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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国策”派是滥觞于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文化派别,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由于曾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判,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术评价少。本文从批判的角度,论述其民族主义思想,希望能对其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战国策”派 民族主义呐喊 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中图分类号:J401 文献标识码:A
“战国策”派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流派,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未能获得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战国策”派相关背景简介
“战国策”派诞生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大背景下。日本帝国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同时,如何才能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中华儿女抵抗下去的士气,成为当时知识界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当时隅居西南的一批知识分子也踊跃地加入这探索、思考行列之中。他们认为当时列强争霸、弱肉强食的世界局势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是残酷无情、生死相搏的民族战争,民族成员唯有以超常意志武装自己的灵魂,以国家生存、民族发达为人生第一目标方可团结一切力量抵御外侮得以自存。同时,他们看到,中国封建文化的千年积弊已经压抑了民众的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文化重建为国民培植强烈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此,他们创办了半月刊杂志《战国策》 (1940.4—1941.7,共17期),后来又在《大公报》副刊上开辟《战国》周刊(1941.12.3—1942.7.1,共31期),他们办刊的目的显而易见,为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兴亡,以积极入世的精神,以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自诩,借古代典籍《战国策》的书名表达他们的心愿。“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等。
林同济(1906年—1980年),福建福州市人。1926年官费赴美留学,获学士学位后,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专攻政治学,并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任教。1940年,开始创办《战国策》,后又开创《大公报·战国副刊》。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病逝。
雷海宗(1902年—1962年),河北永清县人。1922年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主攻历史学专业,副科学习哲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因病去世。雷海宗主要是用历史形态学的观点分析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系统,指出中国文化系统独具两个周期,并希冀第三周文化的建立,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历史文化观念成为“战国策”派核心文化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
陈铨(1905年—1969年),四川富顺县人。著名作家、翻译家。1928年赴美深造,就读于奥柏林大学,获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1933年转入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停止教学,从事图书资料和德语翻译工作。1969年2月在南京逝世。
二“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呐喊
“战国策”派酝酿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活跃于抗日战争艰难时期,消失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可见战争环境决定了它的生存和命运。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是民族主义最盛行之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共两党合作在政治上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学界也迅速组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有力地领导了全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工作。在此之前,左翼文学阵营也曾提出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展开论争。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文学界进一步开展了“大众化讨论”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作家们纷纷组建各种战地团体开往前线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的抗战文艺运动,掀起亿万民众的民族主义文化浪潮,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洪流的一次总爆发。
基于对世界形势和中华民族在全球的地位的认识,“战国策”派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在其办刊宗旨中声言:
“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
“非红非白,非左非右”表明了“战国策”派的文化自由主义宗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则表达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诉求。按照林同济在《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的解释为:
“民族主义即英文Nationalism,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主张。按前者看法,民族主义是:一群人们受到了地理历史及其它种种的环境作用,感觉他们彼此间虽然分别言之,利害难免参差,但从大处着想,却有一种生命上心灵上不可分离的共同根据,于是产生一种渴求,愿望,在政治上要组成一个完整的单位,内在要统一,外在要独立。”
林同济进一步指出:
“本来中国的问题,内面的角度看,也许所异;但由整个国家在世界大政治中的情势看去,则远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的问题。说到底,一切是手段,民族生存才是目标。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下,一切都可谈,都可做。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外做工夫,无往而不凶。这是百余年来大战国局面排下的铁算。”
林同济强调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重要地位,认为民族主义是“任何文化体系发展到列国时代所多少必有的东西”。他认为西洋文化之所以显得有生气,“乃在它把民族主义,事实上,理论上,都发挥得特别坚强而显著”。
