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部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中共早期历史的史诗性作品《苦难辉煌》，于2009年一经推出，反响强烈，引发了中国全社会对自身历史与信仰的反思。作者金一南，1952年生人，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副军）、教授。
一部思辨性的理论著作何以会吸引众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眼球？算得上是与共和国基本同龄的金一南何来如此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应本刊之邀，常年处于“工作太忙，空余也已安排满”的超负荷状态下的金教授，这一次，按时完成了本刊的命题之作。
缘起
我是在国家最混乱、个人最狼狈的时候开始认识我们这个党的。
国家最混乱，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个人最狼狈，指从全优学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国庆节，我作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前组成的方阵。游行结束，举着鲜花跑向天安门。事前老师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一定不能弯腰去提，否则会被后面的人挤倒踩伤，而且还会弄乱前进队伍，让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大家互相叮嘱：哪怕就是光着脚跑，哪怕钉子扎进脚里，也一定不能停下來——其实天安门广场哪来的钉子？但当时这些少先队员的决心就是如此——不能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
当我们跑到金水桥西侧，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正好向这一侧走来，向少先队员挥手致意。那一瞬间深深嵌入我脑海。教室中间那幅毛主席的标准像，梦幻一般化为眼前的真人！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像泉水那样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颊无节制地往下流淌。周围几乎没有例外，不管男孩女孩，个个在抹泪，个个在发出震耳欲聋“毛主席万岁”呼喊。
那个年代已经被归入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年代。当时我这样一个11岁的少年，知道什么叫个人迷信？什么叫个人崇拜？在哪儿学的？谁强迫的？似乎都没有。那种敬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并不迷信，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鲜血染成。少先队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阳。当红太阳迎面升起的那一刻，那种空前强大的磁场，还是让人觉得看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神——不管是醒来还是梦中，都是心中向往已久、敬仰已久的太阳神。
万万没想到时间不到6年，这些神圣东西在心中坍塌得所剩无几。
最初感受的冲击来自家庭变故——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投入“牛棚”，整天挨批挨斗，自己也由优秀少先队员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处遭人白眼。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于社会的震荡。印象最深刻的是1969年初送哥哥赴陕西插队。当时北京火车站外面正修建地铁，风沙漫天，尘土遍地。车站内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送别的人们开始还能把持住，大家相互拉手，强作欢颜。尖厉的汽笛突然拉响了，与此同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整个车站突然爆发出“呜——呜——呜——”似江河决堤一般的呜咽和大恸。我从未听过数千人像这样不约而同的集体失声痛哭。送的哭，走的哭，车下的哭，车上的哭，招手的哭，挥旗的哭，有的使劲压抑着哭泣，有的放声大哭……发自肺腑的集体悲哀像一柄灼热的利剑，再坚强的人也会被一下整体穿透。
后来又有过多次车站送行。每次都像全体约定好了一样，列车汽笛响起那一刻，车站内会发出整个站台为之颤抖的恸哭。没有到过现场的人们，想像不出那种声音给人以怎样的冲击和震撼。1969年北京车站送行那种渗入骨髓的集体大恸，已经聚集足够的能量，让人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这场“革命”无论表面怎样轰轰烈烈，在普通大众的内心中已经被摒弃。
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问号。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半夜睡不着时想，早晨醒来想，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的路上也想。我开始看书。不再像以前凭兴趣看《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而是开始寻找能够回答脑中问题的书。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
就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混乱年代，我被“毛选”中那种真实、那种质朴、那种睿智深深吸引。特别是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给我以至今思索不尽的启示。
我常常想：这个命题让我们来答，将会是怎样？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英明的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
毛泽东却不是这样回答的。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第一条、也是首要的原因，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其它四条完全围绕这一条展开。分析环环相扣，严密透彻。
结论让我吃惊。并非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中国的红色政权就必然存在。没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就很难有边区红色根据地，就很难有红军的发展；没有各个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艰难险阻、还会承担多么重大的损失。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道难题，就这样在毛泽东面前变为一层窗户纸，一下子就捅破了。我与其说是被其中的冷静解剖和深刻分析所震惊，不如说被当年毛泽东那种实事求是、那种对中国社情和国情的洞悉所震惊。
