　联合国秘书长至尊之上人哈马舍尔德：
　　公元1950年11月24日，星期五，在联合国大会上，萨尔瓦多提出了关于外国军事力量入侵西藏问题的议案。我痛心地呈述，这些侵略的规模越来越大。现在，西藏的大部分地方已被纳入中国军事力量的控制之下，我和我的政府未能掌握以和平途径调解的众多办法。公元1950年汉军违法入侵西藏的时候，西藏是完全有自由的。我和我的政府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为支持这些观点，就下述问题进行呈述：
　　第一，自公元191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以来，在西藏境内根本没有汉人的权势。
　　第二，对于西藏具有全部权利的生活方式有着可靠的证据，当时及其近期前，西藏政府曾签订了五个国际关系的协议。
　　第三，西藏政府以公元1914年英藏之间的条约为纲领，其中不仅把西藏具有全部权利之生存方式作为纲领，而且西藏的代表具有与英国、中国的代表毫无差别的权利。虽然在这个条约中对西藏的外交权利果真有一些阻挠，但在内容上没有危害。英国将权力移交给印度之后这种阻挠的力量削弱了。
　　第四，无论在西藏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作为纲领把西藏归属于中国范围的可根据之文件。
　　第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印度仅通过西藏向中国运送过非战场需要的物资，西藏保持中立，这是清楚地表明西藏属于纯自由的标志，这种生存方式受到英国政府和中国的承认。
　　第六，其他国家也认识到西藏纯粹自由的情况，比如，公元1948年西藏的条约事务代表前往印度、法兰西、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地时，这些国家政府对西藏的护照确信无疑。即使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我也希望联合国立即考虑干预西藏事务。
　　因此，我对至尊之人主和联合国寄予极大期望，相信也一定会对这些报告加以考虑的。
　　达赖喇嘛
　　
　　达赖信中所提的观点尽管缺乏历史依据，对历史事实作了惊人的歪曲，但还是赢得了联合国中反华势力及别有用心人士的关注。早在1959年夏天，由自由法学家审查委员会为主组成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份所谓"西藏问题"的专门调查报告，在联合国内搅起了不小的波澜。作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主体的自由法学家审查委员会，又名自由法学家同盟，虽名称上冠以"自由"二字，实质上却是由美国情报机关于1949年成立的一个组织，它花费着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大量美金，接受着美国的操纵和旨意，积极卖力地为美国服务，因而它把收集共产党国家的"不公正现象"和向世界提供铁幕后面"阴暗角落"的有关证据，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以此为宗旨的国际法学家组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它是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来的。
　　1959年9月10日，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召开了，马来亚联邦和爱尔兰代表要求把西藏问题列入大会正式议程。对此，美国立刻对表决机器加以操纵，10月21日对两个提案国的决议草案作了表决，通过了所谓"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1961年，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萨尔瓦多、马来亚联邦、爱尔兰和泰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草案，声称"再次庄重地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包括自决权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1965年，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第三次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除重弹上两次决议的老调外，再无新的内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决议都是在新中国没有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情况下作出的，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支持下炮制出来的，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的谴责。但这三个决议的影响十分恶劣，既为国外反华势力提供了反华借口，又十分严重地破坏着西藏境内的安定，还助长了达赖集团分裂祖国、大搞"藏独"的气焰。因此，达赖喇嘛1960年1月5日就热情地写信给美国国务卿，感谢美国在联合国的支持，对联合国的决议感到兴奋异常。
　　联合国大会出现的上述怪现象，所作出的分裂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还助长了一些所谓"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绝大多数起源于西方的所谓"非政府组织"，诸如大赦国际、国际人权联盟、人权倡导者协会、国际基督会、亚洲观察组织等，总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来评判一切，做出了不少干涉别国主权的事，并借人权和所谓的"西藏问题"来攻击中国。
　　达赖集团看到上述非政府组织在制造舆论、破坏各国稳定方面不可小视的作用，便想方设法向其靠拢，从中联络和培植亲"藏独"势力。如美籍荷兰人、国际法教授范普拉赫，就是这样一位被达赖拉拢下水的人物。他不懂中文和藏文，又没有去过西藏，却担任了达赖喇嘛的法律顾问，还写了一本专著《西藏的地位》，论证"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如此，他还以国际基督和平会代表的身份，在1991年第47届、1992年第48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发言，鼓吹"西藏民族自决"，疯狂攻击中国。钻入非政府组织内部的西藏流亡政府成员格桑坚赞，竟也以国际和解联盟会成员的名义，在联合国人权会上，大肆散布"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谣言，指责中国西藏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运作，由于达赖集团的拉拢和培植，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简直成了攻击中国、攻击西藏人权状况的一个场所，也成了中国反击外国势力及西藏流亡政府各类谣言的一个战场。近些年来，这种斗争异常尖锐和激烈。
