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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一切动物一样，行动都与行走密切相关，但至19世纪末，在西方人眼中，长途旅行和探险仍然都是男性公民的专属权力，直到1898年，一位65岁高龄，身患多种疾病的英国女人，探险于印度与朝鲜，并沿长江而上游历了几乎半个中国，才打破人们通常认为的“妇女不适宜长途旅行”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这年的初春，在万县（今重庆万州区）田地劳作的农夫惊诧地发现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迈“女洋人”坐在轿子中，匆忙行走在通往成都的山路上，英国女子、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伊莎贝拉·伯德即将开始她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造访。伊莎贝拉·伯德的四川之行，是沿长江而上由万县改乘竹轿，经陆路由灌县（今都江堰市）到达成都。在成都稍事休整后，伯德决定沿灌县深入岷江上游，去探寻那里传说中的“蛮子”部落。在她之前，对于那一片神秘区域的一切，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
1898年的汶川影像
1898年的灌县，城外便是美丽的峡谷，壮丽的二王庙淹没在薄雾中。一阵阵浓郁的栀子花香气从薄雾中飘出来，令人心旷神怡。伯德行走在向汶川进发的山路上，与四川其他地方一样，道路两边盛开着朵朵银莲花。
“到威州（即今汶川县境内）的旅程，非常新奇有趣。”伯德记述道。沿途所见的汶川地区的建筑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村庄差不多一个模样：一条石头铺就的狭长小街，干净清洁，石头建成的房屋，墙壁或多或少向内倾斜，所有的住房都是两层，上层是有雕饰的黑色木料，横梁支撑的悬垂阳台也有雕饰，阳台有向下延伸的屋檐，并有精雕细刻内容繁多的木质垂饰。这样的村子常建在急流旁边，果树、雪松环绕，白杨成丛，进村要通过独特的桥。街道的两头都有带装饰的门道，常有小塔楼和风铃。
在伯德的印象中，汶川县城（原汶川县治在绵虒镇，1952年汶川县城迁入威州镇）是个夹在高山之间的行政小镇，街道乏味却很干净。有一道独特的城门，一座精美的孔庙。当衙门的官吏伏案抄写她的护照的时候，她就坐在灰暗的街道上。几个当地人围挤着衙门的抄写员，他们念着伯德交上去的清政府正式的公文，这时有人带着惊愕的样子大声喊道：“她还有官衔（为旅行方便，伯德被清政府授予了官职）呢！”而当抄写员当场证明了伯德的特殊身份后，围观的人群便开始了激烈的争执：“这个女人穿着平民的棉布衣装，身上又没有佩戴珠宝，她到底是个什么官呢？”
伯德对汶川县城的描绘惜墨如金，但对遍布汶川崇山峻岭间的羌族碉楼却大为赞赏。1899年，她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该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轰动，被评论家誉为“十九世纪末，一本最耀眼，彻底证明中国价值的书”。伯德的记述或详实或理性客观，为我们今天研究晚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更为可贵的是，全书收录了伯德沿途拍摄的113张照片，其中不乏如四川汶川、理县等羌族地区珍贵的影像。一年以后，她在四川的旅行与考察的见闻，经美国女作家Eliza Ruhamah Scidmore采访后，首先发表于1900年第9期的美国《国家地理》之上，标题为《毕晓普女士长江之旅：西方人从未到达的地方》，这是国外人文地理学界的主流媒体第一次介绍四川，也是现代史上，国外首次刊发介绍四川羌族地区的文章，伯德也留下了现代西方有确切可考年代的第一批羌族影像。
龙溪乡的托马斯
虽然早在1899年，伯德的《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已经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高度关注，但直至1920年，西方对这一片区域仍知之甚少。与伯德人文探索和地理考察目的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在岷江上游蜂拥而入。我们今天从《1901年—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一书中仍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为在岷江上游“打开一片天地”，是如何无处不入，他们甚至在灌县专门开设了宣教的“培训班”，以免费发放雨伞、电筒，甚至枪支弹药为诱饵，吸引岷江上游的土司与头人前来听讲。