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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文存》由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编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
该《文存》包括：1.叶企孙的文章、讲演稿和电文共44篇；2.1915年日记、1916年日记，1949～1951年日记；3.叶企孙编写的《初等物理实验》教材；4.叶企孙年谱及叶氏家谱。《文存》由叶企孙的学生、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教授作序。《文存》正文之前有“导读”一篇，叙述了叶企孙对科学教育、对物理学和科学史的贡献，叙述了他的成长和一生浮沉坎坷。
该《文存》收集了叶企孙的硕士、博士论文，它们是中国科学步入世界学术园地的标志之一；叶企孙于1925年对改进清华大礼堂音质的测定与研究也收录其中，它开创了中国建筑声学的领域。叶企孙一生的精力绝大部分用于中国物理学和科学教育事业的组织、协调和领导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但他的文论，无论是学术作品、还是教学主张、治校见解、社会议事，都曾是我国社会经历中的一个时代符号，是科学道路上坚实清晰的脚印，也是教学与社会生活中振聋发聩的良知呐喊。他的经历、他的研究与教育成果之取得，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大学教育、科技发展，乃至科教兴国、改革开放都有重大价值。
一、物理学教育与实验教材
叶企孙制定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学的基本方针：“重质而不重量”，“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这一方针实施数年后“颇著成效”，“国内物理学渐臻隆兴”。从1929年清华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起，到1937年的9年间，毕业共53人。他们中有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勋者，有两院院士，国际知名学者，个个都是国家栋梁。9届53人，何等育人成就！
鉴于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国内大学物理科目繁杂，教材流于空泛，叶企孙等9人于1933年联名向当时教育部提出“物理课程最低标准草案”，全国物理教学从此逐渐走向“简单化、基本化、实在化”。
《文存》以较大篇幅收编了叶企孙的《初等物理实验》一书。鉴于当时中学物理学无学生动手实验课，入大学第一年必须补课。《初等物理实验》专为此而编著。该书于1929年初版，1934年出第三版。它也是叶企孙从1926年起三年教学实践的总结。全书40个物理实验。编者完全为学生着想，实验材料简单实用，实验分配均匀完整，文字简洁明了。即使实验报告、计算、结论等都在书内留有表格和空白，供学生填写。全书活页装订。学生每做一次实验，即可取出相应书页，到实验室做完实验，填写报告即可。丝毫不加重学生负担，又能使学生学到许多基础知识。叶企孙精心教学的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在今天，在近年教学改革、教材重编的声浪中，《初等物理实验》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培养人才靠基础科学，而基础科学中的基本知识永远不变。深厚的基础知识、扎实的基本功需日积月累，而投机取巧可以休矣。这正是《初等物理实验》恒久的价值所在。
《初等物理实验》是留存至今的难得的一本实验教本。它为物理教育史、实验史、科学史提供了珍贵素材。由于该书末述及各类实验仪器的价格及采购地点等内容，为经济史、工业史（仪器仪表史）提供了可贵的数据。
二、科学史研究
《文存》第一部分前8篇文章，有6篇（第1、2、3、6、7、8）是叶企孙16岁至18岁的科学史作品。它们是中国以现代科学知识阐述古代数学、天文学经典的最早的科学史文论。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叶企孙青少年时期在天文学、数学、历史、国学诸多领域的功底，为其后来成为伟大物理学家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叶企孙晚年，又撰写了5篇科学史文章，它们为科学史研究和写作提供了典范之作。
叶企孙终生热爱科学史，并将相关知识结合到教学中。每当开一门新课，讲解一个新理论概念，他往往以科学史做引论，引起学生极大兴趣。1942年在重庆期间，他与来华的英国李约瑟博士以共同感兴趣的中国科学史话题而结下深厚友谊。