　　1989年"六四"风波后吾尔开希从北京逃到海外后，就曾在人权会上攻击"中共不仅在西藏践踏人权，而且在新疆迫害政治异己分子"。为与这种叫嚣相配合，达赖集团在联合国驻日内瓦欧洲总部的广场派人轮流静坐，按小时计发工资，还挂起了所谓"西藏独立国"的旗帜。与此同时，他们还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日内瓦大学召开西藏问题讲演会，散发"西藏独立"论的有关材料。15个非政府组织在人权会前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关于西藏人权状况的资料，也是在这类会议和活动中广为散发的。
　　1990年，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人权会上第一次抛出了"中国局势"的议案，遭到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1991年，因西方国家把精力用在攻击伊拉克上，故没有搞反华议案。而同年荷兰专家特奥·范博文起草的"西藏局势"决议草案只联络到一个共同提案国，联合国第43届小组委员会却破坏人权会的工作规程，用秘密投票方式，以9票赞成、7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该代号为1991 / 10号决议的全文是：
　　小组委员会：遵循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和人权领域的其他国际文件，对连续不断有报道反映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行为威胁到西藏人民特有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征的情况感到关切；1.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2.请联合国秘书长向人权会转交中国政府和其他可靠来源提供有关西藏局势的资料。
　　这一遭到中国政府严厉批驳的"西藏局势"的决议，却使达赖集团颇受鼓舞，其派往联合国的所谓特使洛迪嘉里在日内瓦喜悦无比地说："决议是对西藏人民的重大精神鼓励，那些在中国人压迫下的西藏人民应该在决议鼓舞下继续进行非暴力斗争。"按照联合国人权会的规程，小组委员会通过的决议须列入次年人权会讨论，故1991 / 10号决议被专家委员会通过，就意味着于1992年1月27日至3月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48届人权会上，将会有一场不寻常的尖锐斗争。因此，西方势力在活动，达赖集团在调兵遣将，中国代表也在做应战的准备。
　　达赖集团在1992年元旦之前，就把其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洛迪嘉里调到日内瓦，与驻欧洲办事处主任格桑坚赞一道做人权会各成员国的工作，并与非政府组织和逃到海外的中国民运分子相勾结，广泛散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造成强大的舆论。
　　第48届人权会如期召开了。毕业于旧中国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中国代表团长、时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使的范国祥，成竹在胸，沉着应战。在这次会议上，他有力地驳斥了2月10日以国际和解联谊会会员身份发言的格桑坚赞的无耻攻击，又做人权会58个成员国中第三世界朋友的工作，还注意利用美欧之间的分歧，这样就使西方国家炮制的所谓"中国 / 西藏局势"议案胎死腹中，未能表决。法新社于当日即1992年3月4日晚发出消息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今天决定不就一项谴责北京在中国和西藏侵犯人权的决议进行表决，这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一个胜利。"
　　1993年以后，少数西方国家仍企图就"西藏问题"及中国人权状况在人权会上搞反华议案，因多数国家反对而未能得逞。到了1996年4月23日，一场与中国人权问题有关的较量，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里进行。会前，美国除照例公布所谓"国别人权报告"、诽谤中国之外，还不断散布中国人权的各类"新闻"，丑化中国的形象。达赖集团故伎重演，除散发材料外，还安排流亡分子在日内瓦静坐示威，抗议中国迫害西藏宗教。自由化分子魏京生的妹妹魏杉杉还被反华分子请到日内瓦，攻击中国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加压力，将其哥哥释放。
　　在此种情况下，担任过多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时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使的吴建民，信心满怀，神情自若，用沉着的目光扫视着会场。此时是下午4时15分，能容纳500多人的圆形会议大厅座无虚席。
　　由欧盟提出、美国极力支持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决议草案开始审议了。意大利代表首先登台，代表欧盟介绍这个反华决议。轮到中国代表发言了，吴建民用无可辩驳的事实痛斥了决议草案的虚伪、编造和险恶用心，指出："人权具有普遍性，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不意味着一部分国家必须接受或服从另一部分国家的观点。""在人权领域历来就有两种相互对立的主张，一种是合作，另一种是对抗。搞对抗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搞对抗的实质就是推行强权政治，对抗的后果是统治的欲望，根本不是在促进人权，而是对人权的亵渎！"
　　第三世界国家坚决支持中国，下午5时30分进行表决时，中国关于不对决议草案进行审议的动议，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西方提出的反华决议又一次遭到否决！
　　1997年的联合国人权会上，一些西方国家再次提出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也同样遭到否决。
　　随着西方反华议案的一次次被否决，达赖集团想在联合国内占到便宜的企图也被粉碎了。 　　
　　靠拢西欧
　　
　　欧洲，一个破碎而复杂的大陆，一个富庶而有扩张性的大陆。它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帝国主义的策源地，还是世界许多麻烦问题的制造者。在蚕食中国的争夺中，葡萄牙等国最早露出了厮咬咀嚼的牙齿。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法、德等国就是其中的急先锋。西藏问题的提出，英国又是脱不开干系的。由于欧洲与亚洲、与西藏有着如此复杂的联系，因而达赖分裂集团自逃到印度之后，便及早把工作做到了欧洲，做到了西方。
