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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这是一部刚刚捧得2010年“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的作品。
梁鸿以家乡河南梁庄为调查对象，采访百余人，通过一个个乡村人物的具体命運，将这30年间农村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所经历的变迁和所面临的现实危机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是一位中文系学者所做的乡村调查。
在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偏远而贫穷的家乡梁庄，用近5个月的时间到村里的每家每户去走访。
她用村民们自己的口吻来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没有过多的文采修饰。她所做的只是“发现”与“展示”的工作。
一个人的村庄
春梅在家服毒自杀了。她结婚不到一个月，丈夫根儿就出去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后来连春节也不回来了。春梅渐渐精神有点恍惚，婆婆骂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听说隔壁村有人打工回来得了性病，春梅愈发失魂落魄，有一天，她喝了敌敌畏。
82岁的刘老太被杀害并被强奸了。最后查出凶手是还在读高中的王家少年。他年幼时父母去新疆打工，奶奶去世，哥哥混了几年“黑道”。案发那天他自习回来看了会儿黄色录像，就拿着砖摸到刘老太家，把她杀了。
这是发生在梁鸿故乡的故事。梁鸿为这个村子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梁庄。
虽然“梁庄”这个名字是虚构的，然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是真实的。
梁鸿曾经在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普通村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读书。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博士毕业后，梁鸿留校教书。在这本以非虚构手法写就的书里，各种故事轮番在这个仅有600多人的村子里上演。
在学校的日子，梁鸿每天的工作就是做那些所谓的学术课题，写那些自己都不想看的文章，在课堂上说一些高谈阔论的道理，可是她发现，“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然而她一直不敢动笔，她发现，故乡的村庄，离自己是那么近，又仿佛很远。
直到2008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的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回到梁庄之后，梁鸿第二天就住到了哥哥家。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在父亲的陪同下，她“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记录下来。
慢慢地，她开始有了方向，并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但她发现，这个自己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村庄越来越陌生。
第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
2010年年底，《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疼痛与困惑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
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五个月的调查让梁鸿发现，从生到死，从儿童到老年，从自然环境到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似乎每个环节都让她感到困惑。
村里的小学已关闭了近十年，原来升旗的操场变成一片菜地。曾有村民承包这里养猪，白天在院里放，晚上赶到教室里，围墙上的标语一度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人”。原因是学校生源日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教师大都清退，公办教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没了之后，孩子们只好出去打工。但实际上，没有了学校并不是孩子们出去打工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学费太贵，很多人上不起学。
在很多村人看来，与其让孩子上学，还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挣钱。
打工于是成了梁庄少年的唯一出路。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村子里剩下的，就是老弱病残。
令人唏嘘的是，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为了逃避火化和罚款，村子里死了人，都不敢哭，不敢穿孝衣，不敢设灵堂。村人们想方设法逃避火葬。
梁鸿还清楚地记得，她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
梁鸿说，村子里甚至还出现过挖坟扒尸的怪事。
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
乡村中国
在梁鸿的记忆里，早年的乡村结构，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圆心，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逐步扩大。宅基地的划分，也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比如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然而，她发现，如今这种乡村的内部结构被打破了。
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乡村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
此外，梁鸿还尤其关注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她发现，基层民主在这里异常的艰难。
村里的老支书向她说了苦衷：“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与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有些村别说选举了，干脆就是没有人当(干部)，当个村支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她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种现状，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这名官员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这名官员甚至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梁鸿的调查发现，村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有人告诉她：“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主任时，他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让她很无奈、彷徨甚至困惑。在书的序言里，她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然而，她自己却无力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她能做的是，尽可能真实地再现这个变迁中的村庄。
梁鸿说，在写作时，她要求自己尽可能客观，不希望自己是愤世嫉俗的，或是为了反对什么而写。
事实上，梁鸿内心矛盾重重，“很多乡村正朝着城市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
她说：“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份文学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
编辑：朱中原
