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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试图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此提出严正抗议。年过七旬的广西老人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这一新闻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将带妈妈去日本提起诉讼，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的暴行，还要让安倍向各国“慰安妇”下跪赔罪！鲜为人知的是，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军后代。
70年前，妈妈被鬼子抓去做“慰安妇”
6月的广西大山里，一丛丛酸浆草绽放出血色的花朵，这是一种能治伤的草药，山民曾无数次采摘它。90多岁的韦绍兰骨瘦如柴，一头白发在脑后梳成小辫。她拄着半截竹竿，佝偻着腰沿着田埂颤巍巍地向前走着，突然，她在前方山崖停住脚步，表情变得凝重起来，这里就是她当年被日本人抓走的地方。
“日本兵用刺刀割开我肩上背孩子用的带子，将我拖上了汽车……”韦绍兰说，那是194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日本兵对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进行扫荡，丈夫不在家，22岁的她便独自背着1周岁的孩子，随着村民向村北面离家约1公里远的对门村的牛尾冲山上跑去。很快，她跟着村民钻进山上的溶洞里躲过一劫。后来韦绍兰外出，不幸被几个端着枪的鬼子抓住，送到了日军军营。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让韦绍兰和其他几个被抓的女人脱光衣服进行身体检查。通过“慰安妇体格验证”后，韦绍兰开始了3个月梦魇般的生活。
“最初强迫我的那个日本人，嘴上有一撮胡须，帽子上的五角星是黄的，领口上有两个领章。他端着刺刀逼我，见我不肯脱衣服，他很生气，又把刺刀对准我的女儿，我只得脱了衣服，任其所为，直到他离开这间屋子，我才敢哭出声来。”韦绍兰说，和她一起被关押的还有五六名年轻妇女，最小的才十六七岁，鬼子让她们都换上日本军装。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房来，做一个脱衣的手势，逼她们就范。她们每天都要被强暴五六次。
韦绍兰和另外几个姐妹，有时还会被用汽車送到其他日军驻地做性奴隶。“那时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人在一边看，还笑。有时候，为谁先谁后他们还会打起来。”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拿出避孕套给韦绍兰辨认。她还记得这些东西，“日本兵大多数会用，之后将套套扔在地上，一起拿出去烧掉。有的人不肯用，我也没办法……”
据有关资料记载，慰安所在中国普遍建立后，日军明确规定，严禁不使用避孕套的行为。避孕套成了必备的军需品。这种军用避孕套上，还印着4个字“突击一番”。日本士兵则把它视作“钢盔”，意为能避免感染性病。1942年3月，陆军省经理局副官在给陆军军需品总厂厂长的信中写明有避孕套等12种防疫材料，其中避孕套为1530万只。根据日本学者林博史的研究，这一数字是“补给基准数量”，它只是实际需求量的80%。
被轮奸的日子过了大约一个星期，面容姣好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韦绍兰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自己一人“享用”。《读卖新闻》原社会部记者三田和夫曾任陆军少尉，他说：“在长期驻屯生活中，找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也因此好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作装饰品吧，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因此士兵们很珍视她们。”
被“珍视”的韦绍兰，平时的饭都有人直接送到房间，连出门上厕所都有士兵跟在后面监视。不久，最让她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在军营里待了两个多月的韦绍兰例假一直没有来，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在被抓时，韦绍兰的月经刚刚结束。如果自己真的怀孕了，这个孩子无疑是日本人的。
起初，鬼子对韦绍兰看守得很紧。由于她平时比较“听话”，那个日本兵慢慢对她放松了警惕。3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她装作上厕所，背着小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借着朦胧的晨光没命地跑。两天后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她，终于回到了家。见到丈夫后两人抱头痛哭，“丈夫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抓走的”。
“日本仔”受尽歧视，几十年未娶妻
可能是受了惊吓，不久，与韦绍兰一起被抓走的女儿病死了。又过了几个月，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日本种”罗善学降临到这个世界。“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
虽然心里同情妻子的遭遇，但看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丈夫感到了羞辱和仇恨，动辄对韦绍兰恶语相加。那段刻骨铭心的屈辱经历，让韦绍兰有苦难言。