　　英国是达赖时刻忘记不了的。他清楚地知道，英国是较早插手西藏事务的西方国家，正是这个国家于100多年前策动十三世达赖背离中央，反汉亲英；正是这个国家于1888年和1904年发动了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造成了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国家提出所谓"宗主权"问题，来否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正是这个国家划出了"麦克马洪线"，企图将12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英国殖民地印度的版图，并支持"西藏独立"。想到英国在历史上如此偏爱西藏，如此支持"藏独"，达赖就对英国有着亲切感，1996年之前曾经八次访问英国。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访英时，达赖借中国提出"一国两制"之机，就鼓吹西藏也可实行"一国两制"，西藏高度自治，中国政府仅仅管理国防和外交。他还鼓吹："西藏一直是一个单独的种族，有单独的国家。""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政府除了道义上的观点外，它同西藏的政治关系最密切。""英国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充分地了解西藏的政治地位。"
　　1991年3月17日，达赖抵达英国，会见了英国首席法官、上院议长。之后又会晤了查尔斯王子，20日还会见了下院议长。但当时首相梅杰拒绝与达赖见面，因为他害怕中国抗议，只能低调处理西藏问题。对此，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没有一个政府承认这个政治实体，而且我们同它没有往来，我们认为西藏独立是不现实的，鼓励此事也无济于事，达赖与梅杰之间的会晤会被解释为国家的行为。达赖对于同梅杰不能会晤、对于英国发言人的态度甚为不满，说道："我感到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不必要的过分谨慎的态度。"当美国布什总统会晤达赖之后，梅杰才于1991年12月在首相府与他会见。达赖对此非常高兴，称"这是一次极为愉快的会见，我感到格外高兴"。
　　在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倒计时的1996年，英国更注意利用达赖来制约中国。同年7月15日达赖抵达英国，进行为期一周的"纯私人访问"。7月16日，他便向英国下院各党联合组织的西藏问题小组发表演讲。7月17日，又和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举行了会见。里夫金德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会在西藏人权问题上单独并和欧盟一起向中国施压。"达赖除对此表示感谢外，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在国际压力下尽快与我们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英国过去在西藏与中国政府间制造了无数麻烦，如今插手其间，就是企图把水搅得更浑。
　　法国是达赖决心争取的国家。法国是个一直以《人权宣言》而自豪的国家，一直认为人权、环保是超国界的问题，人权外交不在干涉他国主权范围之列。因而，它在西藏人权问题上显得比别国还要主动。1987年10月6日，法国国民议会辩论拉萨骚乱时，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就发表了这样一通谬论："由于在1949年到1964年这段时期里，法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它对1950年和1959年在这个北京政府行使主权的地区发生的事件没有表明过看法。法国在1964年承认中国，并同它建立外交关系时，没有就西藏自治区(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归属中国的问题发表过任何声明。同所有主权国家一样，我国完全遵守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这一国际关系准则。不过，尽管如此，法国从未忘记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表示好感和关心，因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因此，当达赖喇嘛前来法国作私人访问时，它以精神和宗教领袖的身份受到了欢迎。"
　　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这一冠冕堂皇的话存在着诡辩，也暴露着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是法国政府立场的一种露骨的表达，1989年拉萨骚乱后这一立场还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但由于法国在中国有大量投资，它不敢失去中国这一庞大的市场，所以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达赖访法期间，只能搞"夫人外交"，让夫人达尼埃尔出面会见。
　　身为法兰西自由协会主席的密特朗夫人，是一位典型的法国女政治家，表情严肃，态度高傲。1989年4月拉萨骚乱过后，这位夫人却低下高傲的头，与到访的达赖会见，以表明法国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表达了对中国取消拉萨戒严的希望。
　　1990年10月，达赖借宣传和推销其法文版自传《吾土吾民》之机造访法国，受到法国外交部副部长阿维斯的接见，法新社说这是法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正式接见，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还亲自陪同达赖参观展览。给予达赖的待遇如此之高，如此史无前例，密特朗总统夫人尚嫌不足，她还亲自张罗，在其法兰西自由协会总部为达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放任达赖在会上指责中国，鼓吹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
　　1991年4月25日至27日，密特朗总统夫人亲赴印度，亲临达赖集团在印度的大本营达兰萨拉进行访问，对达赖的"国际西藏年"表示支持。1992年联合国人权会在日内瓦举行，年事已高的密特朗夫人竟然亲自赴会，在会上就中国的西藏政策大放厥词。
　　在西藏问题上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是这样玩弄手腕，施用"夫人外交"，为西藏分裂集团撑腰打气，也为他的"国际人权领域著名的活动家"桂冠增添光晕。殊不知这样只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只能给中法关系造成损害。
　　德国是达赖急于拉拢的国家。德国是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国家，德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中国最密切的经济伙伴，其前总理科尔是西方政府首脑中唯一访问过西藏的人，还是1989年"六四"风波后最早访问中国的欧洲领导人。由于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中国与德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始终支持德国的统一。科尔也多次访问中国，并怀着对西藏文化的浓厚兴趣，于1987年访问了拉萨。他还率领德国资本家访华，与中国谈成了多项投资与经济合作项目，抢占了中国市场。