陈铨也大谈其“民族主义”。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来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侵略,“重重压迫,整个民族都失掉了自由。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求解放,而不是互相争斗,使全国四分五裂,給敌人长期侵略的机会”,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她“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都要听它支配。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
显而易见,“战国策”派文人都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建立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之上的,主观动机是善良的,是当时中国众多探求如何挽救中华民族存亡的学术思想派别的一支。
三“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撇开意识形态的政治偏见,客观地追索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不外乎以下两点:
1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理论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民族主义作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林同济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做出高度评价,他说: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说,便是根据中国已萌芽的民族意识之‘现象’而加强提倡出来的一种‘主张’,同时他这种主张在过去三四十年中也就发生了莫大的影响,增强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三民主义之中到目前为止,成绩最显著的,要算民族主义了。”
当然相对于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取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民族主义确实是近代中国最具有吸引力和决定性的思潮。陈铨曾明确表示过:
“德国的狂飙运动,孙中山先生一贯的民族主义,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指南针。”
2近代欧洲民族运动的借鉴
陈铨在论述其文学运动意图时,从欧洲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借鉴思想理论资源,特别是从德国文化吸收它们的创新和革命精神,从德国文化中吸收营养,尤其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德国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两大范式。因此,从渊源上讲,“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应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
德国文化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纯粹文化上的理念,致力于创造出一种以历史为基础的、有德意志民族个性的文化。可以说陈铨把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这种精神全部吸收过来了,他以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为参照,因为“德国狂飙运动,不仅是一个文学运动,同时也是德国思想解放的运动,和发展民族意识的运动”。他从德国文学中得到启发,考察德国人的民族精神源泉,认为德国的“狂飙突进”是德国民族精神的起源,因为自从“狂飙突进”以后,德国人就从理性中摆脱出来,拥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所以他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创造一种以历史为基础的、有中华民族个性的文化、文学,以加强民族凝聚力,唤醒民族意识。虽然陈铨有点不顾中国现实,也犯了对外来文化亦步亦趋模仿的弊病。但“战国策”派所属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以其开放的胸怀和远见卓识的见解凸现其价值。
四对“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思想的评定
抗战时期,亡国亡种的威胁为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民族主义,极易踏入非理性的泥潭。“战国策”派学人强调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以中华民族能否在现实世界生存为宗旨的,并没有民族主义常常难以避免的排外情绪,也没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故步自封,而是以开放胸襟融合先进文化以图进步的现实主义态度。“战国策”派鲜明的学术特点、激进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忧患文化关怀而注定成为当时的焦点。所有对它的批判或褒扬,都是按照自身的文化感悟、政治立场和当时时代的现实条件进行的,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由于“战国策”派倡导的“抗战第一”、“民族第一”等口号,主张全国力量统一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战要求,在形式上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相似,一些批评家遂将其纳入了国民党的文化体系,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战国策”派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然而在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情结的当时,在抗战时期关乎民族生存与救亡的关键时刻,“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文化理论解释中国与世界,争取民族生存。
从“战国策”派主要成员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等来看,他们都是学院派教授;从投稿人的身份看,如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另外,从他们的发刊词上声明的“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也标识出他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宗旨,实践也证明,他们确实始终不离此旨,从他们的刊物,《战国策》和《战国》的开放性即可说明这一点。这些刊物是一块开放的学术园地,没有排他性,而且,只要是与抗战有关又能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理论作品,他们都刊登发行。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言论也并不都与他们观点一致,如沈从文、贺麟与陈铨关于英雄崇拜的认识上存有较大差异;再如,由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上曾不止一次刊登批评他的文章,刊于《民族文学》第一卷5期上的《评〈蓝蝴蝶〉》一文就是对陈铨有褒有贬的学术批评文章。这种开放的、宽容的姿态是难能可贵的。用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来衡量,他们的宗旨是爱国的,这点应该肯定。
所以,从本质上讲“战国策”派当属于一个由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型的学术集合体。而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的过程,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在各个方面均显示出明显的政治价值取向,也形成了政治与学术的俯仰关系, “战国策”派学人自然也摆脱不了政治与学术的纠缠。但实事求是地将“战国策”派的思想主张放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现代化挑战的环境下,放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的话,过去曾是不容置疑的判断,显然值得商榷。