罗善学回忆说，他三四岁的时候，村里人见了他就喊“日本仔”，小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玩。“7岁时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吵架，说我不是他的亲生孩子，是日本人的后代，我在门口听到了。”罗善学后来就问妈妈，韦绍兰泪流满面，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快点长大，长大了帮妈妈报仇。”到了罗善学10岁时，他和村里的大伯一起放牛，大伯对他讲了他母亲被日本鬼子抓去逃出来后生下他的经历。他似懂非懂，觉得鬼子可能就是魔鬼，直到看了《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电影之后，才知道鬼子是侵略者，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其间，小学念到三年级就回家砍柴放牛的罗善学，一直在孤独中度过。他一直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个错误。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不敢到人多的地方，见到人他会紧张、心慌、害怕。到了婚娶的年龄，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
有一次，因为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罗善学上山挖了断肠草吃，想自杀，结果没死成，病倒是好了。
“我恨妈妈，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怨恨在罗善学心里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才消除。他说内心里其实很可怜妈妈，“日本兵太狠毒，欺负我妈妈，他们是畜生，给我妈妈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 母子俩住在一座小土坯房里，平时罗善学替亲戚放牛，韦绍兰老人则养了5只老母鸡。每个星期，老人都会拿着鸡蛋和晒好的枇杷叶到几里外的集市上换些钱贴补家用。
2007年，这样的生活被突然打断，韦绍兰和罗善学决定勇敢地“站出来”了。原来，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经历。
当时县里的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韦绍兰又点点头。她不懂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理解有什么意义，人家来问，她就如实讲。就这样，韦绍兰和她的“日本仔”成了为数不多敢于“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
其实在这之前，早有一些学者在全国各地苦苦寻找愿意“站出来”的“慰安妇”。结果20多年过去了，内地真正站出来的不到50人。而朝鲜和韩国加在一起，已经有380多人。一些受害妇女说，她们被日军强奸，在心理上已受到很大伤害，没有多少人愿意面对曾经不堪回首的历史。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尘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打开。
一次有学者来访，韦绍兰讲完所有故事后，带罗善学去给丈夫上坟。她骑坐在丈夫的坟头上，哭唱了半个多小时，里面夹杂着“日本鬼”、“日本兵”等词。懂得的人解释道：“简单讲，她就是告诉她丈夫，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元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纪念活动。由于会上缺少中国受害者，韦绍兰的案例比较典型，公开做控诉也有影响。
这年，国内著名摄影师张国通也随韦绍兰母子去了日本。张国通说这个事被捅开之后，他和朱弘比较了很多个案后发现，韦绍兰的 事情是很特殊的。
此行，一上飞机，罗善学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到了机场，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入住中日友好宾馆后，没想到他突然疯了一样，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罗善学情绪失控，甚至是歇斯底里。
在拍摄过程中，罗善学扑到地上号啕大哭：“我就因为是日本仔，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全完蛋啦！”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他的心头。
另一个让张国通难忘的场景，同样发生在东京。当时团队中的一个日本翻译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某次会谈结束后，大家在会场附近吃饭。整顿饭下来，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那个女孩，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一辈子对女人的渴望，在他的目光中表露得一览无余。张国通碰碰朱弘，又指指罗善学。朱弘看了看，无奈地摇摇头。
此行由于日本政府找种种借口百般刁难、推脱，罗善学并未能得到任何赔偿，但因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军后代，经世界多国媒体报道后，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引起了极大反响。罗善学等人的这次日本之行，使一直拒绝解决战时“慰安妇”问题的日本政府，在世界的一片谴责声中十分狼狈。
为母亲讨公道，七旬老人要赴日打“世纪官司”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国内的不少“慰安妇”已先后离世。罗善学多病的母亲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见日方赔偿及真诚道歉遥遥无期，这位九旬老人绝望地说：“日本人在等我们死！”
罗善学告诉记者，如今上海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母亲200元钱的生活费，去年有几个好心人也将几百元的捐款汇给老人，这些钱，老人都舍不得花，一想起往事，就流眼泪。
近年来，由于安倍政府右翼军国主义抬头，他们费尽心机做各种舆论宣传，企图否认“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更令人气愤的是，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