　　德国人民对科尔总理是充满感激之情的，而其反对派却对他非常不满。社会民主党批评"多年来，科尔在对华政策中一直回避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他只对商业感兴趣"。绿党说"联邦总理同北京的关系过分密切，忽视了我们坚持的人权原则，德国为了几宗大买卖，对中国惟命是从"。瑙曼基金会主席拉姆斯多夫具体建议说："达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科尔总理应该接见他。"
　　德国国内反对派的活动和言论，显然引起了达赖集团的注意，他们就趁机进一步加紧活动，促使德国瑙曼基金会支持在德国波恩联邦议会大厦召开一个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会议，并邀请达赖喇嘛届时出席。如此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要表示反对，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关闭瑙曼基金会的驻华代办处。
　　1996年6月13日，出席波恩西藏问题国际会议的达赖飞抵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机场。身着紫袍袈裟的这位活佛一走下舷梯，便受到身居法兰克福市长高位的德国右派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之一的彼德拉·罗特的拥抱和欢迎。
　　6月17日，达赖在这表面上似乎是民间性质的反华会议上发言，宣扬他的"非暴力"主张，攻击中央政府"采取了新的镇压措施"，声称"为了减少冲突，西藏非军事化是个好主张"。他带去的一位"流亡集团"部长也在会上叫嚷："要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为此建议采取一个特别有效的行动，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联合国大会。"这次会议因是反华分子聚集的会议，故一个反华的决议便被抛了出来。
　　由于这次会议是德国瑙曼基金会支持主办的，该基金会的后台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外长金克尔是该党的内阁领袖，他原定将于同年7月中旬访华，因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同年6月23日宣布，金克尔按原定时间率领贸易代表团于7月11日至14日访问中国的气氛"显然不合适"。
　　和这个会议相配合的，是联邦德国议会的反华议员，他们也搞了一个反华议案，胡说西藏的国际法状况仍"有争议"，谴责在"世界屋脊"上人权受到侵犯，要求支持西藏问题国际大会。反华议员的这种作为，当然受到中国的反对，中国政府决定取消了人权问题小组委员会于7月初去西藏访问的计划。
　　达赖集团的活动和瑙曼基金会的行为，显然给中德友好关系蒙上了阴影。鉴于中国的抗议，科尔总理出面极力挽回影响：联邦政府拒绝支付原已拟定给西藏问题国际会议的29万马克补助费；受邀出席会议的政府官员不再出席会议；执政联盟以多数票否决了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和联盟90 / 绿党提出的反华议案；科尔总理发表声明，强调中德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再次强调联邦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还说，他不会忘记，中国也曾始终支持德国的统一。
　　波恩西藏问题国际会议召开和中国取消金克尔原定的访华计划后，德国朝野强烈震动。联邦财政部长指责金克尔和自由民主党"捅了大漏子"，德国大资本家认为此举会影响他们在华投资。由此感到震惊的金克尔外长意识到自己捅的漏子太大了，在同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于9月24日向中国外长钱其琛表示，德国仍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达赖不仅给德国带来麻烦，还想给欧洲各国造成被动。1988年6月，达赖第五次访问梵蒂冈，而在会晤中，梵蒂冈教皇担心影响同中国的对话，则公开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见，只和达赖呆了18分钟。罗马《新闻报》说，这是梵蒂冈对达赖"第一个不支持的迹象"。
　　同年6月14日下午，达赖来到法国斯特拉斯堡，企图在欧洲议会发表讲演。没想到欧洲议会议长发表声明，说他不会接见达赖，也不会让他在议会讲话。欧洲议会办公室和议会政治集团主席也声明，议会没有邀请达赖，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赖已经印好的《对欧洲议会的演讲》，只能作为他于6月15日在欧洲议会大厦一个会议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材料加以散发。
　　
　　冲击四大洲
　　
　　达赖对欧洲的访问，给该洲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带来难题，造成麻烦，当然他也有碰壁的时候。可是这位为着自己的权位、为着"藏独"而不息奋斗的宗教领袖，是不顾礼仪廉耻的，他的踪迹留在了世界不少国家的土地上。其中美洲、澳洲、非洲、亚洲留下的踪迹，就相当地密集。
　　达赖对美国的造访已有长文作了介绍，他对南美洲的访问也须写上几笔。这个远在地球南边的大洲离中国太遥远了，但达赖还是忘不了这块地方，千方百计要从这里求得支援。
　　1992年6月16日，达赖飞抵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刚下飞机就受到智利总统的女儿、基民党副主席玛丽亚的迎接。按照日程的安排，他受到智利参议院议长巴尔德斯的接见。其外委会主席杜普雷安排达赖在外委会作了30分钟讲演后，又举行了秘密会晤。接着，达赖又到天主教大学进行讲演，并没有忘记对"中国占领"西藏加以控诉。依据接待委员会发表的新闻公报，达赖作为西藏宗教领袖到智利，是为宣传宗教与和平的，而他一踏上智利这块狭长的国土，所鼓吹的仍是"西藏独立"那一套。智利是与中国建有邦交的国家，该国总统艾尔文不敢放肆，只能以私人身份于6月17日在家中设宴款待了这位宗教人物。达赖对智利所进行的4天访问，既会见官方人士，又发表演讲，其讲话和图像不时地在报刊电视上发表和播放，这造成的影响当然是十分恶劣的。