不管对“战国策”派的文化观点、政治理性如何看待,我们力求避免那种把纯粹的、松散的学术集合体视为具有严密组织、宗旨明确的政治派别的传统理念,尽力摒除在政治社会中久被熏陶并转化为潜意识的派别观念,把对“战国策”派思想的研究回归学术研究。“战国策”派学人也是崇尚学术独立的,如贺麟所言:
“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
当然,“战国策”派学人在为民族主义呐喊时,也带有一些杂音,值得商榷的主要表现在“战国策”派有无全然反对民主政治这一点上。李泽厚先生曾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着救亡和启蒙这两大任务:一方面,要反封建主义,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他认为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救亡现实压倒启蒙的时期,民族解放被置于个性解放之上,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时代局限。其实救亡与启蒙两者本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关系。“战国策”派试图用尼采的“超人”哲学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用强悍的生命意志和主人道德来取代软弱无力的奴隶道德,这本来就是一种启蒙,可以说,启蒙还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改造的对象,是一个个的具体个人,使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把自己培养为自主自决的主体,成为强悍的个体生命意志,这样的个体联合团结起来,自然就力量巨大,这样直接促使了民族强大,使民族能傲立于世界之林,民族竞争中能置于不败之地,救国救亡的目的就水到渠成般地实现了。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启蒙论,和强调总体目标及集权领导的法西斯主义不同。
而且,我们看到,他们把救亡和启蒙结合一致,救亡是个人启蒙的(暂时)目标,而启蒙自身是自身的永久目标和终极意义。因此,“战国策”派学人一方面提出以“力”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另一方面又非常强调集体生命意识。他们认为为民族生存计,在特殊的抗战时代,个人理当牺牲一部分自由,以最大限度地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行动,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可见,他們并未将个性解放(启蒙)和民族解放(救亡)简单的冲突化,而是看到了二者的一致之处。客观地说,以民族主义为理由来消解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在实际操作中不仅不能达到动员各阶层力量以全力抵御外侮的目的,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它极易被专制主义所利用。可能是看到这种主张的危险性,当时的进步文化界予“战国策”派以口诛笔伐,甚至连其合理的主张和有价值的思想也视而不见了。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立足于当时历史的现实,客观地看待“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思想,理性地分析其民族主义思想,才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林同济:《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在创出版社,1944年。
[2]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大东书局,1946年。
[3] 温儒敏、丁晓萍主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7月。
[4]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1943年第1期。
[5] 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出版社,2000年。
[6] 钱学梅:《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世界民族》,2001年第2期。
[7] 陈铨:《狂飙时代的歌德》,《战国副刊》(第31期)。
[8] 《学术与政治》(1946年),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作者简介:尹小玲,女,1972—,湖南绥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研究,工作单位: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关键词:“战国策”派 民族主义呐喊 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中图分类号:J401 文献标识码:A
“战国策”派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流派,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未能获得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战国策”派相关背景简介
“战国策”派诞生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大背景下。日本帝国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同时,如何才能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中华儿女抵抗下去的士气,成为当时知识界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当时隅居西南的一批知识分子也踊跃地加入这探索、思考行列之中。他们认为当时列强争霸、弱肉强食的世界局势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是残酷无情、生死相搏的民族战争,民族成员唯有以超常意志武装自己的灵魂,以国家生存、民族发达为人生第一目标方可团结一切力量抵御外侮得以自存。同时,他们看到,中国封建文化的千年积弊已经压抑了民众的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文化重建为国民培植强烈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此,他们创办了半月刊杂志《战国策》 (1940.4—1941.7,共17期),后来又在《大公报》副刊上开辟《战国》周刊(1941.12.3—1942.7.1,共31期),他们办刊的目的显而易见,为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兴亡,以积极入世的精神,以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自诩,借古代典籍《战国策》的书名表达他们的心愿。“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等。
林同济(1906年—1980年),福建福州市人。1926年官费赴美留学,获学士学位后,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专攻政治学,并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任教。1940年,开始创办《战国策》,后又开创《大公报·战国副刊》。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病逝。
雷海宗(1902年—1962年),河北永清县人。1922年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主攻历史学专业,副科学习哲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因病去世。雷海宗主要是用历史形态学的观点分析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系统,指出中国文化系统独具两个周期,并希冀第三周文化的建立,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历史文化观念成为“战国策”派核心文化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