据史料记载，土司与头人们对宣讲不感兴趣，对散发的宣教册子不以为意，只是关心“什么时候领到大帽和火枪”，这让传教士们大为头痛，但又无可奈何。这种对羌地陌生的情况直至上世纪40年代，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如现在公认的国外羌学考察与研究的著名考古学者、传教士，因首先发现三星堆文化遗址而名扬中外的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其与羌族的接触，也算是“歪打正着”，在其调查报告的前言中，他写道：“1941年夏，中国教育部和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派出了70多人的教授和大学生团体到边疆地区进行社会服务和调查。笔者也幸运地忝列其中，随同华西协和大学的教学秦学圣先生一道被派往岷江峡谷研究苗族。但这一带并没有苗族，于是，转而研究羌族。”
在西方传教士与羌族地区的接触史中，英国人托马斯·托兰斯无疑是最具传奇式色彩的人物，他1918年开始的汶川之行，在西方被标榜为“创举”的功德，他本人也由此被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不仅如此，擅长于用中文书写和说流利汉语的托马斯，还专门研究中国艺术和考古。在羌族地区，他四处收集陶器、瓷器和青铜器，为大英博物馆送去了大量有价值的中国艺术品。
托马斯·托兰斯在羌族地区留下了大量神奇的传说与逸闻，其中，有他如何身着潜水服在汶川龙溪乡阿尔沟源头的龙池潜水寻宝的故事；也有他为了潜水寻宝，如何埋上炸药，炸开龙池母湖的传闻。对于这些故事与传闻，龙溪沟许多上了年岁的老人，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至今还津津乐道。据1995年去世的羌族老人余国平在1989年前后回忆，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驻汶川的国民党一位军官的儿子手下支差，那人是个“大袍哥”，余国平当时是他手下的“小袍哥”。“大袍哥”日嫖夜赌，满脑袋坏水。一日，“大袍哥”找到余国平，对他说：“听说汶川有个‘洋人’出大价钱在收‘花熊’（当地羌人对大熊猫的别称），我们想办法敲他一笔。” 于是两人在茂县低价收购到几只活生生的小狗熊，“大袍哥”想办法搞来两套国民党军服，又办理了相应的证件。两人耀武扬威用麻袋装着狗熊仔远下广州，并找了当地一个技艺精湛的染坊师傅，把小狗熊皮毛相应部分染成白色，貌似大熊猫。然后，又带着这些“价值连城”的活体“花熊”回到汶川，并放出风声。不久后，托马斯“自投罗网”，正中圈套。“他先在口袋外摸了一下，里面的‘花熊’在动。他又叫我打开口袋，仔细观看。然后，他拿出不少大洋，欢欢喜喜买去了小‘花熊’。”事后，托马斯也发觉自己上当了，但对方有军方背景，造假的人又是雄霸一方的袍哥，这个“哑巴亏”让他吃得来哭笑不得，牙齿打碎了，也只有往自己的肚子里吞了。
事实上，在西方，托马斯真正引起轰动的并非这些奇特的经历，而是1940年他将研究羌族的“心得”写出并出版的一部“奇书”，书名非常独特——《中国最早的传教士》。在书中，托马斯认定华夏之羌族为古犹太人的后裔。托马斯这一通奇谈怪论，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一派批判之声，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好友与考古学同事美国人葛维汉就在一篇论文中对他的观点加以了毫不留情的驳斥。葛维汉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有力，主要是：其一，羌族并非是托马斯一直坚称的一神论者，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其二，羌族并未禁食猪肉；其三，汉族是非常注重历史记录的民族，以色列东迁之说毫无史实可查，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也没有一条能证明羌是犹太人的后裔。在文章结尾时，葛维汉意味深长而暗有所指地说道：“当调查者被蒙蔽的时候不可能总有收获，他需要非常仔细地、反复证实他所得到的信息。”
上世纪80年代，已73岁高龄的托马斯·托兰斯的大儿子托马斯·杜伦斯（上世纪90年代已逝）曾两度重访成都及汶川，他以后又写下了洋洋数十万字的日记。在日记中他满怀深情记叙了抵达成都的情景：“1986年10月4日星期六我坐着由香港开的直航班机，抵达成都。重访这块出生地使我感慨万千。我在这里成长、入学，直至十四岁才离开。”而随后对汶川故地的回访，更让他感受到羌族人民的友善与热情：“我在路旁遇上一个跟我年纪相若的男子。他告诉我，他还记得我父亲教我游泳的情形——用一根绳绑着我的身子，以免河水把我冲走。一下子，记忆被拉回童年时代。‘杜弟弟（以前他们这样叫我）回来了！’我回到儿时生长地的消息很快就传开来了，村民纷纷出来和我打招呼。”