　　澳洲也是远悬于南半球大洋中的一个洲，人烟稀少，但却富庶，达赖不能不加以光顾。我们已无法查到他是第几次访问澳洲了，仅从1991年6月澳大利亚议会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辩论，就可看出达赖活动的"成效"。这次辩论只有6个议员参加，竟计划派一个访华代表团去调查西藏人权问题，以支持达赖集团的"国际西藏年"活动。他们还仿效美国国会，于同年6月6日通过一项西藏人权的决议，赞赏达赖的非暴力主张，呼吁中国尊重西藏人权，与达赖的"国际西藏年"活动作了呼应。1996年9月14日，达赖再次抵达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其此行的目的，正如路透社当日的报道所说，是要"敦促澳洲政府向中国施压，迫其就西藏前途问题进行谈判"。这次访问尽管中国政府事先已向霍华德总理施加了外交压力，要求他不要会见达赖，否则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但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及其妻子，还是在悉尼与达赖进行了会见。达赖在澳大利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呼吁该国"与国际社会应该帮助我们西藏"。9月17日，他在该国议会大厦举行了一个宗教仪式，又像一位谈判高手那样，说道："我不是要独立，而是要自治。西藏的自治应以民主政体、多党议会、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度为基础。......西藏自治，将来成为一个非军事区，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国。"这样的语言，竟赢得了一些人的喝彩。
　　非洲也是一个人们时常关注的大陆，达赖也不例外。中国政府一向支持的曼德拉，终于走出坐了27年的大牢，成了南非的总统。当时南非尚未与中国建交，达赖乘机给曼德拉就职发去了贺电。1996年8月18日，达赖从印度飞到约翰内斯堡，于8月22日和曼德拉举行了会见。
　　亚洲是我们生活的大陆，也是达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因而他尤其重视与亚洲一些国家的交往。
　　西藏与蒙古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宗教关系，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达赖就以宗教名义多次访问蒙古。1995年8月，达赖应蒙古甘登寺的邀请，开始了70年代以来的第五次访蒙活动。行前，达赖声称他这次蒙古之行"没有政治目的，是一次只限于宗教范围的访问"。蒙古官方也说官方不参与这项活动，达赖访蒙"无政治色彩"。但到了蒙古之后，达赖如同上年秋天访蒙时一样，受到该国文化部长的接待，并参加了蒙古宗教学院建院25周年的纪念活动，还把自己的专题文章《未来的西藏将会是什么样子？》交给《明报》发表。他的大幅照片登在通常反映官方观点的《人民权利报》、《乌兰巴托报》头版显著位置上，《政府消息报》也发表了达赖活动的消息。
　　拥有8万多座寺庙、18万毛拉的伊朗，是个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国家。自从大胡子霍梅尼通过煽动宗教情绪，用"非暴力"革命，使该国国王巴列维于1979年1月16日以休假为名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伊朗之后，国家权力归于霍梅尼之手。于是，"霍梅尼道路"便成了达赖学习的榜样，他也要利用自己宗教领袖的身份煽动藏人闹事，要把汉人赶出西藏。可是他离开西藏的时间毕竟太久远了，为了知己知彼，他于1978年5月通过记者之笔，放出一股风来："如果北京邀请我访问拉萨和西藏部分地区，我将乐意接受。如果我耳闻目睹西藏人民在中国统治下生活幸福，我就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中国高层果然作出反应，邓小平于同年12月28日在同美联社记者谈话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听到此话，达赖立即行动。但他考虑自己回去风险太大，便以"听听中央首长的指示"为名，让二哥嘉乐顿珠回国探道。于是，一批批"参观团"就开始上路了。
　　1979年2月，嘉乐顿珠一行来到了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说："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后还可以出去，来去自由。"
　　1979年8月至1980年9月，又有三批参观团回国。他们是：由达赖"噶厦"的首席噶伦久青·图登朗杰率领的第一批，由达赖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詹东·丹增朗杰率领的第二批，由达赖妹妹吉尊白玛率领的第三批。
　　还有三批三人代表分别于1981年7月、1982年4月、1984年10月来到北京，说是"向中央反映意见"。
　　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对达赖参观团的接待是热情的，安排的考察是全面的，但由于达赖集团回国是为了分裂而不是为了和解，是为了试探中央的态度而不是为了修正自己的错误，是为了寻找反对中央政府的材料而不是真正看西藏的可喜变化，是为了散布"藏独"言论而不是为了祖国统一，因而其"参观"的结果，是拼凑出一部长达16小时攻击中央政策、歪曲事实真相的录相片和大量反对中央的资料，还策划了不少藏人的偷渡。
　　为了搞乱大陆，实现"藏独"，达赖还向中国另一个岛屿台湾频送秋波。1960年至70年代，他频繁派代表赴台乞援，1983年又派人赴台要求台湾每月给其援助100万美元。台湾"蒙藏委员会"看到达赖集团着实在反共，便于1984年一下子给了15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于是两个所谓"政府"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起来。在进行了多次代表互访之后，1997年3月22日至3月27日达赖首次访台，并与臭名昭著的所谓"总统"李登辉会见。在陈水扁上台后，达赖也曾赴台湾活动。
　　为了搞乱大陆，实现"藏独"，达赖还把逃出中国的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精英"作为联络的对象。达赖本人分别与由逃到国外的"六四精英"组成的"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头目万润南、严家其、沈彤等会见，在此之前他还纠集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秘密成立了"亚洲民主同盟协会"(即"亚洲共同体")，成为该协会的第一把手。1991年达赖伙同新疆艾沙集团等，成立了"世界民族地位组织"。1994年10月16日，"亚洲民主共同体"年会在纽约举行，美国21个洲及加拿大、哈萨克斯坦和蒙古等国的反华议员赶来捧场。达赖虽然没有前去开会，却给会议发去贺电，鼓吹："纵观世界潮流，我相信东土耳其斯坦、内蒙古和西藏三国，一定会获得自由。"
　　在达赖看来，经过他在世界各大洲的活动，争取到了不少反华人士，又取得了逃出中国的各类民族分裂分子的支持，他的力量更强大了，中国的天会很快变的，因而他的口气才变得如此之大，野心暴露得如此充分。然而，中国是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它的光华是任何乌云都遮挡不住的。中国是历史长河中昂首向前的巨轮，它的航向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改变的。任何想抹去中国光华的败类，在它面前只能化为灰烬！任何企图阻挡它前进的狂人，在它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逃到国外的所谓精英是如此，达赖及其集团也不会例外。 　　
　　意外奖赏
　　
　　人类世界太复杂了，自从出现阶级、出现斗争之后，这复杂竟会出现一些离奇的情节和事件。
