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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常迁徙，擅于遗忘。
在宋庄，靳国旺这个名字很少再被人提及，他更多存在于宋庄发展文献的角落里，安静，没有任何声音。人们需要特意去查询才会知道他是谁，名字究竟怎么写。
靳国旺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人。1994年的春天，他把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遭到驱赶的画家们领进自己的家乡。之前，他在圆明园画家村随画家张惠平学画画。
那个进入小堡村的寒意料峭的春天，对于未来，谁都没敢想。
与之前的村庄相比，这个叫小堡的村庄更偏远，周边是沙土地，地上的庄稼长得并不好，村里的人们更多外出谋生，没有路灯，房子坍塌、破旧，看到外来人，村民朴素地笑。
因为一批有影响力的画家、批评家陆续进入，更多的画家开始涌入，绘画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如写作、音乐、戏剧等也尝试进入，所有的这些形成了一个新宋庄，向世人展示以村庄为载体的“艺术”的魅力。
但在岁月的悄然流逝中，一切都在变异。
2012年，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位确定。2017年5月，北京市政府搬迁至通州区的方案披露，让距离通州不到10公里的宋庄经历了各种忐忑。随后，《北京市2017年重点工程计划》中，提到了中国宋庄艺术小镇建设的规模及内容。
对于宋庄，这好像是一个年轻人有了一份好工作接连通关并被提拔。但对于在村庄里生存的人来说，如杨毅发，他“只希望不要被赶出去。”
共同话题
宋庄的凌晨1点，是冬天里的冬天。从首都机场进入宋庄，似乎因为寒冷，出租车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一扇陌生的门前，有人从里面开门，房间里有正烧得红红的炉子，似乎轉眼就到了春天。出发前，我曾收到忠告：宋庄没有可以让你住的地方，已经是大腕的艺术家们不愿意，很落魄的艺术家没有能力。
舒桐，本名康晓红，取名“舒桐”意为：舒展的桐子。两年前她从北京市内搬到宋庄。房子上下两层，她将它有意地分为自己的书房、访客的卧室等，房间里挂着她的画，购置而来的各种绿色植物，以及从二手市场买来的二手家具，还有一把吉他。
她的画里都有一个长发女孩，背影，有一种神秘感，对于刚入门槛，没有画画功底的舒桐来说，“面孔上的五官比背景难以描绘。”
每年7万元的房租对于偶尔接剧本写作的舒桐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实际上舒桐听说宋庄已经很久，但是真正抵达是2007年，她说，“踏进这个村庄时，就很喜欢”。当时她的想法是，攒下一笔钱就将日子放进宋庄。但是她也发现，如果是这样，她永远攒不下进村的那笔理想的钱。“那么，辞职，来吧。”
舒桐生于1969年，离异，现任男朋友也是一个画画的，在东北沈阳。女儿在西安做类似cosplay以及网络直播的工作，她正在以女儿以及她的朋友为原型进行小说创作。家乡在陕西终南山，舒桐发现到了宋庄，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终南山”，她的房子正在成为宋庄很多艺术爱好者的集散地。房间里摆着红色的山楂，她觉得那个颜色特别好看。她给房间取了名字叫“零点书房”。
她有很多身波希米亚风格的衣服。房间多，床也多，每每写累了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出去走走，去田间地头，或者就搭配衣服，房间里有很多已搭配好了的服装造型，都是裙装。偶尔也会做面包，她有一个咖啡机，但是没怎么用。
她每天都会收到邻居的善意。她也会把善意给她们，要么是厨艺作品，要么从外地带过来的小礼物。“在宋庄，关系好的人，好像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这在城市里是不可能有的。”