1964年，叶企孙在北京市物理学会作“中国物理学史若干问题”的讲演。除谈及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外，更多地讲述科学史研究的对象、研究者应具备的条件、研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他特别指出，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不要轻易说，我国某种发明、发现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三、讲演
本《文存》收录了叶企孙讲座记录稿多篇。其中有，1929年讲“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43年讲“科学与人生”，这是应蒋介石聘请的、在重庆中央训练团知识讲座上的特约讲演；在西南联大的演讲“物理学及其应用”；1964年关于“中国物理学史若干问题”的演讲等。
在1929年的讲演中，叶企孙严肃指出中国教育与科学的落后及其存在的严重缺点：“大学办得很糟”，“师范教育非常的坏”，以至影响“中学也办不好”。他希望教育工作者“每年自省一次”，进步在哪儿，“没有进步就应该觉得可耻。这样才能日日进步”。他疾呼“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文明中立住”。同时，他批驳那些“中华民族不适宜科学研究”的论调，并提醒这些人“五十年后再下断语”。叶企孙一生为之奋斗的科学教育，在此讲话后50年的确开花结果了。
1943年在重庆的讲演中，叶企孙尤其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自然科学的进步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知识工作和农工生产的效率，增加了人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幸福感，增加了国家自卫能力和组织能力。此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他因此强调“国家的自卫能力，必须要有进步的科学做基础”。他也不忘指出：“科学也同时增加了侵略者的侵略力量。”
四、电文
在《文存》收入的诸多电报文稿中，有1933年3月9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电，要求“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对于丢失热河全省“深自引咎”。叶企孙是发起这份电文的五位教授之一。1935年11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土肥原策动汉奸倡“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又拟电文，斥汉奸所谓“自保”、“自治”是盗窃民意的卖国行径。这些电文不仅在当时震惊国内外，在今天看来，也实证了中华民族曾受人杀戮的历史事实。 除此之外，还有1930年6月叶企孙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致电阎锡山，申述清华师生拒绝其所派校长的原因；1941年9月关于叶企孙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事致电梅贻琦校长；1946年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大学教授致函朱家骅；1948年4月，在物价飞涨时节，为改善师生待遇，配给食粮事致电梅贻琦等。这些电文也为中国的教育历程留下一个个足迹。
五、创建中国物理学会
早在1915年，叶企孙和同学刘树墉组织了清华科学会，开展了各种讨论、报告活动。1916年10月又提出“重组清华学会建议”，提倡“纠合全校有才有志的同学”，“重建一精神团结、规模宏大、组织完善”的学校一级学会。
在留美期间，叶企孙任中国科学社驻美分社执行委员会会长，为该机构巩固、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叶企孙作为中国物理学会发起人当选了临时执行委员会七人委员之一，为筹备组织中国物理学会做了大量工作。1932年8月22日，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叶企孙当选了该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会长是李书华。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后，1935年叶企孙就我国度量衡单位名称及定义向教育部提出修订建议，并要求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度量衡法规会议。这是关系到科学技术进步、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际经贸交流的大问题。
`六、支援冀中抗日根据地
《文存》收入了叶企孙的“思念熊大缜五言一首”、“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一文。这些文章表明，在1937年6月到1938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放弃出国机会，潜入天津、塘沽，躲避敌伪汉奸的跟踪，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甚至做出壮烈的牺牲。历史证明，他们不是C·C特务，而是一群“上马能击贼”的正直的爱国者和知识分子。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在此后30年，受到“文化革命”的迫害。今日重读这些文章，不能不有诸多感慨与心中的痛。