　　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于1896年12月10日去世之后，他的发明既为人类的幸福谋福利，又为残酷的杀戮做帮凶。而用他的遗产作基金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诺贝尔奖，因其影响巨大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并使人们常常记起他的贡献，他的人格。
　　诺贝尔在自己的遗嘱中除决定设立化学、物理、医学奖和高雅文学奖之外，他还写道："为奖励那些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特设立和平奖。"依照此遗嘱，这项奖确曾授予过当之无愧的不少人，但也确实送给过一些很难说对和平有过什么贡献的人。授予什么人完全由诺贝尔委员会来定，至于依据什么，只有天知道，因而诺贝尔和平奖经常存在着争议。1989年此项奖授予达赖喇嘛，那就不是什么争议的问题，而纯粹是为搞乱中国，给达赖喇嘛的一种政治施舍，诺贝尔委员会的这种慷慨，连达赖也颇感意外。
　　1989年实属中国多事之秋。因达赖的挑动这年3月拉萨发生了重大骚乱事件，6月北京出现了"六四风波"，西方借此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政治围攻。正是当此之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为了向中国施压，用该委员会主席奥尔维克的话说，"表彰达赖是对北京的一种惩罚"，故意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达赖喇嘛。
　　当时，达赖喇嘛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访问，住在他的同情者、大庄园主凯楚普·赛昂家里。1989年10月5日凌晨3时左右，他还在打坐念经，突然听到美国之音传来的一条消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和平奖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惊呆了，他发狂了，虽然他对自己被提名早有耳闻，可对真正获奖并不抱希望。因为他自己的底细自己最清楚，在"非暴力"旗号下在西藏挑起的骚乱与流血冲突罪该当罚，哪里还有得和平奖的资格！他听到消息，以为是在做梦，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直到挪威驻美大使谢尔德·维伯从华盛顿飞到加州，把颁奖令交到他手里时，他才相信这是真的。
　　他应邀飞抵挪威，于1989年12月10日在该国奥斯陆大学参加了授奖仪式，并从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手上接过了300万挪威克朗(折合46万美金)的奖金支票。在这样的授奖会上，这位活佛仍忘不了指责中国，并以"极其感激的心情接受这个和平奖"。他还对该国国王说："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给我个人的，而且是对我们西藏人为国家自由而努力的肯定。"
　　达赖获和平奖，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是诺贝尔的一次蒙羞，是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谁都知道达赖搞叛乱、分裂祖国已有30余年的历史，西藏的每次骚乱都有他的策划和指使，他绝对不是一个追求和平的人，更不是一个缔造和平的宗教领袖。他的获奖与时局有关，与反华势力搞乱中国的企图紧密相联。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当时在谈到为何给达赖授奖时，说得就十分露骨："达赖具备了包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其他候选人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主要是因为中国对民主运动实行了镇压和随后整个世界都感到义愤，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起了作用。"利用和平奖干涉中国内政，不仅受到亚洲各国及友好人士的谴责，而且受到欧洲、美洲一些领导人及舆论界的批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认为，达赖获奖"令人惊愕"，"不适宜"，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们作出这一决定是"政客的小伎俩"，"他们都是些小人，卑鄙的小人"。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采访》月刊，发表了一篇长达5600字的报道《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暴行博物馆》，揭露说："作为一个活佛，达赖喇嘛所拥有的奴隶远多于他的智慧。"接着又揭露达赖对于奴隶，拷打是家常便饭，割鼻子便是警告而已，对于稍有表示改变现状的人则被砍掉手臂或被锯去双腿，对于敢于冒犯主人的人则要挖去他们的双眼或割掉他们的舌头。作者曾到过中国，因而具体写到北京革命博物馆和西藏博物馆所展出的奴隶主的罪证：用人皮制作的饰品，用少女股骨制成的喇叭及各种刑具。这种罪恶的对农奴的惩罚，直到1959年达赖逃出西藏之后才得以结束。文章说，毛泽东曾尽力使达赖变成一个人民的民主人士，而达赖却选择了流亡，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菲律宾中文报纸《商报》的一篇时事述评所用的标题是《和平奖可以休矣》，说把和平奖授予达赖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爆出的"冷门"，"并进一步贬抑了这诺贝尔奖金在世人眼中的地位"，"沉沦到为宗教封建农奴统治复辟打气，诺贝尔和平奖可以休矣"！
　　和平奖的授予等于给达赖头上增加了又一道光环，他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名声进一步开始了分裂中国的活动。拥有社会主义诸多国家的东欧，长期没有达赖的市场，而1990年年初原属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5月叶利钦在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迫辞职，社会主义在东欧各国立即崩溃，不少国家的政权被反共人士所掌握。随着这种冲击和巨变，对达赖和西藏问题的关注似乎在东欧各国变得热乎起来，其不支持达赖的立场开始发生了改变。
　　1990年2月2日，达赖抵达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各党派中央报纸均发表了消息和活动照片。
　　1990年4月，达赖应两个佛教组织之邀，访问匈牙利，与该国民主论坛主席、即将提任政府总理的约热夫会晤近一个小时。
　　1991年10月，达赖在立陶宛访问时，和该国总理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一道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同月，达赖又访问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保加利亚。在访问保加利亚时，他在机场受到索非亚市长卡拉卡恰诺夫的迎接，并同该国总统热烈夫举行了会见。