我开始隐隐感觉到，这个党及其领袖，并非像当时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带着不解的思索走向社会，满腹狐疑地打开毛选。合上毛选时，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东西在内心出现。我感觉似乎已经触到了这个党最具生命力的那些元素。如此有力的东西一旦能够恢复，不愁胜利。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在那段最让人压抑的日子里，我趴在连队的铺板上，写了有生以来第一篇长文：《我爱中国》。其中一些想法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对恢复我党光荣与力量的渴望，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可以说已经跃然纸上。当时连队一个绰号叫“大胡子”的战友按捺不住，半夜一个人偷偷爬起来，去撕连队墙报上“批邓”的大标语，被起来上厕所的人看见。那个年代谁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大家都帮他保密。但消息不免还是漏了出去。后来机关的人跟我们说：幸亏很快粉碎了“四人帮”，否则你们连队已经被列为调查重点了，你们几个都是调查对象。
几十年过去，原部队早已撤销，“大胡子”也转业回山西老家，退休下岗，过着并不宽裕的生活。每当接到他的电话，我都能回想起湖北老河口那个冰冷的冬天，他裹件棉大衣溜达到墙报底下，环顾左右、一把扯下墙上“批邓”标语的情景。那是我心中一幅恒定的图画。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它依然在描述30多年前，多少个像“大胡子”这样赤诚的中国人，以可贵可佩的内心良知和使命自觉，强烈要求国家变革、强烈盼望民族富强的图景。
以上这些，后来都成为我写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思考
我是在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很多人问我：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思路变化，写了这本书？我也多次这样问过自己。简单说，最初出自一种感觉，随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即中华民族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有人认为有没有信仰无所谓，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人说过去的信仰和理想，今天看来都是谎言和欺骗。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机遇与偶然，利用了对手失误，利用了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执掌政权也没有经过投票选举。
有人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甚至连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样的话中国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实现建设和发展，速度比今天还要快，早就已经繁荣富强了。
面对这些思潮，我引用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费弗尔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法国的德军士兵枪毙了，他的话语仍然在今天的历史回音壁上震响。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放眼全球，哪一个国家曾经有过如此起伏跌宕的波折？要认识与对待我们自己这部千曲百折的历史，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历巨变，都不由自主全盘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容易看成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到头来只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种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动荡混乱的日子里产生一种坚定的，认为只要这个党恢复自身拥有的健康力量，仍然能够胜利。在国家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今天，一种思虑反而越来越重。如果不能深刻地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如果认为腰包鼓起来就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可以抛弃掉那些使我们获得力量、从而变成虎虎有生气的真老虎的东西，前面等待我们的，真的是伟大复兴吗？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其中的养分太多了，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东西太多了，值得我们今天警醒和借鉴的东西也太多了。对这笔巨大的财富，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开掘。现有的开掘又多被认为是观念说教，难引起广泛持久的注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遗憾，也成为今天不少人轻视自身历史的原因。
叉着腰指责是容易的，伏下身耕耘却并非那么轻松。国外学习的经历使我进一步感受到，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极为珍贵。美国两百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得那样充分，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根基。苏联卫国战争不过4年，书籍文卷却浩如烟海，足令今天俄罗斯人坚信和平与强大密不可分。中国的崛起已经举世公认，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完成我们的担当，需要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近代以来，我们有多少仁人志士牺牲奋斗，只为救国救民。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这一伟大事业的继续。历史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
一位网友看完书后说：“这本书留给匆忙的我们、物欲的我们、缺乏信仰的我们很多思考，避免走得太快太远后，忘掉了当初我们出发的理由。”
这位网友概括得十分精彩。我们永远不能因为匆忙、因为物欲、因为不信，因为太快太远，忘记了出发的初衷。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到1949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到2050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从1840到2050，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两百年内，发生了和将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拚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我们的思维、认知和理论，必须跟上这一波澜壮阔的实践。真正的认识它，总结它，积累它，才能够站在前人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與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