资料来源：《京华时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部刚刚捧得2010年“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的作品。
梁鸿以家乡河南梁庄为调查对象，采访百余人，通过一个个乡村人物的具体命運，将这30年间农村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所经历的变迁和所面临的现实危机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是一位中文系学者所做的乡村调查。
在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偏远而贫穷的家乡梁庄，用近5个月的时间到村里的每家每户去走访。
她用村民们自己的口吻来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没有过多的文采修饰。她所做的只是“发现”与“展示”的工作。
一个人的村庄
春梅在家服毒自杀了。她结婚不到一个月，丈夫根儿就出去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后来连春节也不回来了。春梅渐渐精神有点恍惚，婆婆骂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听说隔壁村有人打工回来得了性病，春梅愈发失魂落魄，有一天，她喝了敌敌畏。
82岁的刘老太被杀害并被强奸了。最后查出凶手是还在读高中的王家少年。他年幼时父母去新疆打工，奶奶去世，哥哥混了几年“黑道”。案发那天他自习回来看了会儿黄色录像，就拿着砖摸到刘老太家，把她杀了。
这是发生在梁鸿故乡的故事。梁鸿为这个村子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梁庄。
虽然“梁庄”这个名字是虚构的，然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是真实的。
梁鸿曾经在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普通村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读书。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博士毕业后，梁鸿留校教书。在这本以非虚构手法写就的书里，各种故事轮番在这个仅有600多人的村子里上演。
在学校的日子，梁鸿每天的工作就是做那些所谓的学术课题，写那些自己都不想看的文章，在课堂上说一些高谈阔论的道理，可是她发现，“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然而她一直不敢动笔，她发现，故乡的村庄，离自己是那么近，又仿佛很远。
直到2008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的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回到梁庄之后，梁鸿第二天就住到了哥哥家。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在父亲的陪同下，她“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记录下来。
慢慢地，她开始有了方向，并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但她发现，这个自己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村庄越来越陌生。
第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
2010年年底，《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疼痛与困惑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
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五个月的调查让梁鸿发现，从生到死，从儿童到老年，从自然环境到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似乎每个环节都让她感到困惑。
村里的小学已关闭了近十年，原来升旗的操场变成一片菜地。曾有村民承包这里养猪，白天在院里放，晚上赶到教室里，围墙上的标语一度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人”。原因是学校生源日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教师大都清退，公办教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没了之后，孩子们只好出去打工。但实际上，没有了学校并不是孩子们出去打工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学费太贵，很多人上不起学。
在很多村人看来，与其让孩子上学，还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挣钱。
打工于是成了梁庄少年的唯一出路。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村子里剩下的，就是老弱病残。
令人唏嘘的是，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为了逃避火化和罚款，村子里死了人，都不敢哭，不敢穿孝衣，不敢设灵堂。村人们想方设法逃避火葬。
梁鸿还清楚地记得，她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
梁鸿说，村子里甚至还出现过挖坟扒尸的怪事。
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
乡村中国
在梁鸿的记忆里，早年的乡村结构，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圆心，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逐步扩大。宅基地的划分，也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比如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然而，她发现，如今这种乡村的内部结构被打破了。
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乡村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
此外，梁鸿还尤其关注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她发现，基层民主在这里异常的艰难。
村里的老支书向她说了苦衷：“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与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有些村别说选举了，干脆就是没有人当(干部)，当个村支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她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种现状，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这名官员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这名官员甚至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梁鸿的调查发现，村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有人告诉她：“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主任时，他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让她很无奈、彷徨甚至困惑。在书的序言里，她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然而，她自己却无力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她能做的是，尽可能真实地再现这个变迁中的村庄。
梁鸿说，在写作时，她要求自己尽可能客观，不希望自己是愤世嫉俗的，或是为了反对什么而写。
事实上，梁鸿内心矛盾重重，“很多乡村正朝着城市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
她说：“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份文学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
编辑：朱中原
资料来源：《京华时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