　　达赖在东欧受到欢迎，也可说是一种意外的奖赏。他自1959年叛逃出西藏之后，所发表的言论、所开展的活动，哪一点不是在配合着美国及西方势力分裂中国、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西方利用各种形式在鼓动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开设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等多种语言的电台节目，煽动其民族的和反苏反共的情绪，美国国会更于1991年3月通过决议，声称只承认1933年时的苏联国界，煽起了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者的闹事劲头，加上社会主义各国执政者的腐败和失误，于是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这种变化之快，完全出乎达赖的预料，活动市场的突然扩大也是达赖始料未及的。达赖在东欧能享受到较高的礼遇，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及西方势力给予的，是给他搞分裂活动的一种奖赏。达赖数十年所从事"西藏独立"、分裂中国的活动，其目的不正是要达到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那样的效果么？他能如此畅行无阻，也是沾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一耀目头衔的不少光的。
　　
　　越滑越远
　　
　　在西方势力的影响和支持下，达赖喇嘛不顾中央政府的劝告，在分裂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历史就这样写着：
　　1951年，西藏分裂分子带着达赖逃到西藏的亚东，再走几步就会到达印度。
　　1956年，达赖参加印度举办的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被分裂分子包围，企图将他滞留印度，是周恩来总理利用访印之机与他三次长谈，才将其劝回西藏。
　　1959年，达赖逃往印度，中央给他保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长达五年之久，他也未迷途知返。此后，他乞求联合国，到世界不少国家散布污蔑中国的言论，兜售其"藏独"的私货，因而特别得到了美国的资助。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之后，"藏独"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1977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接见日本编辑代表团时说："欢迎达赖和他的追随者回到祖国怀抱。"并说："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爱国不分先后。"1978年5月，达赖也通过记者给北京传来信息：只要他目睹西藏人民在国内生活幸福，他就放弃"藏独"的要求。同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斯蒂尔时作出回应，表示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从此，达赖采用阳奉阴违的态度，开始了回国访问和谈判。
　　1979年2月，达赖派代表首次回北京"探路"。1979年8月至1980年9月，他又派出三个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其目的却是搜集反中央政府的材料！
　　1981年7月，达赖代表嘉乐顿珠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发表了对达赖喇嘛的五点政策，即：一、我们国家已走上了一个新时期，达赖应相信这一条，如果不信，多看几年也可以。二、对过去的历史不再纠缠，达赖同我们接触应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三、欢迎达赖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欢迎他能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四、达赖回来后依照1959年以前的政治、生活待遇不变。五、达赖什么时候回来，由他自己决定，决定后可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我们可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去迎接他。
　　1982年4月和10月，达赖正式派出两批三人代表团回国，同中央谈问题。达赖通过10月回国的这个代表团向中央表示，他本人希望1985年回国参观。中央表示欢迎。
　　到了1985年，达赖因流亡分子的反对，则以"当前的形势相当复杂"为由，未能回国。1986年7月，中央政府鉴于达赖缺乏诚意，故拒绝了其再一批"参观团"的回国调查。
　　从1987年起，达赖集团开始策划国内骚乱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活动。达赖本人还于同年7月访问了美国国会，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竭力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
　　1988年9月23日，中国驻印使馆向达赖传递了中央政府要与他本人直接对话的意见。10月25日，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名"副部长"向社会公布了他们愿意于1989年初在日内瓦举行第一轮谈判的消息后，才正式通知中国驻印使馆。当问及达赖是否参加谈判时，对方答，达赖不参加谈判。
　　1989年1月28日，藏传佛教一代宗师十世班禅大师在日喀则的新宫德庆格桑颇章圆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达赖回国参加班禅大师悼念活动的信，交到了达赖私人代表的手上。而达赖竟拒绝了这一纯粹宗教事务的邀请，主动丧失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不仅如此，他还把黑手伸到了班禅转世的问题上。
　　班禅逝世不久，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外交部长"扎西旺堆对香港《虎报》记者说，达赖对参加挑选十一世班禅喇嘛感兴趣。
　　2月1日，"流亡政府"首席发言人对法新社记者转达达赖的话说，中国政府无权干涉达赖喇嘛挑选班禅喇嘛接班人一事。
　　1989年8月，班禅灵童寻访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开始工作，具体工作由札什伦布寺负责。班禅圆寂时面朝东方，表明灵童转生的方位在札什伦布寺的东部，于是寻访人员朝此方向寻觅。两年后，该寺高僧们通过神山圣湖显灵，查到转世灵童降生的方位和属相。六年后，高僧们已寻访了五省区的46个县，找到了具有灵童特征的28名男童。高僧大德们要在这28名男童中选出3名，最后由中央政府金瓶掣签来决定。