七、质疑“一分为二”
上世纪60年代前期，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的哲学论题，引发了学术思想界一场争论，一些学术大家因不同意“一分为二”而落难。在此思想指导下，哲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界以非“唯物”即“唯心”二者在意识形态、科学、科学史中划线。“一分为二”充斥着《红旗》和各种报刊杂志，造成科学队伍中又一次人人自危的局面。叶企孙以大无畏精神，逆潮流提出“几点意见”，严肃地提出“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地分析，给予正确的评价”；“科学史上确是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能做出些重要的科学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他的“意见”震惊了当时哲学和科学两大界，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不依附权威的勇气，亦体现了一个忠谔之士的秉性。
八、日记
《文存》收入叶企孙仅存的三本日记。它们是1915年日记，1916年日记，1949～1951年日记，以及在日记中记下的大量的读书笔记。
鉴于时代不同，1915、1916年的日记和1949～1951年的日记完全不同风格。前者可以看出一个高中生如何自我成长，后者可以看出一个知名教授如何在时代变迁中沉落。三本日记虽时间不长，但恰好是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历史实录。
在清华学校，叶企孙自习了古今中外许多书籍。历史、文学、科学，他能见到的书无所不读。但他最感兴趣的是古今中外的科学著作和科学家传记，如《梦溪笔谈》、《九章算术》、《几何原本》、《微积分纲要》等，对秦九韶《数书九章》他一一做解，其中一些算题，既按古法演算，也按今日通行数学概念解题。在读毕该书“大衍求一术”后，他写道：“出入《九章》，诚算题之至妙者也。”在研习几何时，他又说：“每以暇时研究圆及椭圆及其内容多等边形之关系。此学自高乌斯（C.F.Gauss）以来已将百年，未有光明之一日。未卜予之研究有效果否，书以勉之。”
叶企孙酷爱美国的《中学科学和数学》（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杂志，对其中的“征答题”或“游戏数学”每每抢先作解，废寝忘食。因此，常得到该杂志“答疑表彰”（Credit for Solution）栏的表扬。有些刁钻的数学题，叶企孙也解不出，“自愧能力之绵弱也”。
在1916年的日记中，除读书笔记外，他曾拟订“乡土社会调查”，参观并记录了上海各工厂和天文台的状况，观察并绘画植物花草。
1915、1916两年日记，呈现了十七八岁的叶企孙对书本和自然的好奇心、求知欲，敢质疑和敢创新的精神，也体现出他的爱国、爱家、爱人的高贵品质。他读过1914年《甲寅杂志》多篇文章后，深感“发人爱国心不少”。他得悉有些人出国留学不用功，怕困难，甚至浪费“祖国钱财”，发出“不亦悲乎”的感叹。他不满军阀乱世，以势压人的社会现状。他在经济上帮助许多同学，为一些同学的不幸而感慨。更可贵者，青少年的叶企孙常有“自省”精神，他为小时候与同学“因小故而割席”一事，“致今思之，犹有隐痛”；他告诫自己，对后进同学，决不能有“厌弃”之感，“教人即是自学”；他反省自己，在科学社的一次集体活动中，“予处事失方，以后自当谨慎。十五人之小会办不好，何以事大”？对于自己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他鼓励自己“向前直进，毋灰心，毋间断”。他多次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游、戒饮酒”。当然，他也批评某些教授、校长讲演做事华而不实，“语气轻滑”的现象，“此堂堂校长而自处如此，我国之教育扫地尽矣”。这点点滴滴之事，表现了一个科学伟人在青少年时期的自我修养、品德和人格训练的过程。
1949～1951年日记是以另一种文体记录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叶企孙解放初期饱满的政治热情，以致他将每日的报刊政治时事内容不厌其烦地摘抄于日记之中。此期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叶企孙多次检查不过关，迫使一个正直人感到环境变异，他才不再记日记了。转而默默地阅读书刊，从而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尤其搜罗了沈括生平行状的文献。这三年的零散日记中还留下了广泛的史料，诸如：1949～1951年清华、北大入学考生统计表，北京各理工大学招生统计表，每月物价波动表，银行发行钞票面额值，银行折实储蓄牌价，物价指数，美元汇率，铁路票价等等，为那个岁月的教育史、经济史留下了珍贵史料。
