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时，中方的“联合国军”战俘营里，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
　　战俘营的管理干部试图用国内战争时教育俘虏屡试不爽的办法改造这些外国战俘，就给他们看歌剧《白毛女》。不求他们能一怒之下掉转枪口去反抗黑暗统治，成为革命战士，只希望他们在思想上对剥削阶级的压迫有所觉悟。
　　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美国鬼子”感到莫名其妙，他们提出的想法是：杨白劳欠债就该还钱，黄世仁不应该抢人家女儿，应该用法律程序解决债务问题；黄世仁他妈用簪子扎喜儿，是侵犯人权，为什么不去法院告她？
　　你可以把这个让人有些啼笑皆非的故事，看作是东西方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众多思维差异之间的一次小小碰撞。但如果把它放到历史的大背景里去分析，就会发现这个差异远非那么简单。里边隐藏的，也许是我们多年来苦苦探索、竭力追寻的一个答案。
　　面对《白毛女》故事中的压迫，西方人考虑的是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种不同选择的本质，是追求权力和追求权利的差异。
　　在西欧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除了宗教迫害、人性压抑、经济停滞、瘟疫流行这些阴霾笼罩之外，还有一个被我们忽视的亮点，那就是权利的存在。
　　我们发现，即便是在残酷的农奴制下，一个逃亡的农奴为避免庄园主的侵害，可以到城市法院为自己申辩；一个封臣如果感觉其领主的法庭判决不公，可以向王室法庭上诉。
　　而且，农民维护权利，更多的是使用法庭斗争和货币赎买这类手段，所以很少出现剧烈的社会暴乱。一些农民起义以及贵族暴动往往都是围绕着权利进行的斗争，而不是以推翻对方取而代之为目标。斗争的结果不是你死我活，更多的是权利的调整和妥协。
　　虽然这种权利并不是充分和平等的，但却是埋藏在黑暗中的一个火种，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一旦爆发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推动力。后来发生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航路开辟等划时代事件，几乎无一没有权利观念的推动。
　　权利观念在西方的历史上留下了一连串的印记。然而遗憾的是它却迟迟没有进入中国的传统社会。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在琅玡立碑，挥笔写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就是告诉大家，天下是皇家的私有财产，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绝对的服从。从那时开始，在皇权专制之下的中国社会里，不仅底层百姓要臣服，各级官吏相对于皇帝也没有特殊之处。皇帝对他们有着升降褒贬、生杀予夺的权力。
　　中国人不能通过现成的手段和程序改善自己的状况，他们的不满没有可以真正诉求的渠道。他们没有基本权利，更谈不到可以进行争取权利和维护权利的斗争，一旦身陷绝境，无法生存的时候，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揭竿而起，以暴制暴，要么夺取权力变成统治者，要么“予及汝皆亡”。这种历史的惯性持续到现在，就变成了那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被后人称为莽夫的项羽自己肯定不会想到，他无意中说的那句“彼可取而代之”，成了中国历史精准的预言。权利的缺乏，使中国历史成了一成不变的“取而代之”的历史。没有相对的权利，就去追求绝对的权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胜者王侯败者贼。反抗者每一次胜利的结果，不是对皇权的约束，不是权利的再分配，而是权力的彻底转移。“打江山”，“坐江山”，再“打江山”，循环往复，始终难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宿命……
　　当十六世纪人类一个新时代悄然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似乎毫无感知。到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把我们惊醒的时候，我们才刚刚觉悟到乾坤已经逆转。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即便是我们放下架子师夷之长、兴办洋务、变法图强、购置军械，似乎也效果甚微；即便是我们相信贫穷源于剥削，打倒了地主资本家，可还是不能摆脱贫困；即便是我们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还是不免感觉虚弱；即便是我们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经济蒸蒸日上，实力不逊强邦，我们似乎还要继续追求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到底缺少点什么呢？权力和权利，历史，或许就在那一字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