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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抽象、升华而形成的。儒学及其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与凝聚力的思想和文化基础之一，是世人所认同的一种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和谐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与被普遍接纳，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家和谐思想的精神内涵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伟大国家。
关键词：和谐思想；民族精神；凝聚力；祖国统一；原因探析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60—05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汉、蒙、藏、回、满、维吾尔、壮、布依、撒拉、朝鲜、哈萨克等56个民族。他们长期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美丽的土地上，同生活、共劳动。共同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诚然，在历史上也有民族分裂的时候，但是分裂之后很快又走向统一，总的趋势是统一。56个民族为什么能够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呢?这便是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
这种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体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和心灵之中，以致深深地感动着我们身边的人们。每当中华民族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是祖国受到侵害的时候，各民族儿女都会团结在一起为抗击灾害、国家统一而奋勇向前。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云南宁洱县“民族团结誓词”碑，是1950年刚参加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35-的云南各民族代表，在出席1950年底召开的讨论：“民族团结、发展生产、阻击残匪”三大任务为主要议题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经代表讨论并提出以少数民族风俗和方式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倡议，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而树立的。碑上用汉、傣两种文字书写着：“民族团结誓词：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个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碑文下面是当时云南边疆二十六种民族的首领、头人、代表、党政军领导48人的签名。落款是“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公元一九五一年元旦”。1991年元旦，中共思茅地委、思茅地区行政公署召开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40周年纪念大会。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并将每年元旦定为“民族团结活动日”。此碑于1986年3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将该碑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碑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大事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图册云南分册》。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国家民委公布为“全国民族团结進步教育基地”。总之，自1951年元旦。宁洱县红场树立的这块“民族团结誓词碑”，至今60年来，它见证了云南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进步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团结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的重要实证。由此可见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早已根深蒂固地烙印在我们56个民族心中，是任何外来势力所不可以替代的。纠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华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早巳成为56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一、儒家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思想要素
1、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
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讨论，长期以米一直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梁漱溟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探讨文化精神方向的著作。他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类型。每种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方向或称“根本精神”。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40年代，梁漱溟又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七章专设“中国民族精神所在”一节，分折中国民族精神的特点与走向。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精神是“和谐”，“和谐”就是中国人的“理性”。他论证说：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一直到了80年代，梁漱溟晚年仍然坚持他在早年形成的这个见解。
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引起了海内外学人的普遍关注。
张岱年认为：“能促进民族发展的那许多精神”是民族精神。“妨碍民族发展的那不叫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文化精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得到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因为它能够积极地促进一个民族的发展。所以又是立国之本，即一个国家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他还说：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每个民族都应该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形成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积极思想的汇合与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贯思想精华的总结与提升。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孔子提倡“泛爱众而亲仁”、“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反对“苛政”，宣称“苛政猛于虎”；他肯定人的意志自由，人格独立，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提倡大丈夫精神，宝张“富贵不能淫，贫残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藤文公下》)老子提倡的“自然无为”、处事有“道”、“莫与人争”、“不为人先”等思想。墨子提倡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节葬”、“薄丧”等思想，这些都对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发展，对塑造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起过积极作用。所以我们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2、“自强不息”与“厚德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根本所在