（《叶企孙文存》，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该《文存》包括：1.叶企孙的文章、讲演稿和电文共44篇；2.1915年日记、1916年日记，1949～1951年日记；3.叶企孙编写的《初等物理实验》教材；4.叶企孙年谱及叶氏家谱。《文存》由叶企孙的学生、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教授作序。《文存》正文之前有“导读”一篇，叙述了叶企孙对科学教育、对物理学和科学史的贡献，叙述了他的成长和一生浮沉坎坷。
该《文存》收集了叶企孙的硕士、博士论文，它们是中国科学步入世界学术园地的标志之一；叶企孙于1925年对改进清华大礼堂音质的测定与研究也收录其中，它开创了中国建筑声学的领域。叶企孙一生的精力绝大部分用于中国物理学和科学教育事业的组织、协调和领导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但他的文论，无论是学术作品、还是教学主张、治校见解、社会议事，都曾是我国社会经历中的一个时代符号，是科学道路上坚实清晰的脚印，也是教学与社会生活中振聋发聩的良知呐喊。他的经历、他的研究与教育成果之取得，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大学教育、科技发展，乃至科教兴国、改革开放都有重大价值。
一、物理学教育与实验教材
叶企孙制定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学的基本方针：“重质而不重量”，“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这一方针实施数年后“颇著成效”，“国内物理学渐臻隆兴”。从1929年清华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起，到1937年的9年间，毕业共53人。他们中有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勋者，有两院院士，国际知名学者，个个都是国家栋梁。9届53人，何等育人成就！
鉴于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国内大学物理科目繁杂，教材流于空泛，叶企孙等9人于1933年联名向当时教育部提出“物理课程最低标准草案”，全国物理教学从此逐渐走向“简单化、基本化、实在化”。
《文存》以较大篇幅收编了叶企孙的《初等物理实验》一书。鉴于当时中学物理学无学生动手实验课，入大学第一年必须补课。《初等物理实验》专为此而编著。该书于1929年初版，1934年出第三版。它也是叶企孙从1926年起三年教学实践的总结。全书40个物理实验。编者完全为学生着想，实验材料简单实用，实验分配均匀完整，文字简洁明了。即使实验报告、计算、结论等都在书内留有表格和空白，供学生填写。全书活页装订。学生每做一次实验，即可取出相应书页，到实验室做完实验，填写报告即可。丝毫不加重学生负担，又能使学生学到许多基础知识。叶企孙精心教学的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在今天，在近年教学改革、教材重编的声浪中，《初等物理实验》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培养人才靠基础科学，而基础科学中的基本知识永远不变。深厚的基础知识、扎实的基本功需日积月累，而投机取巧可以休矣。这正是《初等物理实验》恒久的价值所在。
《初等物理实验》是留存至今的难得的一本实验教本。它为物理教育史、实验史、科学史提供了珍贵素材。由于该书末述及各类实验仪器的价格及采购地点等内容，为经济史、工业史（仪器仪表史）提供了可贵的数据。
二、科学史研究
《文存》第一部分前8篇文章，有6篇（第1、2、3、6、7、8）是叶企孙16岁至18岁的科学史作品。它们是中国以现代科学知识阐述古代数学、天文学经典的最早的科学史文论。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叶企孙青少年时期在天文学、数学、历史、国学诸多领域的功底，为其后来成为伟大物理学家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叶企孙晚年，又撰写了5篇科学史文章，它们为科学史研究和写作提供了典范之作。
叶企孙终生热爱科学史，并将相关知识结合到教学中。每当开一门新课，讲解一个新理论概念，他往往以科学史做引论，引起学生极大兴趣。1942年在重庆期间，他与来华的英国李约瑟博士以共同感兴趣的中国科学史话题而结下深厚友谊。
1964年，叶企孙在北京市物理学会作“中国物理学史若干问题”的讲演。除谈及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外，更多地讲述科学史研究的对象、研究者应具备的条件、研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他特别指出，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不要轻易说，我国某种发明、发现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三、讲演
