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日益把健康和幸福寄托在科技进步和灵丹妙药身上，但在这场流疫与文明的赛跑中，为什么我们总是更加骑虎难下?
　　这次甲型H1N1流感的蔓延，据说给世界卫生组织出了个难题，按照之前世卫对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的分级标准，同一类流感病毒的人际间传播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地理区，即需定性为全球性疫情正在蔓延的最高级第六级。自日本出现非输入性病例并迅速在校园传播，世卫组织已经可以提升警告级别了。但日本、英国等国家认为，警告制度不但要反映病毒扩散的地理范围，也应反映病毒的毒性和致死率等。在经历世界卫生大会激烈的争论后，世卫暂时维持了5级的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
　　这是老规矩遇到的新问题。全球化的今天，人们日益频繁地利用先进交通工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携带病菌的旅行者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时间比传染病的潜伏期短得多，所以，疫情跨越国界和地理大区变得无比容易，而传统的流行病学标准、隔离方式等显然无法跟上这种高流动性的现实。
　　现代性的主要特质之一就是流动性。在一个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四维世界里，前现代社会，空间的演变速度非常缓慢，时间是最活跃的变量，后现代社会则正相反，人们身处的空间环境置换日新月异，由此空间到彼空间的跳跃也倚马可待，时间却仍在以千年不易的速度不紧不慢地流淌，直让人有今日可当千年之叹。然而，无论科技文明如何进步，人们在流疫面前的脆弱似乎总是如一根赢弱的苇草。没错，一场黑死病夺取1／3欧洲人口、一场“亚洲大流感”病死上百万人的往事已难出现，人类不断用知识和技术压缩着传染病的死亡率，但更多新的变异病毒粉墨登场，从猴子、果子狸、鸡禽、牛和猪身上传染给毫无防备能力的人。
　　危险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降临。全球化让我们消费着日本的猪肉、智利的三文鱼、美国的奶酪，漫长但快捷的供应链上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滋生传染病的污染，工业化制造的废水、放射性物质、转基因、生长激素，都可能让生物体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异，而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温升高、降雨量增多，也给病原体提供了更适宜的繁殖条件。为了生活得更好，我们做了太多不知道后果的事，以至于我们搞不清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面对如此复杂的麻烦，现代人的解决之道简单无比：吃药。一个比较陈旧的数据是：我国每年销售解热去痛片和安定片200亿片，对应着平均每人每年服用镇痛药12.5片，一些地区更是高达51片，平均服药年限9.7年，相当于每人累计服用“非那西汀”7.3公斤，对其产生药物依赖者占总人口的10.6％。每年死于对药品过度过久服用的中国人超过20万，因为过度使用抗生素而导致无药有效的逝者不计其数。
　　一方面文明以扑灭每一路瘟疫为己任，另一方面，它又为每一起潜在的新型瘟疫铺就了温床。到目前为止，在这种竞赛中，文明还是被甩在了后面，而且似乎越落越远。另一个致命的文明难题是，自研制药品在知识产权保护之下变成了一种垄断暴利之后，大药厂们就开始进行挑选性攻关。肥胖、糖尿病、性功能等慢性病、“富贵病”成为研发资源倾斜的主要目标，而多发生在贫困地区的传染病则被选择性遗忘。都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谁愿意耗费巨资为那些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的穷人开发药物呢?这次甲型H1N1流感，据说全世界至少需要49亿剂疫苗，但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亲自与30家全球制药巨头代表会面，呼吁制药企业尽快拿出疫苗，并通过捐出疫苗产量的lO％以上或者相应降低药价给予穷国援助，但与会企业中做出实际承诺的并不多。只有葛兰素一史克公司承诺在暴发全球疫情的情况下捐出10％、即5000万剂疫苗，还同意向世卫组织在为穷国购买疫苗时提供折扣。另有数家大药厂承诺以低廉价格向世卫提供产量10％以上疫苗，但这些药企的疫苗产量相对有限。其余的“大人物”态度消极。
　　人们日益把健康和幸福寄托在科技进步和灵丹妙药身上，人的自主性是否会因此而失去的更多、更迅速?商业社会每天都有很多创新、愿景出笼，科技革命总是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满足，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因此更加骑虎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