2017年11月29日那晚，一个朋友从市里搬过来，她和一众朋友去给暖房，寒冷的冬夜，房间里欢声笑语。对舒桐来说，这是宋庄最吸引她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找到能聊共同话题的人”，而在别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作神经有问题的“文艺青年”。
相比舒桐的房子，杨毅达每年2万多元钱租来的10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在这个冬天就要冷多了。生于1972年的杨毅达，到宋庄10年，这10年，前五年，他画画，后五年，他做与平台有关的事情，为这里的艺术爱好者做策展，用舒桐的话说，“他要生存。”
杨毅达从家乡到北京宋庄，也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说结婚生子过日子”这样的话。
他依稀记得2007年的10月23日那晚，他从公交车上下来，宋庄的路坑坑洼洼，比他的家乡还要不好，他有点失落，“从一个村庄到了另外一个村庄”。当时的宋庄只有一家餐厅，“饭菜不合口味”。他有点后悔了。
悔意是在参加了宋庄艺术爱好者的一个活动后有所改变的。他拿着自己的画过去了，有人说他画得不错，悔意从他的生活里被删除。这在家乡当地不被理解的行为，到了这里被欣赏，他看到了希望，不过希望没有坚持很久。
在这里，希望可以很快生起，失望也会接踵而至。就像是孩童吹起来的泡泡。
舒桐有时觉得这里就像是一个平行空间，它独立于周边而存在，有自己完全不一样的生态，精神上能够自给自足，“而且网络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有一个叫“微拍堂”的平台帮助了很多艺术爱好者解决作品出路的问题。
舒桐认为这里聚集着一批对精神生活有高度希望和要求的人，也被认为是一个逃避之地。
村里不缺酒
舒桐经历了宋庄两次春夏秋冬的轮回，也在这两年间看到了来来往往的人。“他们被这里的光环吸引，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发现可能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因为生存，很多人要么走出、离开村庄，要么留在村庄里做别的事情而不再从事创作，这也是宋庄生态逐渐多元化的原因之一。“艺术餐厅”“艺术咖啡馆”等应运而生，就像是雨后春笋。在舒桐看来，“每一个机构同时兼有画廊的功能。”
对于经常策展的杨毅达来说，因为经常要收集海报，更是看到了在这里生存的残酷，“有的海报做得特别精美，一看就是费了心思也需要经济能力支撑的，但是用不了多久，你在宋庄不一定能看到他们了。” 杨毅达说每个到这里来寻梦的人都是信心满满，但是很多迅速支撑不下去了。舒桐说外面人看到的宋庄就是那么几个人，比如栗宪庭、方力钧、李广明、芒克、左小诅咒等，“他们只是塔尖几个人，是精神瞭望塔，但是有多少做艺术的能成为他们呢？更多的就是底层，他们是更真实的宋庄，还有一批人就是上蹿下跳的，他们要以这批人为生。”
杨毅达房间里堆满了红酒，那是不同画廊放在他这里，“宋庄都是用红酒换画作”，酒到了画家手里，“卖掉或者喝掉。”
这似乎解释了宋庄很多餐馆的外面堆放着很多酒瓶的原因，也解释了在餐馆里总能看到很多人提着红酒来就餐的情形。
对于这一现象，舒桐认为“很悲哀”。
塔尖的人也面临生存的问题。
十年前，杨文萍辞职到北京从事艺术创作，如今她已习惯了双城生活。春天和秋天会呆在北京，全力以赴的搞创作和交流，累了就回到昆明修养一段时间。
此次谈话，胡介报说，艺术家就是艺术家，说话很直接，也有力度。
胡介报成立了宋庄镇艺术促进会，他在大会上说，“我们在享受着先贤文化遗产的同时，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故人，我们给我们的后人能留下什么？”胡介报说，这是当时大家都认同的观点和思路，就是它一直以来在指导这个地区发展。“也希望100年后，有人过来这里，指着某一处房子说，这是谁谁谁的故居。”
也有人过来取经，他们说，“艺术家都可有个性了，你怎么管的？”胡介报说不能“管”，是“做好服务”。
冬天的宋庄，很多人过起了候鸟式的生活，他们出去写生，北京暖和了再回来，也有人因为经济紧张，哪里也去不了，胡介报说有的连春节回家都做不到。
宋庄美术馆，中国第一个村级美术馆，建于2006年，与上上国际美术馆几乎同步。已经结束了的画展海报在冬天的风里像海浪一样抖动。
