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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次贷”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其波及面和影响度，都超过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的经济指标虽然还呈正增长趋势，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却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及时调整了财政货币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十项措施，以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应对金融危机，实行新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与过去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特点为：一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广，经济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要复杂、严峻，而且经济形势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二是从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换速度之快、之明显，是历年来我国宏观调控中少有的现象。三是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也以结构性减税相配合，如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为此将减收1200亿元。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但总的财政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因此，此次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四是在扩大支出方面，除了以投资拉动来扩大内需的惯常做法外，也强调向民生领域倾斜。在提出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至少五项措施都与民生有着密切关系。五是我国近些年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持续增长，财政收入更是连年攀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上述五个特点，说明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于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新积极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要找准定位
从宏观经济总需求构成看，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国民经济核算构成看，这“三大需求”具体表现为最终消费需求、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从对各具体需求的界定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是消费与投资，外需则表现为净出口。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近些年“三大需求”的比例关系有如下特点：一是消费率与投资率在“三大需求”中占主导。二是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消费率趋降；两者有一定的互补性，即投资率高时，消费率低，反之亦然。三是净出口率在经过几年的低位徘徊后近几年上升趋势明显。再从“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看，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基本上低于投资，消费与投资的贡献及拉动呈现此降彼升的趋势，净出口的贡献及拉动与前两者相比始终处于劣势，尽管近几年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增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三大需求”中，投资与消费占主导，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作用明显，净出口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显然不及投资与消费的作用大。投资与消费构成了我国的内需，由此看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投资与消费，即内需，而投资的作用有大于消费的趋势。
当前各地出台的一些措施，投资占了相当的比重。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方式虽然见效快，但也往往易于导致投资边际效率下降、投资过热、盲目建设与重复建设、对环境资源造成损害等消极后果，不仅延迟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可能埋下下一阶段经济过热的隐患，造成经济运行出现很大的波动性。在过去“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战略的惯性作用下，扭转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下滑的趋势，对于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扩大内需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扩大内需，国民收入分配应向居民倾斜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短期内确实达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从长期看，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消费不振，一方面是因为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有后顾之忧，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在这些方面意想不到的大额支出，这也是我国为何近几年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是大额支出，造成广大消费者即使有消费需求，也没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更为重要的是，从政府和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整体上呈现政府上升、居民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收入近些年的高速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
要想提高消费率、扩大内需，有必要通过财税政策从居民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入手，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可选择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一是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此外，还应适当扩大税前扣除范围，应将纳税人的赡养老人、扶养子女、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考虑在内，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增加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的作用。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养老保障等方面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以免除居民在养老、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通过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三是通过财税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增加失业培训，以扩大劳动就业，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四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财税支持力度，农民增收对于提高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进而扩大内需都有着积极的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
应对金融危机，实行新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与过去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特点为：一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广，经济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要复杂、严峻，而且经济形势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二是从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换速度之快、之明显，是历年来我国宏观调控中少有的现象。三是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也以结构性减税相配合，如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为此将减收1200亿元。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但总的财政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因此，此次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四是在扩大支出方面，除了以投资拉动来扩大内需的惯常做法外，也强调向民生领域倾斜。在提出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至少五项措施都与民生有着密切关系。五是我国近些年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持续增长，财政收入更是连年攀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上述五个特点，说明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于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新积极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要找准定位
从宏观经济总需求构成看，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国民经济核算构成看，这“三大需求”具体表现为最终消费需求、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从对各具体需求的界定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是消费与投资，外需则表现为净出口。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近些年“三大需求”的比例关系有如下特点：一是消费率与投资率在“三大需求”中占主导。二是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消费率趋降；两者有一定的互补性，即投资率高时，消费率低，反之亦然。三是净出口率在经过几年的低位徘徊后近几年上升趋势明显。再从“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看，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基本上低于投资，消费与投资的贡献及拉动呈现此降彼升的趋势，净出口的贡献及拉动与前两者相比始终处于劣势，尽管近几年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增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三大需求”中，投资与消费占主导，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作用明显，净出口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显然不及投资与消费的作用大。投资与消费构成了我国的内需，由此看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投资与消费，即内需，而投资的作用有大于消费的趋势。
当前各地出台的一些措施，投资占了相当的比重。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方式虽然见效快，但也往往易于导致投资边际效率下降、投资过热、盲目建设与重复建设、对环境资源造成损害等消极后果，不仅延迟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可能埋下下一阶段经济过热的隐患，造成经济运行出现很大的波动性。在过去“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战略的惯性作用下，扭转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下滑的趋势，对于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扩大内需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扩大内需，国民收入分配应向居民倾斜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短期内确实达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从长期看，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消费不振，一方面是因为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有后顾之忧，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在这些方面意想不到的大额支出，这也是我国为何近几年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是大额支出，造成广大消费者即使有消费需求，也没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更为重要的是，从政府和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整体上呈现政府上升、居民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收入近些年的高速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
要想提高消费率、扩大内需，有必要通过财税政策从居民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入手，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可选择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一是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此外，还应适当扩大税前扣除范围，应将纳税人的赡养老人、扶养子女、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考虑在内，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增加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的作用。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养老保障等方面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以免除居民在养老、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通过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三是通过财税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增加失业培训，以扩大劳动就业，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四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财税支持力度，农民增收对于提高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进而扩大内需都有着积极的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