至于民族精神的内涵，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相对稳定而又简练的表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张岱年提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奋发有为、图强不止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待朋友、对待外界要有宽容、爱物的精神。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中华民 族的高尚精神。就是这股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地与自然界的困难斗争，与外国的侵略者斗争，不但征服了自然，而且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伟大的中华民族一直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古典表述，现在应当赋予它新的内容，给以新的解释。“自强不息”，如果说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抵抗帝國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话，今天则应当理解为发扬民族主体精神，以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精神使中华民族以独立、富强、团结、统一、民主、自由的姿态，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居于世界强国之林。要想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就要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增强民主、自由，发挥人的个体与群体积极性。这样，才能调动全民族的劳动热情，奋发向上的精神，实现“自强不息”的现代转化。“厚德载物”，如果说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宽容、和谐待人，对各种意见做到“和而不同”的话，今天应当主要理解为有宏阔的民族气度，兼容兼蓄中西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民族文化中消极成分、落后成分，从而实现“厚德载物”的现代转化。“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现代转化，使中华民族精神达到了与全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境界，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实现民族生活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团结统一、持久和平，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维系祖国统一的巨大力量
1、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
从历史发展上看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它是团结、统一、吸引各民族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物质力量。这股物质力量造成了中国多民族的团结、合作、统一，使中华民族以固有文化和文明做居于世界大国之林。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其共同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所谓共同的物质基础是指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生存要求和共同的经济利益。都要求维护民族的独立、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维护和平的社会环境，进行自由、自主的生活和劳动，不受外族人的歧视.都有民族自尊心、自爱心、自信心等等。在这些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各族人民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与和谐友爱的民族关系，凝结成亲密合作的民族大家庭。
当代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更具备了新的物质基础、利益基础，这就是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愿望。这就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实利益基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共同精神基础是共同文化。斯大林曾经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文化、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紊质的隐定的共同体。”这个定义告诉人们，形成民族共同体必须具备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其中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索质，则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具备了这两个基础，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我们研究民族凝聚力问题，也离不开这两个基础。
共同文化包括：大体共同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心理结构、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文化，对于各个民族来说，都有自己的特殊内容和形式。但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又是互相交融、互相学习的。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某些共同文化。形成这些共同文化的根基是比较先进的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中，决定和影响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摸式、心理结构、宗教信仰的主要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魏晋以后又有佛教文化的流入及融合。所以，各个民族能够稳定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主要是以共同文化为纽带而维系的。从理性上来讲，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当是以儒家、道家、佛教为主导的多元互补文化流入融合，所以，今天我们弘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就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台湾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先生1989年8月10日在致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陈中先生的亲笔信中明确指出：“弘扬吾国文化，则两岸必因文化之统一而统一。”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蕴藏着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
2、儒家和谐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与普遍接受
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我们从几个少数民族、边疆民族接受与容纳儒家和谐思想与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得以证实。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之一，本来是汉文化的代表，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它很快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被少数民族所普遍接受。