馆里空荡荡，没有展览，看门的保安对记者说，天太冷了，什么都没有，你就当遛一弯儿。
他追了一句说，“夏天来，夏天什么都有。”
在宋庄，靳国旺这个名字很少再被人提及，他更多存在于宋庄发展文献的角落里，安静，没有任何声音。人们需要特意去查询才会知道他是谁，名字究竟怎么写。
靳国旺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人。1994年的春天，他把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遭到驱赶的画家们领进自己的家乡。之前，他在圆明园画家村随画家张惠平学画画。
那个进入小堡村的寒意料峭的春天，对于未来，谁都没敢想。
与之前的村庄相比，这个叫小堡的村庄更偏远，周边是沙土地，地上的庄稼长得并不好，村里的人们更多外出谋生，没有路灯，房子坍塌、破旧，看到外来人，村民朴素地笑。
因为一批有影响力的画家、批评家陆续进入，更多的画家开始涌入，绘画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如写作、音乐、戏剧等也尝试进入，所有的这些形成了一个新宋庄，向世人展示以村庄为载体的“艺术”的魅力。
但在岁月的悄然流逝中，一切都在变异。
2012年，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位确定。2017年5月，北京市政府搬迁至通州区的方案披露，让距离通州不到10公里的宋庄经历了各种忐忑。随后，《北京市2017年重点工程计划》中，提到了中国宋庄艺术小镇建设的规模及内容。
对于宋庄，这好像是一个年轻人有了一份好工作接连通关并被提拔。但对于在村庄里生存的人来说，如杨毅发，他“只希望不要被赶出去。”
共同话题
宋庄的凌晨1点，是冬天里的冬天。从首都机场进入宋庄，似乎因为寒冷，出租车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一扇陌生的门前，有人从里面开门，房间里有正烧得红红的炉子，似乎轉眼就到了春天。出发前，我曾收到忠告：宋庄没有可以让你住的地方，已经是大腕的艺术家们不愿意，很落魄的艺术家没有能力。
舒桐，本名康晓红，取名“舒桐”意为：舒展的桐子。两年前她从北京市内搬到宋庄。房子上下两层，她将它有意地分为自己的书房、访客的卧室等，房间里挂着她的画，购置而来的各种绿色植物，以及从二手市场买来的二手家具，还有一把吉他。
她的画里都有一个长发女孩，背影，有一种神秘感，对于刚入门槛，没有画画功底的舒桐来说，“面孔上的五官比背景难以描绘。”
每年7万元的房租对于偶尔接剧本写作的舒桐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实际上舒桐听说宋庄已经很久，但是真正抵达是2007年，她说，“踏进这个村庄时，就很喜欢”。当时她的想法是，攒下一笔钱就将日子放进宋庄。但是她也发现，如果是这样，她永远攒不下进村的那笔理想的钱。“那么，辞职，来吧。”
舒桐生于1969年，离异，现任男朋友也是一个画画的，在东北沈阳。女儿在西安做类似cosplay以及网络直播的工作，她正在以女儿以及她的朋友为原型进行小说创作。家乡在陕西终南山，舒桐发现到了宋庄，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终南山”，她的房子正在成为宋庄很多艺术爱好者的集散地。房间里摆着红色的山楂，她觉得那个颜色特别好看。她给房间取了名字叫“零点书房”。
她有很多身波希米亚风格的衣服。房间多，床也多，每每写累了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出去走走，去田间地头，或者就搭配衣服，房间里有很多已搭配好了的服装造型，都是裙装。偶尔也会做面包，她有一个咖啡机，但是没怎么用。
她每天都会收到邻居的善意。她也会把善意给她们，要么是厨艺作品，要么从外地带过来的小礼物。“在宋庄，关系好的人，好像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这在城市里是不可能有的。”
2017年11月29日那晚，一个朋友从市里搬过来，她和一众朋友去给暖房，寒冷的冬夜，房间里欢声笑语。对舒桐来说，这是宋庄最吸引她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找到能聊共同话题的人”，而在别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作神经有问题的“文艺青年”。