如果说老托马斯关于羌族族源的文化传播学观点，还只是学术上的认识，那么对于托马斯·杜伦斯而言，从1927年他们父子离开中国算起，59年后，他重返成都与汶川的行为，客观而言，还是背负着两代人对中国的眷恋情怀，在他激情澎湃的日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四川以及羌族人民的热爱和崇敬。
亲密接触北川禹迹
在上世纪初，西方人对于羌族地区的涉足，除了以上谈及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探险家与传教士外，人员身份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既有来成都的大学执教的外籍教员，如美国人那爱德，又有外交人员，如德国人弗瑞兹·魏司；既有著名的社会学者，如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又有著名的植物学家，如英国的威尔逊。其中，法国少校多隆的身份，尤为特别，作为带准军事性质的“多隆探险队”的头目，从云南一路深入到西南大小凉山地区时，每到一处陌生的村落，他总喜欢找个空地，当着当地头人的面，用自动手枪尽情地打出一串飞啸的子弹，以示“威武”；另一方面，他又是资深的汉学家，长于对中国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研究，其以这次考察为核心写出的三本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巨著，被西方誉为“为法国人在此方面的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08年3月23日，多隆和他的探险队员从成都向松潘出发，多隆探险队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那些四川西部崇山峻岭间“未开化”的“蛮族”。已经在成都休整了一个月，精力饱满的他们打算从成都以北山岳的地带折入岷江上游，这是一条西方人从未涉足的新行程，选择这条路的另一个动机是多隆想去探寻传说中公元前2222年至前2216年在位的禹的诞生地石泉县。在多隆的耳闻里面，大禹这个帝王所做的大事是革新华夏和发明了灌溉，这两项都让极具英雄主义情怀的多隆羡慕不已。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石泉县。在多隆眼中，石泉县除了景色优美，还有就是随处可见的用麻绳做的桥。虽然这种桥在当地十分普遍，但多隆还是忍不住将此地跟距石泉县最近的大城市成都作了一番比较：“那里的市中心和河边的小商业区却看不见这种桥。”荒凉的隘路从石泉县出发向北蜿蜒而行了约15公里，“这条路也被认为是禹的母亲为了躲避袭击了她丈夫的皇帝所找的隐居的地方，在这里禹皇帝出生了。起码，公元11 世纪的一个刻文证明了这件事。尽管光凭这个无法充分让人相信公元前2000年前的事”。其实多隆也一直在怀疑大禹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对于他而言，由于刻文本身就是饶有趣味的资料，所以他们决定给它做拓本。
在一片荒山上给10米以上高的石刻做拓本完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这里刚好有个搭建完成的脚手架，也许，石泉县的县令此前正好想着要做拓片，便沿着峭壁搭了一个竹架，多隆欣喜若狂地爬上了颤悠悠的架子：“现在，手里拿着像是会被风吹破的湿纸贴到宽大的墙面上，完全紧密地贴到墙面上，除去气泡，用槌子蘸上墨粉拍打，就是为了把够不着的刻着的文字印上，让它出现在白底上。如果进行得顺利的话，纸一点也不破。因此必须在表面完全变黑前把纸弄干、剥下来，这是件花四五个小时的简单的工作。我们从大老远的地方来找这些东西，这只有做两个拓本的工夫。就是说，最少花上两天的时间吧。”
在四川搜集碑铭资料的过程在多隆看来始终是件极有趣的事情，而这次与北川禹迹的亲密接触，在他看来，又是在四川整个搜集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故其著述中对这次考察的意义也大书特书，因为关于大禹的历史“没有同时代的史料也无遗物做基础”，虽然他认为“作为中国远古传说之一的禹和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一样没有多少可信度”，但这并不影响他将四川文化与古希腊进行对比，并认为，内陆的四川很早便与外部世界有了文化与艺术的沟通和交流。