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一座唐墓中发现十二岁儿童卜天寿所抄写的《论语。郑氏注》残卷，卷后注明抄写的时间为景龙四年三月一日，这是唐中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当是公元710年。这说明早在唐代以前，儒家文化已经传播到祖国的西部边疆地区。根据两唐书的记载：最迟在汉代，中原地区文化，主要是儒学已经传播到东北边疆朝鲜民族地区。当时的高句丽尤其喜渎《五经》、《史记》等书籍，在生活习俗和家庭、社会伦理等方面接纳了儒家文化。
宋、辽、金、元时期，作为新儒学的理学几乎传播到中国四面八方。辽国统治者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耶律大石就是进士出身的儒生，汉文化修养颇高。
据《辽史·大公鼎传》记载：渤海人大公鼎曾在良乡县建立“孔子庙学”，提倡儒家思想。主张以儒学治国。在锦西地区辽代墓出土的画像石刻。有二十四孝图画，特别是有“王祥卧冰求鲤”等宣扬儒家孝道的故事情节。
据《金史·章宗纪》所载：金之州县均建有儒学、孔庙。章宗明昌元年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二月“诏州县无宣圣(孔圣)庙学者，并增修之。”金朝曾以儒家经典为学习、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据《金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朝自元吴建国后，积极吸收汉民族文化，仿行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和礼俗，“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
居住在祖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也有崇尚汉族文化的传统，在入关前就实行科举考试办法，以儒家经典取士。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全国政权后，更在全国范围崇行儒学，在全国各地建修孔庙。康熙皇帝亲l临曲阜祭孔，他亲自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特请朱熹偶像进入大成殿配祀孔夫子。乾隆皇帝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官。
以上资料有力说明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上就是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精神基础是各民族认同的传统文化，各民族都能吸纳传统儒家文化，接受在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下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模 式、思维方式等，充分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凝聚力的密切关系与发展过程。
3、儒家和谐思想对祖国多元化宗教格局形成的历史贡献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另一大特征就是：祖国多元化宗教格局形成与发展。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国家大都是采用单一的宗教政策，而且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但是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上解决的比较好，这无疑应归功于以“仁德”、“和谐”为核心内涵的中國传统思想及其文化理念。从中国宗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严格地说，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例如维吾尔族、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满族信仰萨满教，藏族、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还有人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等等。但是比较多数的人信仰佛教、道教。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宗教，但是南北朝至隋唐时代就已经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变成了中国佛教。藏族、蒙古族信仰的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满族信仰的萨满教也是受佛教影响的原始宗教。佛教所以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扎根，主要是因为它接受了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取得了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支持。所以，从传统宗教文化来说，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可以说是儒教、道教、佛教。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势必成为祖国统一的重要精神维系力量。
三、儒家和谐思想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原因探析
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及其和谐思想是何以能够被少数民族接受的呢?何以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儒学的思想内容上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述。
1、儒学结构本身具有比其他文化更广泛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同化力
儒学早在先秦时期只是产生于鲁国的东方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就迅速传播到四方，很快成为中原文化。到了西汉中期进而成为居于统治地位、且成为被普遍认同的中华文化。汉唐以后逐渐和道家文化合流。佛教文化传入之后，儒学又能容纳外来文化。宋明理学(新儒学)又进一步销融了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人，它又能以开放的姿态吸纳西方文化。现代新儒家正在把中国儒学推向世界。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起到了支配作用。
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决定了它随着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适应多元文化的格局，相互学习，相互渗透。在相互学习与渗透中，容纳和同化其他文化，同时也沟通了其他文化。因而使后期的儒学包容了某些道家、法家、佛家思想，使各民族人民都或迟或早的接受儒家文化，甚至把儒家文化看成是自己的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互补、包容的历史，在满足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到处修建孔庙，奉儒学为正宗，使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总之，正是由于儒学的这种开放性、宽容性，所以得到各民族的认同，使它对各民族都能表现出凝聚力和吸引力，成为各民族接受的共同文化。
2、儒家提倡文教、文明、礼仪，反对暴政
儒家的这些政治主张，也深为各族人民所乐意接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提倡“仁政”，就可以做到“近着悦，远者来。”如果政治不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孔子的大政方针是：“富之”、“教之”。每个民族都是向上的，趋向文明和进步的，越是落后的民族，越能接受儒家的文明与教化，使自己开化，走向进步。文明代表前进，粗野说明后进。儒家文化提倡文教、文明、礼仪，也反映了全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共同道德理想，能引导各民族走向文明、走向进步，因此赢得了各族人民内心的喜悦与欢迎。同时也反映出儒家提倡仁政，重视教育，具有吸引各族人民，团结各族人民的功能，发挥出它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3、儒家提倡“仁者爱人”的仁学