“河野谈话”是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的谈话，其中承认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而刚出台的这份报告称，“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受到韩国政府影响，试图弱化“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表示，中方已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也称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安倍政府的这一无赖举动后，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将带妈妈去日本提起诉讼，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犯下的暴行。
罗善学手里保存的一份权威资料表明，“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人，她们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比89。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我的亲生父亲是日本人，他不是人，是畜生！”罗善学说这话时，声音变得异常愤慨激动，原来就有眼疾的左眼简直要冒出火来，“日本天皇和安倍政府，应该向慰安妇作出赔偿，并下跪赔罪！”
也有律师告诉他，“慰安妇”的诉讼太难做了，由于没有具体被告，只能告日本政府。而日方每次都会说，你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到现在，诉讼时效期已过。所以，关于二战期间的民间对日索赔，简直难如登天。
但罗善学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委托专家研究《荔浦文史》中关于《马岭的慰安所》等记载，通过多种手段收集有关证据。
“当时战后，东北留下了很多日本遗孤，这些遗孤不少后来都回日本了，也享受到了日本人的待遇。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遗孤，但由于涉及‘慰安妇’，日本一直不承认。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也把罗善学遗孤的身份确定下来，这样他也就能享受那些待遇了。”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说。
“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朱弘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
更让罗善学兴奋的是前不久“中威船案”的大胜。事件由来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船王”陈顺通将“顺丰”、“新太平”两艘轮船租借给一家日本公司，轮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神秘消失。此后，陈家四代人耗尽心血，相继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提起诉讼。77年后，船王的曾孙陈中威终于打赢了这场跨国官司！2014年4月23日，日方公司主动支付了4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4亿元）。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首起胜诉案！
很多民间人士得知罗善学的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和法律等帮助。见身后有那么多正义之士做靠山，这位七旬老人信心倍增。目前他正在做相关法律資料的准备，估计最迟年底就会赴日本打这场“世纪官司”。
〔编辑：吴万夫〕
70年前，妈妈被鬼子抓去做“慰安妇”
6月的广西大山里，一丛丛酸浆草绽放出血色的花朵，这是一种能治伤的草药，山民曾无数次采摘它。90多岁的韦绍兰骨瘦如柴，一头白发在脑后梳成小辫。她拄着半截竹竿，佝偻着腰沿着田埂颤巍巍地向前走着，突然，她在前方山崖停住脚步，表情变得凝重起来，这里就是她当年被日本人抓走的地方。
“日本兵用刺刀割开我肩上背孩子用的带子，将我拖上了汽车……”韦绍兰说，那是194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日本兵对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进行扫荡，丈夫不在家，22岁的她便独自背着1周岁的孩子，随着村民向村北面离家约1公里远的对门村的牛尾冲山上跑去。很快，她跟着村民钻进山上的溶洞里躲过一劫。后来韦绍兰外出，不幸被几个端着枪的鬼子抓住，送到了日军军营。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让韦绍兰和其他几个被抓的女人脱光衣服进行身体检查。通过“慰安妇体格验证”后，韦绍兰开始了3个月梦魇般的生活。
“最初强迫我的那个日本人，嘴上有一撮胡须，帽子上的五角星是黄的，领口上有两个领章。他端着刺刀逼我，见我不肯脱衣服，他很生气，又把刺刀对准我的女儿，我只得脱了衣服，任其所为，直到他离开这间屋子，我才敢哭出声来。”韦绍兰说，和她一起被关押的还有五六名年轻妇女，最小的才十六七岁，鬼子让她们都换上日本军装。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房来，做一个脱衣的手势，逼她们就范。她们每天都要被强暴五六次。
韦绍兰和另外几个姐妹，有时还会被用汽車送到其他日军驻地做性奴隶。“那时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人在一边看，还笑。有时候，为谁先谁后他们还会打起来。”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拿出避孕套给韦绍兰辨认。她还记得这些东西，“日本兵大多数会用，之后将套套扔在地上，一起拿出去烧掉。有的人不肯用，我也没办法……”
据有关资料记载，慰安所在中国普遍建立后，日军明确规定，严禁不使用避孕套的行为。避孕套成了必备的军需品。这种军用避孕套上，还印着4个字“突击一番”。日本士兵则把它视作“钢盔”，意为能避免感染性病。1942年3月，陆军省经理局副官在给陆军军需品总厂厂长的信中写明有避孕套等12种防疫材料，其中避孕套为1530万只。根据日本学者林博史的研究，这一数字是“补给基准数量”，它只是实际需求量的80%。