据史料记载，在来华的基督教差会中，1894年，英国圣公会差会率先深入四川省西北部。同年，即在安县（今北川羌族自治县）设立了羌区第一个传教站。这是有史可考的，近代历史中，今四川羌区与西方接触的最早记录之一。其后，西方人以各种方式，大量进入羌族地区，虽然他们中不少人抱着“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偏见与其他企图，但正是他们的见闻与档案，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图资料，客观上也推动与促进了四川羌族地区与世界的接触与交流。在如今“地球村”的大背景下，我们重新来审视他们尘封已久的历程，在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稀的图文资料的同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客观与公正的评价也是理所应当的。
1898年的汶川影像
1898年的灌县，城外便是美丽的峡谷，壮丽的二王庙淹没在薄雾中。一阵阵浓郁的栀子花香气从薄雾中飘出来，令人心旷神怡。伯德行走在向汶川进发的山路上，与四川其他地方一样，道路两边盛开着朵朵银莲花。
“到威州（即今汶川县境内）的旅程，非常新奇有趣。”伯德记述道。沿途所见的汶川地区的建筑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村庄差不多一个模样：一条石头铺就的狭长小街，干净清洁，石头建成的房屋，墙壁或多或少向内倾斜，所有的住房都是两层，上层是有雕饰的黑色木料，横梁支撑的悬垂阳台也有雕饰，阳台有向下延伸的屋檐，并有精雕细刻内容繁多的木质垂饰。这样的村子常建在急流旁边，果树、雪松环绕，白杨成丛，进村要通过独特的桥。街道的两头都有带装饰的门道，常有小塔楼和风铃。
在伯德的印象中，汶川县城（原汶川县治在绵虒镇，1952年汶川县城迁入威州镇）是个夹在高山之间的行政小镇，街道乏味却很干净。有一道独特的城门，一座精美的孔庙。当衙门的官吏伏案抄写她的护照的时候，她就坐在灰暗的街道上。几个当地人围挤着衙门的抄写员，他们念着伯德交上去的清政府正式的公文，这时有人带着惊愕的样子大声喊道：“她还有官衔（为旅行方便，伯德被清政府授予了官职）呢！”而当抄写员当场证明了伯德的特殊身份后，围观的人群便开始了激烈的争执：“这个女人穿着平民的棉布衣装，身上又没有佩戴珠宝，她到底是个什么官呢？”
伯德对汶川县城的描绘惜墨如金，但对遍布汶川崇山峻岭间的羌族碉楼却大为赞赏。1899年，她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该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轰动，被评论家誉为“十九世纪末，一本最耀眼，彻底证明中国价值的书”。伯德的记述或详实或理性客观，为我们今天研究晚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更为可贵的是，全书收录了伯德沿途拍摄的113张照片，其中不乏如四川汶川、理县等羌族地区珍贵的影像。一年以后，她在四川的旅行与考察的见闻，经美国女作家Eliza Ruhamah Scidmore采访后，首先发表于1900年第9期的美国《国家地理》之上，标题为《毕晓普女士长江之旅：西方人从未到达的地方》，这是国外人文地理学界的主流媒体第一次介绍四川，也是现代史上，国外首次刊发介绍四川羌族地区的文章，伯德也留下了现代西方有确切可考年代的第一批羌族影像。
龙溪乡的托马斯
虽然早在1899年，伯德的《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已经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高度关注，但直至1920年，西方对这一片区域仍知之甚少。与伯德人文探索和地理考察目的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在岷江上游蜂拥而入。我们今天从《1901年—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一书中仍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为在岷江上游“打开一片天地”，是如何无处不入，他们甚至在灌县专门开设了宣教的“培训班”，以免费发放雨伞、电筒，甚至枪支弹药为诱饵，吸引岷江上游的土司与头人前来听讲。据史料记载，土司与头人们对宣讲不感兴趣，对散发的宣教册子不以为意，只是关心“什么时候领到大帽和火枪”，这让传教士们大为头痛，但又无可奈何。这种对羌地陌生的情况直至上世纪40年代，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如现在公认的国外羌学考察与研究的著名考古学者、传教士，因首先发现三星堆文化遗址而名扬中外的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其与羌族的接触，也算是“歪打正着”，在其调查报告的前言中，他写道：“1941年夏，中国教育部和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派出了70多人的教授和大学生团体到边疆地区进行社会服务和调查。笔者也幸运地忝列其中，随同华西协和大学的教学秦学圣先生一道被派往岷江峡谷研究苗族。但这一带并没有苗族，于是，转而研究羌族。”