仁学是古代的人道主义，以“人”即“人际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家庭血缘关系到广泛的社会关系，师生、朋友、长幼、君臣、上下等等关系。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要求，这些关系中都渗透着温情脉脉的人情味与为人之道。这种“人情味”与为人之道对“人”的各个族类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与适用性。任何民族的关系在其发展的较低阶段，都首先是血缘类系。任何民族的为人之道，都追求爱的道德与情操。因此，任何民族，都最能接受儒家提倡的“仁学”，最需要富于“人情味”的道德伦理。所以，儒家伦理也最容易被人们视作中华民族的普遍伦理。由于各民族对儒家伦理的接受，不担提高了各民族自身的文明与文化水准，而且使儒家伦理、礼仪，成为中华民族伦理、礼仪的代表。
4、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和谐、合作、团结、统一
儒家提倡“宽恕”、“厚人”、“中庸”的社会伦理，能使得各族人民普遍接受，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和谐”思想所致。
“中庸”在《论语》中也表述为“过犹不及”，宋明理学家解释为“以中为用”，“不偏不倚谓之中”，“践而行之谓之用”。“中庸”的思想内涵就是“和谐”，以和为贵，适中，不偏激过头，适可而止，不超越规矩。“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也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论。把这种方法论发挥到看待和处理民族关系、民族发展的问题上，儒家强调民族和谐、合作、团结、统一。用一句传统的说法，儒家对待各少数民族主要讲“怀柔”政策(《汉书·匈奴列传》有“缙绅之士则守和亲”的记载)，反对杀虏，提倡文化渗透与文明感染，反对政治镇压。汉代送王昭君与匈奴首领和亲，唐代遣文成公主进藏等等，就是“怀柔”政策的明证。由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特别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的“中庸之道”。使得周边各少数民族先后不同地接纳了儒家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化的融合，既丰富与发展了中华文化，同时又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走上了中庸、和谐之路。
总之，儒学及其和谐思想这种符合普遍人性的要求，符合各族兄弟团结向前的文化心理，逐渐地被各族人民普遍信仰所接受，并且渗透于各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它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发展、祖国的统一强大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结语
诚然，儒家文化及其思想体系所特有的弱点与消极部分，也给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过负面影响。其中特别是儒家在提倡伦理、次序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正名”、等级观念、轻视妇女的男尊女卑观念；以及坚持维护社会和集体利益过程中衍生出束缚个性发展的保守意识等等，都从负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另外，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儒家文化也与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产生过冲突与排斥。对于这些，我们都应当用科学的方法给予分析与评判。
总之，儒学及其思想文化被中国各民族所共同接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在形成中华民族这个稳定的共同体过程中，发挥了其他文化所不可取代的凝聚作用，这已被至少是2000余年的历史所证明。贾谊在《过秦论》中批评：“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其亡可立而待也。”又进一步分析，“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着，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事实证明，废弃儒学，精神、文化等方面就失去了团结吸引各民族的凝聚力。秦汉以降，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历史时期，如南北朝分裂时期，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满州贵族入主中原时期，虽然有多种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但是儒家文化一直没有间断，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华民族在共同文化的熏陶下，实现了和谐、团结的局面。这既是儒家文化对中华文化的重要贡献，也是中华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和谐思想；民族精神；凝聚力；祖国统一；原因探析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60—05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汉、蒙、藏、回、满、维吾尔、壮、布依、撒拉、朝鲜、哈萨克等56个民族。他们长期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美丽的土地上，同生活、共劳动。共同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诚然，在历史上也有民族分裂的时候，但是分裂之后很快又走向统一，总的趋势是统一。56个民族为什么能够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呢?这便是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
这种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体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和心灵之中，以致深深地感动着我们身边的人们。每当中华民族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是祖国受到侵害的时候，各民族儿女都会团结在一起为抗击灾害、国家统一而奋勇向前。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云南宁洱县“民族团结誓词”碑，是1950年刚参加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35-的云南各民族代表，在出席1950年底召开的讨论：“民族团结、发展生产、阻击残匪”三大任务为主要议题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经代表讨论并提出以少数民族风俗和方式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倡议，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而树立的。碑上用汉、傣两种文字书写着：“民族团结誓词：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个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碑文下面是当时云南边疆二十六种民族的首领、头人、代表、党政军领导48人的签名。落款是“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公元一九五一年元旦”。1991年元旦，中共思茅地委、思茅地区行政公署召开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40周年纪念大会。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并将每年元旦定为“民族团结活动日”。此碑于1986年3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将该碑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碑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大事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图册云南分册》。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国家民委公布为“全国民族团结進步教育基地”。总之，自1951年元旦。宁洱县红场树立的这块“民族团结誓词碑”，至今60年来，它见证了云南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进步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团结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的重要实证。由此可见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早已根深蒂固地烙印在我们56个民族心中，是任何外来势力所不可以替代的。纠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华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早巳成为56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一、儒家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思想要素