本《文存》收录了叶企孙讲座记录稿多篇。其中有，1929年讲“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43年讲“科学与人生”，这是应蒋介石聘请的、在重庆中央训练团知识讲座上的特约讲演；在西南联大的演讲“物理学及其应用”；1964年关于“中国物理学史若干问题”的演讲等。
在1929年的讲演中，叶企孙严肃指出中国教育与科学的落后及其存在的严重缺点：“大学办得很糟”，“师范教育非常的坏”，以至影响“中学也办不好”。他希望教育工作者“每年自省一次”，进步在哪儿，“没有进步就应该觉得可耻。这样才能日日进步”。他疾呼“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文明中立住”。同时，他批驳那些“中华民族不适宜科学研究”的论调，并提醒这些人“五十年后再下断语”。叶企孙一生为之奋斗的科学教育，在此讲话后50年的确开花结果了。
1943年在重庆的讲演中，叶企孙尤其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自然科学的进步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知识工作和农工生产的效率，增加了人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幸福感，增加了国家自卫能力和组织能力。此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他因此强调“国家的自卫能力，必须要有进步的科学做基础”。他也不忘指出：“科学也同时增加了侵略者的侵略力量。”
四、电文
在《文存》收入的诸多电报文稿中，有1933年3月9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电，要求“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对于丢失热河全省“深自引咎”。叶企孙是发起这份电文的五位教授之一。1935年11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土肥原策动汉奸倡“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又拟电文，斥汉奸所谓“自保”、“自治”是盗窃民意的卖国行径。这些电文不仅在当时震惊国内外，在今天看来，也实证了中华民族曾受人杀戮的历史事实。 除此之外，还有1930年6月叶企孙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致电阎锡山，申述清华师生拒绝其所派校长的原因；1941年9月关于叶企孙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事致电梅贻琦校长；1946年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大学教授致函朱家骅；1948年4月，在物价飞涨时节，为改善师生待遇，配给食粮事致电梅贻琦等。这些电文也为中国的教育历程留下一个个足迹。
五、创建中国物理学会
早在1915年，叶企孙和同学刘树墉组织了清华科学会，开展了各种讨论、报告活动。1916年10月又提出“重组清华学会建议”，提倡“纠合全校有才有志的同学”，“重建一精神团结、规模宏大、组织完善”的学校一级学会。
在留美期间，叶企孙任中国科学社驻美分社执行委员会会长，为该机构巩固、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叶企孙作为中国物理学会发起人当选了临时执行委员会七人委员之一，为筹备组织中国物理学会做了大量工作。1932年8月22日，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叶企孙当选了该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会长是李书华。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后，1935年叶企孙就我国度量衡单位名称及定义向教育部提出修订建议，并要求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度量衡法规会议。这是关系到科学技术进步、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际经贸交流的大问题。
`六、支援冀中抗日根据地
《文存》收入了叶企孙的“思念熊大缜五言一首”、“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一文。这些文章表明，在1937年6月到1938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放弃出国机会，潜入天津、塘沽，躲避敌伪汉奸的跟踪，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甚至做出壮烈的牺牲。历史证明，他们不是C·C特务，而是一群“上马能击贼”的正直的爱国者和知识分子。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在此后30年，受到“文化革命”的迫害。今日重读这些文章，不能不有诸多感慨与心中的痛。