被轮奸的日子过了大约一个星期，面容姣好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韦绍兰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自己一人“享用”。《读卖新闻》原社会部记者三田和夫曾任陆军少尉，他说：“在长期驻屯生活中，找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也因此好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作装饰品吧，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因此士兵们很珍视她们。”
被“珍视”的韦绍兰，平时的饭都有人直接送到房间，连出门上厕所都有士兵跟在后面监视。不久，最让她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在军营里待了两个多月的韦绍兰例假一直没有来，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在被抓时，韦绍兰的月经刚刚结束。如果自己真的怀孕了，这个孩子无疑是日本人的。
起初，鬼子对韦绍兰看守得很紧。由于她平时比较“听话”，那个日本兵慢慢对她放松了警惕。3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她装作上厕所，背着小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借着朦胧的晨光没命地跑。两天后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她，终于回到了家。见到丈夫后两人抱头痛哭，“丈夫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抓走的”。
“日本仔”受尽歧视，几十年未娶妻
可能是受了惊吓，不久，与韦绍兰一起被抓走的女儿病死了。又过了几个月，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日本种”罗善学降临到这个世界。“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
虽然心里同情妻子的遭遇，但看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丈夫感到了羞辱和仇恨，动辄对韦绍兰恶语相加。那段刻骨铭心的屈辱经历，让韦绍兰有苦难言。
罗善学回忆说，他三四岁的时候，村里人见了他就喊“日本仔”，小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玩。“7岁时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吵架，说我不是他的亲生孩子，是日本人的后代，我在门口听到了。”罗善学后来就问妈妈，韦绍兰泪流满面，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快点长大，长大了帮妈妈报仇。”到了罗善学10岁时，他和村里的大伯一起放牛，大伯对他讲了他母亲被日本鬼子抓去逃出来后生下他的经历。他似懂非懂，觉得鬼子可能就是魔鬼，直到看了《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电影之后，才知道鬼子是侵略者，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其间，小学念到三年级就回家砍柴放牛的罗善学，一直在孤独中度过。他一直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个错误。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不敢到人多的地方，见到人他会紧张、心慌、害怕。到了婚娶的年龄，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
有一次，因为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罗善学上山挖了断肠草吃，想自杀，结果没死成，病倒是好了。
“我恨妈妈，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怨恨在罗善学心里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才消除。他说内心里其实很可怜妈妈，“日本兵太狠毒，欺负我妈妈，他们是畜生，给我妈妈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 母子俩住在一座小土坯房里，平时罗善学替亲戚放牛，韦绍兰老人则养了5只老母鸡。每个星期，老人都会拿着鸡蛋和晒好的枇杷叶到几里外的集市上换些钱贴补家用。
2007年，这样的生活被突然打断，韦绍兰和罗善学决定勇敢地“站出来”了。原来，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经历。
当时县里的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韦绍兰又点点头。她不懂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理解有什么意义，人家来问，她就如实讲。就这样，韦绍兰和她的“日本仔”成了为数不多敢于“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
其实在这之前，早有一些学者在全国各地苦苦寻找愿意“站出来”的“慰安妇”。结果20多年过去了，内地真正站出来的不到50人。而朝鲜和韩国加在一起，已经有380多人。一些受害妇女说，她们被日军强奸，在心理上已受到很大伤害，没有多少人愿意面对曾经不堪回首的历史。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尘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打开。
一次有学者来访，韦绍兰讲完所有故事后，带罗善学去给丈夫上坟。她骑坐在丈夫的坟头上，哭唱了半个多小时，里面夹杂着“日本鬼”、“日本兵”等词。懂得的人解释道：“简单讲，她就是告诉她丈夫，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元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纪念活动。由于会上缺少中国受害者，韦绍兰的案例比较典型，公开做控诉也有影响。
这年，国内著名摄影师张国通也随韦绍兰母子去了日本。张国通说这个事被捅开之后，他和朱弘比较了很多个案后发现，韦绍兰的 事情是很特殊的。
此行，一上飞机，罗善学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到了机场，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入住中日友好宾馆后，没想到他突然疯了一样，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罗善学情绪失控，甚至是歇斯底里。
