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民族声乐应该包括民歌、戏曲、曲艺等一切用来表演的各种艺术形式，也有人把它分为民歌、说唱、戏曲和民族新唱法四大类。本文所提及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主要是指民歌及民族新唱法。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在公元20世纪经历了自其诞生以来最为坎坷与艰难的岁月。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的不断崛起，随着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不断扩大影响而浴火重生，走向了觉醒，并开始迎接本民族声乐艺术的春天。
上世纪初时，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步伐不断深入，西方文化借着先进的枪炮和经济手段一下子涌入了闭塞了几千年的古老中华帝国。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自卑感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中华民族，尤其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这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疑中，民族声乐文化更是无法幸免。在上世纪初期，有一些受西方音乐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但是由于他们对西方音乐学习时间的有限性和对中国音乐知识的内在机制整体性把握的欠缺，使他们生硬地用西方的音乐概念、逻辑、思想来否定、划分中国民族声乐文化。
香港大学音乐系主任荣鸿曾教授在《音乐研究与大学教育》中的一段话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音乐艺术的质疑和抨击有准确描述，现摘其中部分如下：在世纪初时，有几位受了西洋音乐教育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及演讲抨击中国音乐落后于西洋音乐。他们身处文艺界领导的地位，他们的言论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直接左右了音乐的普及化及社会对音乐的态度和评价。他们坚强的信念及救国救民诚恳的出发点，不能掩盖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当然，他们是动荡时代的产物，用现代的眼光去批评是太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及论述其狭窄的胸襟。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国音乐繁杂的种类和风格，也没有去探讨中国传统美学的哲理。只觉得梅兰芳的音量没有多明戈宏伟，江南丝竹的阵容没有西洋管弦乐队的庞大，古琴单旋律没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复杂的和声结构，传统的师徒传播的方法没有音乐学院教学那样严谨、规律化等等。这种在动荡年代下的偏见影响了整个20世纪对中国音乐的评价。
在这种对中国民族音乐艺术的质疑和抨击中，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歌更是首当其冲，甚至很多地方民歌门类沦为不值人一唱的边缘文化，没有得到有效传承，更谈不到发展了。这种来自知识分子及社会精英层面的否定和批评对民歌来说几近毁灭性。但是也正是因为民歌的原生性，生长的土壤就源自于最普通百姓、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所以民歌更像离离的原上野草，枯而不死，顽强地等待和暖的春风。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渐稳定以及改善，在“文革”之前，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得到了长足进步和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如才旦卓玛等优秀的民族声乐家。但是好景不长，“文革”的冲击，又对中国民族声乐产生了一次几近毁灭性的打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族声乐终于迎来了美丽的春天。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声乐的一个标志性的改变——民族新唱法的形成与发展对民族声乐的重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音乐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歌曲创作力度、难度的加强，对演唱能力、声音、音乐的表现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的唱法势必出现声音的挤、卡、白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声音的充分发挥和音色的变化，也无法很好地表现作品。唯其如此，民族声乐发声的科学性成为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取美声唱法之所长，为民族唱法之所用，在气息、喉头位置、共鸣等方面进行大胆地借鉴和融合。在大胆借鉴美声演唱技法的同时，中国民族声乐歌唱家们很好地保留了民族声乐唱声、唱情、唱神、唱味的独特美学标准，涌现出一大批如“十五的月亮”、“谁不说俺家乡好”、“敖包相会”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彭丽媛”、“董文华”、“宋祖英”等一大批优秀的声乐艺术家。这些经典的歌曲与优秀的艺术家，使民族声乐走出了草根阶层的生活，来到了光辉的艺术圣殿，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在内的所有人的共同认可与欣赏。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长期封闭的中国人民睁开眼睛看到中国已经远远被世界抛到后面时，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一下子涌到面前时，那种民族的自卑心理再一次在中国人民心中萌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对本民族声乐文化特别是民歌的怀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流行歌曲的风行也使得除了民族新唱法以外的其他民族声乐艺术形式越来越边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比较古老的民族声乐艺术形式已经陷入了濒死的边缘，需要的是拯救而不是发展了。令人可喜的是，这一次中国的知识分子坚定地认识到了保护及发展本民族声乐艺术的重要性，不断有人呼吁对中国本民族音乐文化加以重点保护，更有人已经通过走访民族声乐艺术传人、采集声乐样本等形式开始了保护民族声乐艺术的实践。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进步，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民族主义的不断增强，中国人民在经受一轮又一轮的西方文化冲击后，随着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在重新认识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这样，既有精英层面的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更有普通百姓对本民族声乐的重新认识，在进入21世纪后，原生态的民歌唱法一步步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追捧。最开始是被尊称为西部歌王的何玉堂、王向荣在北京音乐舞台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是2002年的央视“青歌赛”藏族歌手索朗旺姆的夺冠,又使我国声乐界特别是专业民族声乐界受到了极大震撼。最近两年央视的“青歌赛”则干脆添加了原生态唱法的比赛，各民族的独特唱法如蒙古族的“呼麦”等不断为人们所认识与喜爱。甚至最为流行的选秀节目都涌现出了偶像般的原生态民歌手阿宝。所以圈内圈外声乐界有一些人提出了民族声乐“返璞归真”的呼声,同时对专业音乐学院的规范化声乐教学效果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民族声乐艺术在21世纪初就发展的方向上产生多种多样的意见，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甚至出现了“原生态”与“学院派”的争议。但是这些争议的核心思想都是为了中国民族声乐更快更好发展，在保留自身传统、多元的文化性的同时更好地适应新的时代。这种争议参与的人群越广泛，过程越尖锐，对民族声乐的发展越有利。所以21世纪初的这十年，正是民族声乐百花齐放的春天，是中国民族声乐自20世纪以来最美好的时光。