　　在此事进展过程中，达赖拉拢札什伦布寺高层的某个大活佛，从而得知了该寺寻访小组的全部机密。就在人们急切地等待按照历史定制，由中央政府金瓶掣签来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达赖喇嘛却在遥远的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对抗中央权威，破坏宗教程序，践踏宗教仪轨，公然于1995年5月14日宣布，他已找到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并说，1989年4月生于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一个半游牧家庭的男孩确吉尼玛，就是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当日晨8时，达赖集团在其大本营达兰萨拉举行了庆祝活动。
　　5月15日至20日，南印度的五个藏人聚居区和尼泊尔、锡金的藏人也搞了庆祝活动。
　　洛珠坚赞还在5月19日的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节目中，祝贺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声称这是宗教事务，"只能由达赖喇嘛作主"。
　　5月17日，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言人严正声明，达赖擅自指定班禅转世灵童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是其分裂祖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发言人说，从清朝以来200多年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认定一直都是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这已成为定制。新华社的报道更明确地说，这种制度是从1792年起就已经确立起来。
　　中国政府发言人发表讲话之后，一向对世界事务指手划脚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当天就发表讲话，对中国拒绝达赖认定的班禅转世灵童表示"失望"。
　　不管达赖"认定"也罢，美国"失望"也行，中国政府坚决排除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札什伦布寺寻访小组又经半年时间的调查、占卜，确认三名灵童为十世班禅大师身、口、意的化身。
　　1995年11月29日，圣城拉萨举行了隆重的金瓶掣签仪式。国务委员罗干作为中央代表宣读国务院令，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作为国务院特派专员主持金瓶掣签仪式，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灵童寻访领导小组成员、年过七旬的波米·强巴洛追珠走到金瓶前，揭下金瓶盖子，用手拨转名签，然后猛地掣出一签，交给江村罗布。又经过余签验核之后，江村罗布激动地对着话筒庄严地说："现在我宣布--嘉黎县，父：索南扎巴，母：桑吉卓玛，于公元1990年2月13日(藏历第十七绕迥土蛇年十二月十九日)所生男童坚赞诺布中签！"
　　金瓶掣签仪式结束后，对班禅转世灵童举行了剃度仪式。
　　同日下午4时，在拉萨班禅大师行宫举行了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册立典礼。
　　12月8日，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仪式在日喀则札什伦布寺举行。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李铁映向十一世班禅颁发了金册、金印。
　　随着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转世事宜的结束，达赖插手班禅转世事务的图谋彻底地失败了。这一事件也说明，他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必然下场
　　
　　在中苏交恶时期，达赖就想从中渔利，苏联解体之后他更想取得俄罗斯的支持。从苏联大家庭里独立出来的俄罗斯，一度也曾迷乱过，因为叶利钦上台之初相信美欧答应在苏联垮台后给其1000亿美元扶持俄罗斯市场经济的诺言，因而1991年西方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搞"西藏局势"秘密决议时，俄罗斯投了赞成票，其外长科济列夫还在会上发表了反共演说。然而，西方国家说话是从来不算数的，在苏联解体之后，美欧答应的1000亿美元的承诺再也没有兑现，俄罗斯处于困难的境地。而社会主义中国如条红色巨龙在不断地腾飞，经济改革进展顺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裕，这使叶利钦突然醒悟，决心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往来，更不接见达赖。于是，出现了下列一些情况：
　　1991年7月，达赖访问莫斯科，只在市中心作家协会小楼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所谈问题均未涉及政治。
　　1992年9月，达赖又一次抵达莫斯科，只受到佛教界人士的欢迎，所访问的只是一些佛教传播地。
　　1992年12月，叶利钦访问了北京。
　　1993年之后，在联合国人权会审议西藏人权或中国人权状况问题时，俄罗斯与西方拉开了距离，均投弃权票，给了中国事实上的支持。
　　从此之后，叶利钦总统更把建立俄中建设性伙伴关系放在俄国外交关系的首位。其外长科济列夫在1995年自己写的《变革》一书中明确写道：同中国的合作具有尤其远大的前途。俄国已找到了与华关系的"适中方案"，即平稳的、稳固的、不追求建立地缘政治联盟，但也不再度敌对的关系。我们建立这种关系，不仅是对俄的未来，而且是对地区和世界稳定作了巨大的投资。
　　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之后，中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层互访经常不断，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又相互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企图访问俄国，兜售其"藏独"的私货，不吃闭门羹，不被碰得头破血流，岂不成了天大的怪事？
　　随着中国一天天强大，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将会愈来愈密切，中印两国关系也明显好转，达赖在世界各地碰壁和吃闭门羹的事将会屡见不鲜。达赖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早已存在其内部的教派之争、地区矛盾、家族与其他实权人物的权力之争，如今变得更加尖锐，难以调和。在此情况下，达赖应该怎么办？应该放弃"藏独"的梦想，返回到伟大的祖国，为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祖国是欢迎他归来的。若非如此，等待他的则绝对是彻底失败的可悲下场！
　　2002年10月16日掌灯时分
　　(题图为驻拉萨部队向西藏叛乱分子发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