相比舒桐的房子，杨毅达每年2万多元钱租来的10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在这个冬天就要冷多了。生于1972年的杨毅达，到宋庄10年，这10年，前五年，他画画，后五年，他做与平台有关的事情，为这里的艺术爱好者做策展，用舒桐的话说，“他要生存。”
杨毅达从家乡到北京宋庄，也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说结婚生子过日子”这样的话。
他依稀记得2007年的10月23日那晚，他从公交车上下来，宋庄的路坑坑洼洼，比他的家乡还要不好，他有点失落，“从一个村庄到了另外一个村庄”。当时的宋庄只有一家餐厅，“饭菜不合口味”。他有点后悔了。
悔意是在参加了宋庄艺术爱好者的一个活动后有所改变的。他拿着自己的画过去了，有人说他画得不错，悔意从他的生活里被删除。这在家乡当地不被理解的行为，到了这里被欣赏，他看到了希望，不过希望没有坚持很久。
在这里，希望可以很快生起，失望也会接踵而至。就像是孩童吹起来的泡泡。
舒桐有时觉得这里就像是一个平行空间，它独立于周边而存在，有自己完全不一样的生态，精神上能够自给自足，“而且网络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有一个叫“微拍堂”的平台帮助了很多艺术爱好者解决作品出路的问题。
舒桐认为这里聚集着一批对精神生活有高度希望和要求的人，也被认为是一个逃避之地。
村里不缺酒
舒桐经历了宋庄两次春夏秋冬的轮回，也在这两年间看到了来来往往的人。“他们被这里的光环吸引，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发现可能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因为生存，很多人要么走出、离开村庄，要么留在村庄里做别的事情而不再从事创作，这也是宋庄生态逐渐多元化的原因之一。“艺术餐厅”“艺术咖啡馆”等应运而生，就像是雨后春笋。在舒桐看来，“每一个机构同时兼有画廊的功能。”
对于经常策展的杨毅达来说，因为经常要收集海报，更是看到了在这里生存的残酷，“有的海报做得特别精美，一看就是费了心思也需要经济能力支撑的，但是用不了多久，你在宋庄不一定能看到他们了。” 杨毅达说每个到这里来寻梦的人都是信心满满，但是很多迅速支撑不下去了。舒桐说外面人看到的宋庄就是那么几个人，比如栗宪庭、方力钧、李广明、芒克、左小诅咒等，“他们只是塔尖几个人，是精神瞭望塔，但是有多少做艺术的能成为他们呢？更多的就是底层，他们是更真实的宋庄，还有一批人就是上蹿下跳的，他们要以这批人为生。”
杨毅达房间里堆满了红酒，那是不同画廊放在他这里，“宋庄都是用红酒换画作”，酒到了画家手里，“卖掉或者喝掉。”
这似乎解释了宋庄很多餐馆的外面堆放着很多酒瓶的原因，也解释了在餐馆里总能看到很多人提着红酒来就餐的情形。
对于这一现象，舒桐认为“很悲哀”。
塔尖的人也面临生存的问题。
此次谈话，胡介报说，艺术家就是艺术家，说话很直接，也有力度。
胡介报成立了宋庄镇艺术促进会，他在大会上说，“我们在享受着先贤文化遗产的同时，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故人，我们给我们的后人能留下什么？”胡介报说，这是当时大家都认同的观点和思路，就是它一直以来在指导这个地区发展。“也希望100年后，有人过来这里，指着某一处房子说，这是谁谁谁的故居。”
也有人过来取经，他们说，“艺术家都可有个性了，你怎么管的？”胡介报说不能“管”，是“做好服务”。
冬天的宋庄，很多人过起了候鸟式的生活，他们出去写生，北京暖和了再回来，也有人因为经济紧张，哪里也去不了，胡介报说有的连春节回家都做不到。
宋庄美术馆，中国第一个村级美术馆，建于2006年，与上上国际美术馆几乎同步。已经结束了的画展海报在冬天的风里像海浪一样抖动。
馆里空荡荡，没有展览，看门的保安对记者说，天太冷了，什么都没有，你就当遛一弯儿。
他追了一句说，“夏天来，夏天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