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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是书法“书道中兴”的时代，清代碑学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法代替的。清代有关“碑学”“帖学”的斗争此消彼长，从未断绝。碑学的产生本身就具有批判性，而其批判的对象正是帖学。它冲破传统帖学的理论体系，站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帖学。
关键词：帖学;碑学;碑帖融合
一、碑学入书的审美前提
书法以汉字为载体，本身是为书写服务的。因此，宋至清代中叶，帖学因书写方便、使用范围广、利于传播，始终占据书坛主导地位。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采取了相关政策。在文化上，为了能更好地融入汉族社会，有一个群体是帝王重点征服的对象—汉族知识分子。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帝王追求董、赵书风，并以小楷取仕，再加上清代中期以后施行“文字狱”禁锢文人的思想，帖学至清代已经发展到极致，在书坛的地位无可撼动。但“正体化”趋势与“二王”潇散简远的典型风格背道而驰，这些文化政策随着清代后期国力的衰弱，渐渐失去了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全社会掀起了改革、变法的反传统思潮。体现在书法上，一些有识之士眼看传统的书法范本已无法让他们创作出新的审美面貌，“馆阁体”的盛行，对实用和功利的过度渲染，壓制个人的艺术创作，审美观念的改变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便将矛头指向了帖学，改变原有的审美情趣，探索新的取法对象。
二、碑学审美形式下的清代书法
审美情趣的变化对书家的书写观念有一定的影响，书家只有运用社会环境所提供的审美条件，对艺术进行新的探索。
特别是嘉庆、道光以后，帖学宗一家之法，千篇一面，不能展现个人风貌。晚清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各种社会矛盾爆发，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渐取代儒家朴学，这种思想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愈演愈烈。碑学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学之大盛也。”“金石学的兴起只是碑学坠地的最后一帖催化剂。万事俱全，只欠东风，吐故求新，早已在历史的母腹中胎成，至金石学勃兴，碑学便告诞生。”
大量金石碑版出土，金石学大兴，社会上出现金石收藏的风气，这拓宽了书家的审美视野，扩大了取法对象。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新的审美形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徐利明先生说：“书法家的审美视野因此而日益开阔，从而使得书风的发展在帖学大盛的形势下产生了一股潜在的暗流。”帖学的式微，正是由于其审美情趣的表达主要偏秀气柔美，这一不争的事实与晚清的整体社会显得格格不入。相反，能够充分抒发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融入书家艺术思想且具有创造性的碑学异军突起。随着考古、访碑等艺术活动的深入，书家逐渐发掘出金石碑刻、造像的“古拙”之美，质朴的古意与当时人们的崇古之心遥相呼应。要求变革的书家将目光投向了雄强、刚劲、浑厚并富有“金石气”的六朝碑版、刻石、造像等，他们汇为晚清巨流，并高举“求新”“求变”的大旗，意图改变原有的审美标准，金石学-碑学逐渐普及和社会化。
清道人李瑞清曾经说：“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碑学逆流而上“复古”，其实是由于清代碑学理论与实践受崇古风气的影响，清代的书法由此进入反思与重建的阶段。要想打破原有的审美标准，光靠实践是远远不够的，清代碑学理论可谓整个中国书法史中不可磨灭的一节。
“清代碑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自觉的艺术阶段。它最明显的标志，首先表现在理论上，它是书法史上第一次理论走在艺术实践的前面。”在晚清国力衰弱，西方列强不断侵扰的社会背景下，书法思想不得不为之改变。这里，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艺术自觉意识的强化。“拘形迹以求书”从古至今都是书家的通病，而随着明清审美观念的变化，书法也更多地像绘画一样，在技艺成熟之上，忘掉书写技巧，转而以性情的抒发为目的。画学对于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书法上升到艺术层面的感性与抽象，追求艺术内在的表现能力。郑板桥、金农以绘画的感觉去从事书法创作，不受前人束缚，创作者的主观感情支配着艺术创作。在书法理论中，包世臣云：“书道妙在性情。”刘熙载的《书概》以“入我神”为最高标准。清人周星莲云：“意为笔蒙，则意阑;笔为意拘，则笔死。”可谓一语概括。总的来说，碑学的兴起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在这股热潮的席卷下，一大批写碑的名家和对中国书法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书学理论家开始涌现，书法著作随之产生，新的审美标准开始出现，使得清代书法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三、碑学的新发展
清代碑学独特的审美意识，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统一。在晚清碑学达到顶峰时，帖学也在慢慢地向前发展，然碑学的发展在后期也出现了许多积弊，碑学的权威性受到质疑。陈振濂认为：“碑学其表是存在于清代这样一个书法环境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帖学其里则暗中透视出时代审美风尚的某些微妙导向。”“碑帖融合”使得陷入困境的碑学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深入发展，既壮大了碑学，同时也复兴了帖学。另外，晚清行草书的兴盛为碑帖融合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一大批书家取篆、隶、楷碑中的古意，从而实现通篇书卷气与金石气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包世臣所提出的“书道妙在性情”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仍有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帖学;碑学;碑帖融合