1、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
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讨论，长期以米一直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梁漱溟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探讨文化精神方向的著作。他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类型。每种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方向或称“根本精神”。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40年代，梁漱溟又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七章专设“中国民族精神所在”一节，分折中国民族精神的特点与走向。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精神是“和谐”，“和谐”就是中国人的“理性”。他论证说：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一直到了80年代，梁漱溟晚年仍然坚持他在早年形成的这个见解。
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引起了海内外学人的普遍关注。
张岱年认为：“能促进民族发展的那许多精神”是民族精神。“妨碍民族发展的那不叫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文化精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得到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因为它能够积极地促进一个民族的发展。所以又是立国之本，即一个国家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他还说：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每个民族都应该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形成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积极思想的汇合与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贯思想精华的总结与提升。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孔子提倡“泛爱众而亲仁”、“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反对“苛政”，宣称“苛政猛于虎”；他肯定人的意志自由，人格独立，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提倡大丈夫精神，宝张“富贵不能淫，贫残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藤文公下》)老子提倡的“自然无为”、处事有“道”、“莫与人争”、“不为人先”等思想。墨子提倡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节葬”、“薄丧”等思想，这些都对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发展，对塑造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起过积极作用。所以我们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2、“自强不息”与“厚德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根本所在
至于民族精神的内涵，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相对稳定而又简练的表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张岱年提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奋发有为、图强不止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待朋友、对待外界要有宽容、爱物的精神。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中华民 族的高尚精神。就是这股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地与自然界的困难斗争，与外国的侵略者斗争，不但征服了自然，而且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伟大的中华民族一直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古典表述，现在应当赋予它新的内容，给以新的解释。“自强不息”，如果说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抵抗帝國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话，今天则应当理解为发扬民族主体精神，以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精神使中华民族以独立、富强、团结、统一、民主、自由的姿态，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居于世界强国之林。要想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就要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增强民主、自由，发挥人的个体与群体积极性。这样，才能调动全民族的劳动热情，奋发向上的精神，实现“自强不息”的现代转化。“厚德载物”，如果说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宽容、和谐待人，对各种意见做到“和而不同”的话，今天应当主要理解为有宏阔的民族气度，兼容兼蓄中西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民族文化中消极成分、落后成分，从而实现“厚德载物”的现代转化。“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现代转化，使中华民族精神达到了与全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境界，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实现民族生活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团结统一、持久和平，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维系祖国统一的巨大力量
1、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
从历史发展上看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它是团结、统一、吸引各民族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物质力量。这股物质力量造成了中国多民族的团结、合作、统一，使中华民族以固有文化和文明做居于世界大国之林。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其共同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所谓共同的物质基础是指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生存要求和共同的经济利益。都要求维护民族的独立、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维护和平的社会环境，进行自由、自主的生活和劳动，不受外族人的歧视.都有民族自尊心、自爱心、自信心等等。在这些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各族人民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与和谐友爱的民族关系，凝结成亲密合作的民族大家庭。