在西方传教士与羌族地区的接触史中，英国人托马斯·托兰斯无疑是最具传奇式色彩的人物，他1918年开始的汶川之行，在西方被标榜为“创举”的功德，他本人也由此被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不仅如此，擅长于用中文书写和说流利汉语的托马斯，还专门研究中国艺术和考古。在羌族地区，他四处收集陶器、瓷器和青铜器，为大英博物馆送去了大量有价值的中国艺术品。
托马斯·托兰斯在羌族地区留下了大量神奇的传说与逸闻，其中，有他如何身着潜水服在汶川龙溪乡阿尔沟源头的龙池潜水寻宝的故事；也有他为了潜水寻宝，如何埋上炸药，炸开龙池母湖的传闻。对于这些故事与传闻，龙溪沟许多上了年岁的老人，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至今还津津乐道。据1995年去世的羌族老人余国平在1989年前后回忆，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驻汶川的国民党一位军官的儿子手下支差，那人是个“大袍哥”，余国平当时是他手下的“小袍哥”。“大袍哥”日嫖夜赌，满脑袋坏水。一日，“大袍哥”找到余国平，对他说：“听说汶川有个‘洋人’出大价钱在收‘花熊’（当地羌人对大熊猫的别称），我们想办法敲他一笔。” 于是两人在茂县低价收购到几只活生生的小狗熊，“大袍哥”想办法搞来两套国民党军服，又办理了相应的证件。两人耀武扬威用麻袋装着狗熊仔远下广州，并找了当地一个技艺精湛的染坊师傅，把小狗熊皮毛相应部分染成白色，貌似大熊猫。然后，又带着这些“价值连城”的活体“花熊”回到汶川，并放出风声。不久后，托马斯“自投罗网”，正中圈套。“他先在口袋外摸了一下，里面的‘花熊’在动。他又叫我打开口袋，仔细观看。然后，他拿出不少大洋，欢欢喜喜买去了小‘花熊’。”事后，托马斯也发觉自己上当了，但对方有军方背景，造假的人又是雄霸一方的袍哥，这个“哑巴亏”让他吃得来哭笑不得，牙齿打碎了，也只有往自己的肚子里吞了。
事实上，在西方，托马斯真正引起轰动的并非这些奇特的经历，而是1940年他将研究羌族的“心得”写出并出版的一部“奇书”，书名非常独特——《中国最早的传教士》。在书中，托马斯认定华夏之羌族为古犹太人的后裔。托马斯这一通奇谈怪论，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一派批判之声，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好友与考古学同事美国人葛维汉就在一篇论文中对他的观点加以了毫不留情的驳斥。葛维汉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有力，主要是：其一，羌族并非是托马斯一直坚称的一神论者，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其二，羌族并未禁食猪肉；其三，汉族是非常注重历史记录的民族，以色列东迁之说毫无史实可查，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也没有一条能证明羌是犹太人的后裔。在文章结尾时，葛维汉意味深长而暗有所指地说道：“当调查者被蒙蔽的时候不可能总有收获，他需要非常仔细地、反复证实他所得到的信息。”
上世纪80年代，已73岁高龄的托马斯·托兰斯的大儿子托马斯·杜伦斯（上世纪90年代已逝）曾两度重访成都及汶川，他以后又写下了洋洋数十万字的日记。在日记中他满怀深情记叙了抵达成都的情景：“1986年10月4日星期六我坐着由香港开的直航班机，抵达成都。重访这块出生地使我感慨万千。我在这里成长、入学，直至十四岁才离开。”而随后对汶川故地的回访，更让他感受到羌族人民的友善与热情：“我在路旁遇上一个跟我年纪相若的男子。他告诉我，他还记得我父亲教我游泳的情形——用一根绳绑着我的身子，以免河水把我冲走。一下子，记忆被拉回童年时代。‘杜弟弟（以前他们这样叫我）回来了！’我回到儿时生长地的消息很快就传开来了，村民纷纷出来和我打招呼。”
如果说老托马斯关于羌族族源的文化传播学观点，还只是学术上的认识，那么对于托马斯·杜伦斯而言，从1927年他们父子离开中国算起，59年后，他重返成都与汶川的行为，客观而言，还是背负着两代人对中国的眷恋情怀，在他激情澎湃的日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四川以及羌族人民的热爱和崇敬。
亲密接触北川禹迹