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在过去一百余年中的曲折路程，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正相吻合。所谓中国兴，则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兴。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民族声乐势必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上世纪初时，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步伐不断深入，西方文化借着先进的枪炮和经济手段一下子涌入了闭塞了几千年的古老中华帝国。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自卑感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中华民族，尤其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这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疑中，民族声乐文化更是无法幸免。在上世纪初期，有一些受西方音乐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但是由于他们对西方音乐学习时间的有限性和对中国音乐知识的内在机制整体性把握的欠缺，使他们生硬地用西方的音乐概念、逻辑、思想来否定、划分中国民族声乐文化。
香港大学音乐系主任荣鸿曾教授在《音乐研究与大学教育》中的一段话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音乐艺术的质疑和抨击有准确描述，现摘其中部分如下：在世纪初时，有几位受了西洋音乐教育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及演讲抨击中国音乐落后于西洋音乐。他们身处文艺界领导的地位，他们的言论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直接左右了音乐的普及化及社会对音乐的态度和评价。他们坚强的信念及救国救民诚恳的出发点，不能掩盖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当然，他们是动荡时代的产物，用现代的眼光去批评是太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及论述其狭窄的胸襟。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国音乐繁杂的种类和风格，也没有去探讨中国传统美学的哲理。只觉得梅兰芳的音量没有多明戈宏伟，江南丝竹的阵容没有西洋管弦乐队的庞大，古琴单旋律没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复杂的和声结构，传统的师徒传播的方法没有音乐学院教学那样严谨、规律化等等。这种在动荡年代下的偏见影响了整个20世纪对中国音乐的评价。
在这种对中国民族音乐艺术的质疑和抨击中，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歌更是首当其冲，甚至很多地方民歌门类沦为不值人一唱的边缘文化，没有得到有效传承，更谈不到发展了。这种来自知识分子及社会精英层面的否定和批评对民歌来说几近毁灭性。但是也正是因为民歌的原生性，生长的土壤就源自于最普通百姓、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所以民歌更像离离的原上野草，枯而不死，顽强地等待和暖的春风。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渐稳定以及改善，在“文革”之前，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得到了长足进步和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如才旦卓玛等优秀的民族声乐家。但是好景不长，“文革”的冲击，又对中国民族声乐产生了一次几近毁灭性的打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族声乐终于迎来了美丽的春天。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声乐的一个标志性的改变——民族新唱法的形成与发展对民族声乐的重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音乐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歌曲创作力度、难度的加强，对演唱能力、声音、音乐的表现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的唱法势必出现声音的挤、卡、白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声音的充分发挥和音色的变化，也无法很好地表现作品。唯其如此，民族声乐发声的科学性成为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取美声唱法之所长，为民族唱法之所用，在气息、喉头位置、共鸣等方面进行大胆地借鉴和融合。在大胆借鉴美声演唱技法的同时，中国民族声乐歌唱家们很好地保留了民族声乐唱声、唱情、唱神、唱味的独特美学标准，涌现出一大批如“十五的月亮”、“谁不说俺家乡好”、“敖包相会”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彭丽媛”、“董文华”、“宋祖英”等一大批优秀的声乐艺术家。这些经典的歌曲与优秀的艺术家，使民族声乐走出了草根阶层的生活，来到了光辉的艺术圣殿，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在内的所有人的共同认可与欣赏。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长期封闭的中国人民睁开眼睛看到中国已经远远被世界抛到后面时，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一下子涌到面前时，那种民族的自卑心理再一次在中国人民心中萌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对本民族声乐文化特别是民歌的怀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流行歌曲的风行也使得除了民族新唱法以外的其他民族声乐艺术形式越来越边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比较古老的民族声乐艺术形式已经陷入了濒死的边缘，需要的是拯救而不是发展了。令人可喜的是，这一次中国的知识分子坚定地认识到了保护及发展本民族声乐艺术的重要性，不断有人呼吁对中国本民族音乐文化加以重点保护，更有人已经通过走访民族声乐艺术传人、采集声乐样本等形式开始了保护民族声乐艺术的实践。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进步，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民族主义的不断增强，中国人民在经受一轮又一轮的西方文化冲击后，随着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在重新认识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这样，既有精英层面的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更有普通百姓对本民族声乐的重新认识，在进入21世纪后，原生态的民歌唱法一步步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追捧。最开始是被尊称为西部歌王的何玉堂、王向荣在北京音乐舞台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是2002年的央视“青歌赛”藏族歌手索朗旺姆的夺冠,又使我国声乐界特别是专业民族声乐界受到了极大震撼。最近两年央视的“青歌赛”则干脆添加了原生态唱法的比赛，各民族的独特唱法如蒙古族的“呼麦”等不断为人们所认识与喜爱。甚至最为流行的选秀节目都涌现出了偶像般的原生态民歌手阿宝。所以圈内圈外声乐界有一些人提出了民族声乐“返璞归真”的呼声,同时对专业音乐学院的规范化声乐教学效果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民族声乐艺术在21世纪初就发展的方向上产生多种多样的意见，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甚至出现了“原生态”与“学院派”的争议。但是这些争议的核心思想都是为了中国民族声乐更快更好发展，在保留自身传统、多元的文化性的同时更好地适应新的时代。这种争议参与的人群越广泛，过程越尖锐，对民族声乐的发展越有利。所以21世纪初的这十年，正是民族声乐百花齐放的春天，是中国民族声乐自20世纪以来最美好的时光。
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在过去一百余年中的曲折路程，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正相吻合。所谓中国兴，则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兴。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民族声乐势必迎来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