当代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更具备了新的物质基础、利益基础，这就是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愿望。这就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实利益基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共同精神基础是共同文化。斯大林曾经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文化、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紊质的隐定的共同体。”这个定义告诉人们，形成民族共同体必须具备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其中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索质，则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具备了这两个基础，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我们研究民族凝聚力问题，也离不开这两个基础。
共同文化包括：大体共同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心理结构、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文化，对于各个民族来说，都有自己的特殊内容和形式。但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又是互相交融、互相学习的。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某些共同文化。形成这些共同文化的根基是比较先进的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中，决定和影响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摸式、心理结构、宗教信仰的主要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魏晋以后又有佛教文化的流入及融合。所以，各个民族能够稳定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主要是以共同文化为纽带而维系的。从理性上来讲，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当是以儒家、道家、佛教为主导的多元互补文化流入融合，所以，今天我们弘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就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台湾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先生1989年8月10日在致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陈中先生的亲笔信中明确指出：“弘扬吾国文化，则两岸必因文化之统一而统一。”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蕴藏着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
2、儒家和谐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与普遍接受
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我们从几个少数民族、边疆民族接受与容纳儒家和谐思想与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得以证实。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之一，本来是汉文化的代表，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它很快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被少数民族所普遍接受。
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一座唐墓中发现十二岁儿童卜天寿所抄写的《论语。郑氏注》残卷，卷后注明抄写的时间为景龙四年三月一日，这是唐中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当是公元710年。这说明早在唐代以前，儒家文化已经传播到祖国的西部边疆地区。根据两唐书的记载：最迟在汉代，中原地区文化，主要是儒学已经传播到东北边疆朝鲜民族地区。当时的高句丽尤其喜渎《五经》、《史记》等书籍，在生活习俗和家庭、社会伦理等方面接纳了儒家文化。
宋、辽、金、元时期，作为新儒学的理学几乎传播到中国四面八方。辽国统治者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耶律大石就是进士出身的儒生，汉文化修养颇高。
据《辽史·大公鼎传》记载：渤海人大公鼎曾在良乡县建立“孔子庙学”，提倡儒家思想。主张以儒学治国。在锦西地区辽代墓出土的画像石刻。有二十四孝图画，特别是有“王祥卧冰求鲤”等宣扬儒家孝道的故事情节。
据《金史·章宗纪》所载：金之州县均建有儒学、孔庙。章宗明昌元年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二月“诏州县无宣圣(孔圣)庙学者，并增修之。”金朝曾以儒家经典为学习、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据《金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朝自元吴建国后，积极吸收汉民族文化，仿行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和礼俗，“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
居住在祖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也有崇尚汉族文化的传统，在入关前就实行科举考试办法，以儒家经典取士。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全国政权后，更在全国范围崇行儒学，在全国各地建修孔庙。康熙皇帝亲l临曲阜祭孔，他亲自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特请朱熹偶像进入大成殿配祀孔夫子。乾隆皇帝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官。
以上资料有力说明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上就是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精神基础是各民族认同的传统文化，各民族都能吸纳传统儒家文化，接受在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下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模 式、思维方式等，充分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凝聚力的密切关系与发展过程。
3、儒家和谐思想对祖国多元化宗教格局形成的历史贡献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另一大特征就是：祖国多元化宗教格局形成与发展。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国家大都是采用单一的宗教政策，而且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但是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上解决的比较好，这无疑应归功于以“仁德”、“和谐”为核心内涵的中國传统思想及其文化理念。从中国宗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严格地说，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例如维吾尔族、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满族信仰萨满教，藏族、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还有人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等等。但是比较多数的人信仰佛教、道教。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宗教，但是南北朝至隋唐时代就已经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变成了中国佛教。藏族、蒙古族信仰的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满族信仰的萨满教也是受佛教影响的原始宗教。佛教所以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扎根，主要是因为它接受了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取得了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支持。所以，从传统宗教文化来说，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可以说是儒教、道教、佛教。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势必成为祖国统一的重要精神维系力量。