在上世纪初，西方人对于羌族地区的涉足，除了以上谈及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探险家与传教士外，人员身份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既有来成都的大学执教的外籍教员，如美国人那爱德，又有外交人员，如德国人弗瑞兹·魏司；既有著名的社会学者，如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又有著名的植物学家，如英国的威尔逊。其中，法国少校多隆的身份，尤为特别，作为带准军事性质的“多隆探险队”的头目，从云南一路深入到西南大小凉山地区时，每到一处陌生的村落，他总喜欢找个空地，当着当地头人的面，用自动手枪尽情地打出一串飞啸的子弹，以示“威武”；另一方面，他又是资深的汉学家，长于对中国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研究，其以这次考察为核心写出的三本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巨著，被西方誉为“为法国人在此方面的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08年3月23日，多隆和他的探险队员从成都向松潘出发，多隆探险队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那些四川西部崇山峻岭间“未开化”的“蛮族”。已经在成都休整了一个月，精力饱满的他们打算从成都以北山岳的地带折入岷江上游，这是一条西方人从未涉足的新行程，选择这条路的另一个动机是多隆想去探寻传说中公元前2222年至前2216年在位的禹的诞生地石泉县。在多隆的耳闻里面，大禹这个帝王所做的大事是革新华夏和发明了灌溉，这两项都让极具英雄主义情怀的多隆羡慕不已。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石泉县。在多隆眼中，石泉县除了景色优美，还有就是随处可见的用麻绳做的桥。虽然这种桥在当地十分普遍，但多隆还是忍不住将此地跟距石泉县最近的大城市成都作了一番比较：“那里的市中心和河边的小商业区却看不见这种桥。”荒凉的隘路从石泉县出发向北蜿蜒而行了约15公里，“这条路也被认为是禹的母亲为了躲避袭击了她丈夫的皇帝所找的隐居的地方，在这里禹皇帝出生了。起码，公元11 世纪的一个刻文证明了这件事。尽管光凭这个无法充分让人相信公元前2000年前的事”。其实多隆也一直在怀疑大禹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对于他而言，由于刻文本身就是饶有趣味的资料，所以他们决定给它做拓本。
在一片荒山上给10米以上高的石刻做拓本完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这里刚好有个搭建完成的脚手架，也许，石泉县的县令此前正好想着要做拓片，便沿着峭壁搭了一个竹架，多隆欣喜若狂地爬上了颤悠悠的架子：“现在，手里拿着像是会被风吹破的湿纸贴到宽大的墙面上，完全紧密地贴到墙面上，除去气泡，用槌子蘸上墨粉拍打，就是为了把够不着的刻着的文字印上，让它出现在白底上。如果进行得顺利的话，纸一点也不破。因此必须在表面完全变黑前把纸弄干、剥下来，这是件花四五个小时的简单的工作。我们从大老远的地方来找这些东西，这只有做两个拓本的工夫。就是说，最少花上两天的时间吧。”
在四川搜集碑铭资料的过程在多隆看来始终是件极有趣的事情，而这次与北川禹迹的亲密接触，在他看来，又是在四川整个搜集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故其著述中对这次考察的意义也大书特书，因为关于大禹的历史“没有同时代的史料也无遗物做基础”，虽然他认为“作为中国远古传说之一的禹和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一样没有多少可信度”，但这并不影响他将四川文化与古希腊进行对比，并认为，内陆的四川很早便与外部世界有了文化与艺术的沟通和交流。
据史料记载，在来华的基督教差会中，1894年，英国圣公会差会率先深入四川省西北部。同年，即在安县（今北川羌族自治县）设立了羌区第一个传教站。这是有史可考的，近代历史中，今四川羌区与西方接触的最早记录之一。其后，西方人以各种方式，大量进入羌族地区，虽然他们中不少人抱着“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偏见与其他企图，但正是他们的见闻与档案，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图资料，客观上也推动与促进了四川羌族地区与世界的接触与交流。在如今“地球村”的大背景下，我们重新来审视他们尘封已久的历程，在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稀的图文资料的同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客观与公正的评价也是理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