七、质疑“一分为二”
上世纪60年代前期，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的哲学论题，引发了学术思想界一场争论，一些学术大家因不同意“一分为二”而落难。在此思想指导下，哲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界以非“唯物”即“唯心”二者在意识形态、科学、科学史中划线。“一分为二”充斥着《红旗》和各种报刊杂志，造成科学队伍中又一次人人自危的局面。叶企孙以大无畏精神，逆潮流提出“几点意见”，严肃地提出“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地分析，给予正确的评价”；“科学史上确是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能做出些重要的科学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他的“意见”震惊了当时哲学和科学两大界，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不依附权威的勇气，亦体现了一个忠谔之士的秉性。
八、日记
《文存》收入叶企孙仅存的三本日记。它们是1915年日记，1916年日记，1949～1951年日记，以及在日记中记下的大量的读书笔记。
鉴于时代不同，1915、1916年的日记和1949～1951年的日记完全不同风格。前者可以看出一个高中生如何自我成长，后者可以看出一个知名教授如何在时代变迁中沉落。三本日记虽时间不长，但恰好是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历史实录。
在清华学校，叶企孙自习了古今中外许多书籍。历史、文学、科学，他能见到的书无所不读。但他最感兴趣的是古今中外的科学著作和科学家传记，如《梦溪笔谈》、《九章算术》、《几何原本》、《微积分纲要》等，对秦九韶《数书九章》他一一做解，其中一些算题，既按古法演算，也按今日通行数学概念解题。在读毕该书“大衍求一术”后，他写道：“出入《九章》，诚算题之至妙者也。”在研习几何时，他又说：“每以暇时研究圆及椭圆及其内容多等边形之关系。此学自高乌斯（C.F.Gauss）以来已将百年，未有光明之一日。未卜予之研究有效果否，书以勉之。”
叶企孙酷爱美国的《中学科学和数学》（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杂志，对其中的“征答题”或“游戏数学”每每抢先作解，废寝忘食。因此，常得到该杂志“答疑表彰”（Credit for Solution）栏的表扬。有些刁钻的数学题，叶企孙也解不出，“自愧能力之绵弱也”。
在1916年的日记中，除读书笔记外，他曾拟订“乡土社会调查”，参观并记录了上海各工厂和天文台的状况，观察并绘画植物花草。
1915、1916两年日记，呈现了十七八岁的叶企孙对书本和自然的好奇心、求知欲，敢质疑和敢创新的精神，也体现出他的爱国、爱家、爱人的高贵品质。他读过1914年《甲寅杂志》多篇文章后，深感“发人爱国心不少”。他得悉有些人出国留学不用功，怕困难，甚至浪费“祖国钱财”，发出“不亦悲乎”的感叹。他不满军阀乱世，以势压人的社会现状。他在经济上帮助许多同学，为一些同学的不幸而感慨。更可贵者，青少年的叶企孙常有“自省”精神，他为小时候与同学“因小故而割席”一事，“致今思之，犹有隐痛”；他告诫自己，对后进同学，决不能有“厌弃”之感，“教人即是自学”；他反省自己，在科学社的一次集体活动中，“予处事失方，以后自当谨慎。十五人之小会办不好，何以事大”？对于自己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他鼓励自己“向前直进，毋灰心，毋间断”。他多次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游、戒饮酒”。当然，他也批评某些教授、校长讲演做事华而不实，“语气轻滑”的现象，“此堂堂校长而自处如此，我国之教育扫地尽矣”。这点点滴滴之事，表现了一个科学伟人在青少年时期的自我修养、品德和人格训练的过程。
1949～1951年日记是以另一种文体记录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叶企孙解放初期饱满的政治热情，以致他将每日的报刊政治时事内容不厌其烦地摘抄于日记之中。此期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叶企孙多次检查不过关，迫使一个正直人感到环境变异，他才不再记日记了。转而默默地阅读书刊，从而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尤其搜罗了沈括生平行状的文献。这三年的零散日记中还留下了广泛的史料，诸如：1949～1951年清华、北大入学考生统计表，北京各理工大学招生统计表，每月物价波动表，银行发行钞票面额值，银行折实储蓄牌价，物价指数，美元汇率，铁路票价等等，为那个岁月的教育史、经济史留下了珍贵史料。
（《叶企孙文存》，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