三、儒家和谐思想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原因探析
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及其和谐思想是何以能够被少数民族接受的呢?何以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儒学的思想内容上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述。
1、儒学结构本身具有比其他文化更广泛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同化力
儒学早在先秦时期只是产生于鲁国的东方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就迅速传播到四方，很快成为中原文化。到了西汉中期进而成为居于统治地位、且成为被普遍认同的中华文化。汉唐以后逐渐和道家文化合流。佛教文化传入之后，儒学又能容纳外来文化。宋明理学(新儒学)又进一步销融了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人，它又能以开放的姿态吸纳西方文化。现代新儒家正在把中国儒学推向世界。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起到了支配作用。
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决定了它随着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适应多元文化的格局，相互学习，相互渗透。在相互学习与渗透中，容纳和同化其他文化，同时也沟通了其他文化。因而使后期的儒学包容了某些道家、法家、佛家思想，使各民族人民都或迟或早的接受儒家文化，甚至把儒家文化看成是自己的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互补、包容的历史，在满足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到处修建孔庙，奉儒学为正宗，使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总之，正是由于儒学的这种开放性、宽容性，所以得到各民族的认同，使它对各民族都能表现出凝聚力和吸引力，成为各民族接受的共同文化。
2、儒家提倡文教、文明、礼仪，反对暴政
儒家的这些政治主张，也深为各族人民所乐意接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提倡“仁政”，就可以做到“近着悦，远者来。”如果政治不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孔子的大政方针是：“富之”、“教之”。每个民族都是向上的，趋向文明和进步的，越是落后的民族，越能接受儒家的文明与教化，使自己开化，走向进步。文明代表前进，粗野说明后进。儒家文化提倡文教、文明、礼仪，也反映了全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共同道德理想，能引导各民族走向文明、走向进步，因此赢得了各族人民内心的喜悦与欢迎。同时也反映出儒家提倡仁政，重视教育，具有吸引各族人民，团结各族人民的功能，发挥出它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3、儒家提倡“仁者爱人”的仁学
仁学是古代的人道主义，以“人”即“人际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家庭血缘关系到广泛的社会关系，师生、朋友、长幼、君臣、上下等等关系。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要求，这些关系中都渗透着温情脉脉的人情味与为人之道。这种“人情味”与为人之道对“人”的各个族类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与适用性。任何民族的关系在其发展的较低阶段，都首先是血缘类系。任何民族的为人之道，都追求爱的道德与情操。因此，任何民族，都最能接受儒家提倡的“仁学”，最需要富于“人情味”的道德伦理。所以，儒家伦理也最容易被人们视作中华民族的普遍伦理。由于各民族对儒家伦理的接受，不担提高了各民族自身的文明与文化水准，而且使儒家伦理、礼仪，成为中华民族伦理、礼仪的代表。
4、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和谐、合作、团结、统一
儒家提倡“宽恕”、“厚人”、“中庸”的社会伦理，能使得各族人民普遍接受，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和谐”思想所致。
“中庸”在《论语》中也表述为“过犹不及”，宋明理学家解释为“以中为用”，“不偏不倚谓之中”，“践而行之谓之用”。“中庸”的思想内涵就是“和谐”，以和为贵，适中，不偏激过头，适可而止，不超越规矩。“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也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论。把这种方法论发挥到看待和处理民族关系、民族发展的问题上，儒家强调民族和谐、合作、团结、统一。用一句传统的说法，儒家对待各少数民族主要讲“怀柔”政策(《汉书·匈奴列传》有“缙绅之士则守和亲”的记载)，反对杀虏，提倡文化渗透与文明感染，反对政治镇压。汉代送王昭君与匈奴首领和亲，唐代遣文成公主进藏等等，就是“怀柔”政策的明证。由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特别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的“中庸之道”。使得周边各少数民族先后不同地接纳了儒家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化的融合，既丰富与发展了中华文化，同时又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走上了中庸、和谐之路。
总之，儒学及其和谐思想这种符合普遍人性的要求，符合各族兄弟团结向前的文化心理，逐渐地被各族人民普遍信仰所接受，并且渗透于各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它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发展、祖国的统一强大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结语
诚然，儒家文化及其思想体系所特有的弱点与消极部分，也给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过负面影响。其中特别是儒家在提倡伦理、次序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正名”、等级观念、轻视妇女的男尊女卑观念；以及坚持维护社会和集体利益过程中衍生出束缚个性发展的保守意识等等，都从负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另外，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儒家文化也与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产生过冲突与排斥。对于这些，我们都应当用科学的方法给予分析与评判。
总之，儒学及其思想文化被中国各民族所共同接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在形成中华民族这个稳定的共同体过程中，发挥了其他文化所不可取代的凝聚作用，这已被至少是2000余年的历史所证明。贾谊在《过秦论》中批评：“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其亡可立而待也。”又进一步分析，“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着，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事实证明，废弃儒学，精神、文化等方面就失去了团结吸引各民族的凝聚力。秦汉以降，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历史时期，如南北朝分裂时期，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满州贵族入主中原时期，虽然有多种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但是儒家文化一直没有间断，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华民族在共同文化的熏陶下，实现了和谐、团结的局面。这既是儒家文化对中华文化的重要贡献，也是中华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