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位医生朋友喝茶，聊起她半小时前刚刚结束对一位垂危老人的抢救：当时老人气息渐渐微弱下来，众多医生护士轮番上阵施行心肺复苏，过程中听得一声响，老人的一条肋骨在其中一位医生的掌下断了，随后断骨接二连三，直到胸部按下去已经软软地不再回复正常，病人才被断定抢救无效。
　　整个过程的描述让人不寒而栗，当下决定，人生最后的时刻绝不呆在医院里受这种罪。不曾想朋友点头赞同—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已经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似乎有钱购买昂贵的医疗资源，就可以抵御死亡，然而作为医生，她看到太多这样的病人：生命明明已经油尽灯枯，过度治疗仅是让他们“看上去活着”，虽可安慰亲人，对临终者却是极大的折磨。
　　由此想到今年上半年的两条小新闻：一是杭州一小区内欲建临终关怀中心，遭居民反对最终取消；二是上海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工程遇市民“抵制”。
　　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始于1967年的英国，由护士西塞莉·桑德斯所创。其对待死亡最核心的态度是“不拒不纳”：既不使用呼吸机、起搏器等粗暴阻挠生命不可逆转的离去；也不像“安乐死”那样人为加速死亡的到来；而是通过对临终病人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关怀，使他们最大限度减少痛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从社会医疗体系的角度来说，临终关怀也是一个节约资源的有效方法，它由家庭成员、朋友和志愿者在家庭里向病人提供照料，不需要费用高昂的医疗技术。1982年，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在医疗保险计划中加入临终关怀内容，据1995年的研究显示，用于临终关怀的每1美元医疗保险支出可以节省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
　　然而在中国，对大多数现代家庭来说，谈论死亡却是极其困难的。我问过一些40岁以上的朋友，他们在家里从不提及与父母死亡有关的问题，有的人在亲人已经得了不治之症且活不到半年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向病人隐瞒病情。

在很多设备优良的大医院，许多本应是患者与家人之间最具人性的离别时刻，正演变成一场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而“临终关怀”这个词，等于赤裸裸地把“死亡”這个可怕的真相暴露在家属和病人面前，没有了粉饰太平的面纱，让彼此在人生最大的恐惧下面面相觑。
　　真相如此令人厌恶，便不难理解，得到临终诊断时，即便最亲的人，首先想的往往也并不是病人真正的身心利益。人们为了回避面对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以及显示“孝心”，选择很多几乎是无效的治疗，对于创收压力下的医院来说，这当然多多益善了。
　　我想这个时候，已经没人记得那个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的老祖宗庄子了。据说，北京有间松堂临终关怀医院，27年里被迫迁7次。与此同时，在很多设备优良的大医院，许多本应是患者与家人之间最具人性的离别时刻，正演变成一场场毫无意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