在拍摄过程中，罗善学扑到地上号啕大哭：“我就因为是日本仔，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全完蛋啦！”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他的心头。
另一个让张国通难忘的场景，同样发生在东京。当时团队中的一个日本翻译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某次会谈结束后，大家在会场附近吃饭。整顿饭下来，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那个女孩，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一辈子对女人的渴望，在他的目光中表露得一览无余。张国通碰碰朱弘，又指指罗善学。朱弘看了看，无奈地摇摇头。
此行由于日本政府找种种借口百般刁难、推脱，罗善学并未能得到任何赔偿，但因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军后代，经世界多国媒体报道后，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引起了极大反响。罗善学等人的这次日本之行，使一直拒绝解决战时“慰安妇”问题的日本政府，在世界的一片谴责声中十分狼狈。
为母亲讨公道，七旬老人要赴日打“世纪官司”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国内的不少“慰安妇”已先后离世。罗善学多病的母亲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见日方赔偿及真诚道歉遥遥无期，这位九旬老人绝望地说：“日本人在等我们死！”
罗善学告诉记者，如今上海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母亲200元钱的生活费，去年有几个好心人也将几百元的捐款汇给老人，这些钱，老人都舍不得花，一想起往事，就流眼泪。
近年来，由于安倍政府右翼军国主义抬头，他们费尽心机做各种舆论宣传，企图否认“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更令人气愤的是，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
“河野谈话”是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的谈话，其中承认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而刚出台的这份报告称，“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受到韩国政府影响，试图弱化“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表示，中方已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也称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安倍政府的这一无赖举动后，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将带妈妈去日本提起诉讼，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犯下的暴行。
罗善学手里保存的一份权威资料表明，“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人，她们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比89。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我的亲生父亲是日本人，他不是人，是畜生！”罗善学说这话时，声音变得异常愤慨激动，原来就有眼疾的左眼简直要冒出火来，“日本天皇和安倍政府，应该向慰安妇作出赔偿，并下跪赔罪！”
也有律师告诉他，“慰安妇”的诉讼太难做了，由于没有具体被告，只能告日本政府。而日方每次都会说，你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到现在，诉讼时效期已过。所以，关于二战期间的民间对日索赔，简直难如登天。
但罗善学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委托专家研究《荔浦文史》中关于《马岭的慰安所》等记载，通过多种手段收集有关证据。
“当时战后，东北留下了很多日本遗孤，这些遗孤不少后来都回日本了，也享受到了日本人的待遇。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遗孤，但由于涉及‘慰安妇’，日本一直不承认。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也把罗善学遗孤的身份确定下来，这样他也就能享受那些待遇了。”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说。
“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朱弘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
更让罗善学兴奋的是前不久“中威船案”的大胜。事件由来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船王”陈顺通将“顺丰”、“新太平”两艘轮船租借给一家日本公司，轮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神秘消失。此后，陈家四代人耗尽心血，相继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提起诉讼。77年后，船王的曾孙陈中威终于打赢了这场跨国官司！2014年4月23日，日方公司主动支付了4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4亿元）。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首起胜诉案！
很多民间人士得知罗善学的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和法律等帮助。见身后有那么多正义之士做靠山，这位七旬老人信心倍增。目前他正在做相关法律資料的准备，估计最迟年底就会赴日本打这场“世纪官司”。
〔编辑：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