陈铨(1905年—1969年),四川富顺县人。著名作家、翻译家。1928年赴美深造,就读于奥柏林大学,获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1933年转入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停止教学,从事图书资料和德语翻译工作。1969年2月在南京逝世。
二“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呐喊
“战国策”派酝酿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活跃于抗日战争艰难时期,消失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可见战争环境决定了它的生存和命运。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是民族主义最盛行之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共两党合作在政治上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学界也迅速组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有力地领导了全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工作。在此之前,左翼文学阵营也曾提出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展开论争。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文学界进一步开展了“大众化讨论”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作家们纷纷组建各种战地团体开往前线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的抗战文艺运动,掀起亿万民众的民族主义文化浪潮,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洪流的一次总爆发。
基于对世界形势和中华民族在全球的地位的认识,“战国策”派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在其办刊宗旨中声言:
“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
“非红非白,非左非右”表明了“战国策”派的文化自由主义宗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则表达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诉求。按照林同济在《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的解释为:
“民族主义即英文Nationalism,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主张。按前者看法,民族主义是:一群人们受到了地理历史及其它种种的环境作用,感觉他们彼此间虽然分别言之,利害难免参差,但从大处着想,却有一种生命上心灵上不可分离的共同根据,于是产生一种渴求,愿望,在政治上要组成一个完整的单位,内在要统一,外在要独立。”
林同济进一步指出:
“本来中国的问题,内面的角度看,也许所异;但由整个国家在世界大政治中的情势看去,则远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的问题。说到底,一切是手段,民族生存才是目标。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下,一切都可谈,都可做。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外做工夫,无往而不凶。这是百余年来大战国局面排下的铁算。”
林同济强调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重要地位,认为民族主义是“任何文化体系发展到列国时代所多少必有的东西”。他认为西洋文化之所以显得有生气,“乃在它把民族主义,事实上,理论上,都发挥得特别坚强而显著”。
陈铨也大谈其“民族主义”。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来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侵略,“重重压迫,整个民族都失掉了自由。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求解放,而不是互相争斗,使全国四分五裂,給敌人长期侵略的机会”,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她“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都要听它支配。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
显而易见,“战国策”派文人都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建立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之上的,主观动机是善良的,是当时中国众多探求如何挽救中华民族存亡的学术思想派别的一支。
三“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撇开意识形态的政治偏见,客观地追索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不外乎以下两点:
1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理论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民族主义作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林同济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做出高度评价,他说: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说,便是根据中国已萌芽的民族意识之‘现象’而加强提倡出来的一种‘主张’,同时他这种主张在过去三四十年中也就发生了莫大的影响,增强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三民主义之中到目前为止,成绩最显著的,要算民族主义了。”
当然相对于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取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民族主义确实是近代中国最具有吸引力和决定性的思潮。陈铨曾明确表示过:
“德国的狂飙运动,孙中山先生一贯的民族主义,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指南针。”
2近代欧洲民族运动的借鉴
陈铨在论述其文学运动意图时,从欧洲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借鉴思想理论资源,特别是从德国文化吸收它们的创新和革命精神,从德国文化中吸收营养,尤其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德国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两大范式。因此,从渊源上讲,“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应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
德国文化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纯粹文化上的理念,致力于创造出一种以历史为基础的、有德意志民族个性的文化。可以说陈铨把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这种精神全部吸收过来了,他以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为参照,因为“德国狂飙运动,不仅是一个文学运动,同时也是德国思想解放的运动,和发展民族意识的运动”。他从德国文学中得到启发,考察德国人的民族精神源泉,认为德国的“狂飙突进”是德国民族精神的起源,因为自从“狂飙突进”以后,德国人就从理性中摆脱出来,拥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所以他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创造一种以历史为基础的、有中华民族个性的文化、文学,以加强民族凝聚力,唤醒民族意识。虽然陈铨有点不顾中国现实,也犯了对外来文化亦步亦趋模仿的弊病。但“战国策”派所属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以其开放的胸怀和远见卓识的见解凸现其价值。