一、碑学入书的审美前提
书法以汉字为载体，本身是为书写服务的。因此，宋至清代中叶，帖学因书写方便、使用范围广、利于传播，始终占据书坛主导地位。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采取了相关政策。在文化上，为了能更好地融入汉族社会，有一个群体是帝王重点征服的对象—汉族知识分子。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帝王追求董、赵书风，并以小楷取仕，再加上清代中期以后施行“文字狱”禁锢文人的思想，帖学至清代已经发展到极致，在书坛的地位无可撼动。但“正体化”趋势与“二王”潇散简远的典型风格背道而驰，这些文化政策随着清代后期国力的衰弱，渐渐失去了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全社会掀起了改革、变法的反传统思潮。体现在书法上，一些有识之士眼看传统的书法范本已无法让他们创作出新的审美面貌，“馆阁体”的盛行，对实用和功利的过度渲染，壓制个人的艺术创作，审美观念的改变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便将矛头指向了帖学，改变原有的审美情趣，探索新的取法对象。
二、碑学审美形式下的清代书法
审美情趣的变化对书家的书写观念有一定的影响，书家只有运用社会环境所提供的审美条件，对艺术进行新的探索。
特别是嘉庆、道光以后，帖学宗一家之法，千篇一面，不能展现个人风貌。晚清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各种社会矛盾爆发，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渐取代儒家朴学，这种思想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愈演愈烈。碑学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学之大盛也。”“金石学的兴起只是碑学坠地的最后一帖催化剂。万事俱全，只欠东风，吐故求新，早已在历史的母腹中胎成，至金石学勃兴，碑学便告诞生。”
大量金石碑版出土，金石学大兴，社会上出现金石收藏的风气，这拓宽了书家的审美视野，扩大了取法对象。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新的审美形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徐利明先生说：“书法家的审美视野因此而日益开阔，从而使得书风的发展在帖学大盛的形势下产生了一股潜在的暗流。”帖学的式微，正是由于其审美情趣的表达主要偏秀气柔美，这一不争的事实与晚清的整体社会显得格格不入。相反，能够充分抒发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融入书家艺术思想且具有创造性的碑学异军突起。随着考古、访碑等艺术活动的深入，书家逐渐发掘出金石碑刻、造像的“古拙”之美，质朴的古意与当时人们的崇古之心遥相呼应。要求变革的书家将目光投向了雄强、刚劲、浑厚并富有“金石气”的六朝碑版、刻石、造像等，他们汇为晚清巨流，并高举“求新”“求变”的大旗，意图改变原有的审美标准，金石学-碑学逐渐普及和社会化。
清道人李瑞清曾经说：“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碑学逆流而上“复古”，其实是由于清代碑学理论与实践受崇古风气的影响，清代的书法由此进入反思与重建的阶段。要想打破原有的审美标准，光靠实践是远远不够的，清代碑学理论可谓整个中国书法史中不可磨灭的一节。
“清代碑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自觉的艺术阶段。它最明显的标志，首先表现在理论上，它是书法史上第一次理论走在艺术实践的前面。”在晚清国力衰弱，西方列强不断侵扰的社会背景下，书法思想不得不为之改变。这里，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艺术自觉意识的强化。“拘形迹以求书”从古至今都是书家的通病，而随着明清审美观念的变化，书法也更多地像绘画一样，在技艺成熟之上，忘掉书写技巧，转而以性情的抒发为目的。画学对于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书法上升到艺术层面的感性与抽象，追求艺术内在的表现能力。郑板桥、金农以绘画的感觉去从事书法创作，不受前人束缚，创作者的主观感情支配着艺术创作。在书法理论中，包世臣云：“书道妙在性情。”刘熙载的《书概》以“入我神”为最高标准。清人周星莲云：“意为笔蒙，则意阑;笔为意拘，则笔死。”可谓一语概括。总的来说，碑学的兴起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在这股热潮的席卷下，一大批写碑的名家和对中国书法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书学理论家开始涌现，书法著作随之产生，新的审美标准开始出现，使得清代书法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三、碑学的新发展
清代碑学独特的审美意识，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统一。在晚清碑学达到顶峰时，帖学也在慢慢地向前发展，然碑学的发展在后期也出现了许多积弊，碑学的权威性受到质疑。陈振濂认为：“碑学其表是存在于清代这样一个书法环境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帖学其里则暗中透视出时代审美风尚的某些微妙导向。”“碑帖融合”使得陷入困境的碑学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深入发展，既壮大了碑学，同时也复兴了帖学。另外，晚清行草书的兴盛为碑帖融合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一大批书家取篆、隶、楷碑中的古意，从而实现通篇书卷气与金石气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包世臣所提出的“书道妙在性情”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仍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