四对“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思想的评定
抗战时期,亡国亡种的威胁为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民族主义,极易踏入非理性的泥潭。“战国策”派学人强调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以中华民族能否在现实世界生存为宗旨的,并没有民族主义常常难以避免的排外情绪,也没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故步自封,而是以开放胸襟融合先进文化以图进步的现实主义态度。“战国策”派鲜明的学术特点、激进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忧患文化关怀而注定成为当时的焦点。所有对它的批判或褒扬,都是按照自身的文化感悟、政治立场和当时时代的现实条件进行的,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由于“战国策”派倡导的“抗战第一”、“民族第一”等口号,主张全国力量统一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战要求,在形式上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相似,一些批评家遂将其纳入了国民党的文化体系,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战国策”派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然而在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情结的当时,在抗战时期关乎民族生存与救亡的关键时刻,“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文化理论解释中国与世界,争取民族生存。
从“战国策”派主要成员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等来看,他们都是学院派教授;从投稿人的身份看,如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另外,从他们的发刊词上声明的“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也标识出他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宗旨,实践也证明,他们确实始终不离此旨,从他们的刊物,《战国策》和《战国》的开放性即可说明这一点。这些刊物是一块开放的学术园地,没有排他性,而且,只要是与抗战有关又能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理论作品,他们都刊登发行。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言论也并不都与他们观点一致,如沈从文、贺麟与陈铨关于英雄崇拜的认识上存有较大差异;再如,由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上曾不止一次刊登批评他的文章,刊于《民族文学》第一卷5期上的《评〈蓝蝴蝶〉》一文就是对陈铨有褒有贬的学术批评文章。这种开放的、宽容的姿态是难能可贵的。用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来衡量,他们的宗旨是爱国的,这点应该肯定。
所以,从本质上讲“战国策”派当属于一个由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型的学术集合体。而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的过程,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在各个方面均显示出明显的政治价值取向,也形成了政治与学术的俯仰关系, “战国策”派学人自然也摆脱不了政治与学术的纠缠。但实事求是地将“战国策”派的思想主张放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现代化挑战的环境下,放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的话,过去曾是不容置疑的判断,显然值得商榷。
不管对“战国策”派的文化观点、政治理性如何看待,我们力求避免那种把纯粹的、松散的学术集合体视为具有严密组织、宗旨明确的政治派别的传统理念,尽力摒除在政治社会中久被熏陶并转化为潜意识的派别观念,把对“战国策”派思想的研究回归学术研究。“战国策”派学人也是崇尚学术独立的,如贺麟所言:
“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
当然,“战国策”派学人在为民族主义呐喊时,也带有一些杂音,值得商榷的主要表现在“战国策”派有无全然反对民主政治这一点上。李泽厚先生曾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着救亡和启蒙这两大任务:一方面,要反封建主义,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他认为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救亡现实压倒启蒙的时期,民族解放被置于个性解放之上,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时代局限。其实救亡与启蒙两者本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关系。“战国策”派试图用尼采的“超人”哲学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用强悍的生命意志和主人道德来取代软弱无力的奴隶道德,这本来就是一种启蒙,可以说,启蒙还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改造的对象,是一个个的具体个人,使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把自己培养为自主自决的主体,成为强悍的个体生命意志,这样的个体联合团结起来,自然就力量巨大,这样直接促使了民族强大,使民族能傲立于世界之林,民族竞争中能置于不败之地,救国救亡的目的就水到渠成般地实现了。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启蒙论,和强调总体目标及集权领导的法西斯主义不同。
而且,我们看到,他们把救亡和启蒙结合一致,救亡是个人启蒙的(暂时)目标,而启蒙自身是自身的永久目标和终极意义。因此,“战国策”派学人一方面提出以“力”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另一方面又非常强调集体生命意识。他们认为为民族生存计,在特殊的抗战时代,个人理当牺牲一部分自由,以最大限度地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行动,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可见,他們并未将个性解放(启蒙)和民族解放(救亡)简单的冲突化,而是看到了二者的一致之处。客观地说,以民族主义为理由来消解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在实际操作中不仅不能达到动员各阶层力量以全力抵御外侮的目的,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它极易被专制主义所利用。可能是看到这种主张的危险性,当时的进步文化界予“战国策”派以口诛笔伐,甚至连其合理的主张和有价值的思想也视而不见了。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立足于当时历史的现实,客观地看待“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思想,理性地分析其民族主义思想,才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林同济:《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在创出版社,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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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术与政治》(1946年),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作者简介:尹小玲,女,1972—,湖南绥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研究,工作单位: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