真理与真人
中国革命是一部史诗。
任何史诗中的那种雄浑壮阔、那种波澜起伏、那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伟大辉煌，都是对后人而言的。对当事人而言，则是不尽的流血牺牲、不尽的挫折苦难、不尽的矛盾斗争。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力量转移》。他认为力量有三种基本形式：暴力、财富和知识。“其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从而使力量的性质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托夫勒忘记了还有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贯穿所有现代力量的力量：信仰。
抛弃信仰，不是动摇，就是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和叛变。
第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当时蒋介石与北方军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手下的交通员出卖。江苏省委继任书记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贺芝华出卖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接着就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叛变等一系列的叛变。
第二次大的动摇与叛变发生在1934年红军长征前后。
当时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何宠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命运的宠儿。历史给它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
白色恐怖压力之下，共产党人的信仰一度变得多么廉价。坚守这一信仰，又要以生命为代价因而变得如此昂贵。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今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了，入党不用再问“怕不怕死”、而且还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了，动摇与叛变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吗？
可以历数一下这段时间我们党内出了多少腐败分子，出了多少出卖党和国家机密、卖身投靠国外情报机构的人，出了多少在物质与财富面前丢弃原则、背叛入党誓词的人。
虽然这一次与前两次不同，是在共产党执掌政权、国家改革开放之后，主要形式是以党内腐败分子的面目出现，但其规模丝毫并不小于前两次，严重程度也丝毫并不低于前两次，就其性质看，同样是对共产党人信仰的动摇与叛卖。
我们今天也像当年一样，仍然在呼唤为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义无反顾工作奋斗、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共产党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真人。
如果说真理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那么率先举起这支火炬的，是真人的手臂。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真人前仆后继，追寻真理救国救民，很可能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和徘徊。正是他们点燃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之火，才使我们至今未曾堕落，未曾被黑暗吞没。
我们曾经拥有一大批像寻维洲、刘畴西、王开湘、胡天桃这样的真人，他们没有活到胜利这一天，没有赶上评功评奖、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今天的各种作品，对他们也鲜有记述。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
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辛苦播种，却未参加丰硕的收获。他们是我们这个党、这支个军队、这个民族真正的脊梁。
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这样的英雄难以计数。正是从他们身上让人看到，做追求真理的真人，是我们最宝贵、最根本的传统。正因为有了对真理舍生忘死的追求，才能产生壁立千仞的真人。也正因为有了壁立千仞的真人，才使我们看到真理的至高与至尊。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曾经是一部英雄辈出的历史。这是我们对今天与未来拥有信心的本钱。与此对照，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身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我相信，这种精神洗礼一定不会白费。
责任编辑 骆瀚 刘之昆
一部思辨性的理论著作何以会吸引众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眼球？算得上是与共和国基本同龄的金一南何来如此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应本刊之邀，常年处于“工作太忙，空余也已安排满”的超负荷状态下的金教授，这一次，按时完成了本刊的命题之作。
缘起
我是在国家最混乱、个人最狼狈的时候开始认识我们这个党的。
国家最混乱，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个人最狼狈，指从全优学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国庆节，我作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前组成的方阵。游行结束，举着鲜花跑向天安门。事前老师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一定不能弯腰去提，否则会被后面的人挤倒踩伤，而且还会弄乱前进队伍，让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大家互相叮嘱：哪怕就是光着脚跑，哪怕钉子扎进脚里，也一定不能停下來——其实天安门广场哪来的钉子？但当时这些少先队员的决心就是如此——不能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
当我们跑到金水桥西侧，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正好向这一侧走来，向少先队员挥手致意。那一瞬间深深嵌入我脑海。教室中间那幅毛主席的标准像，梦幻一般化为眼前的真人！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像泉水那样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颊无节制地往下流淌。周围几乎没有例外，不管男孩女孩，个个在抹泪，个个在发出震耳欲聋“毛主席万岁”呼喊。
那个年代已经被归入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年代。当时我这样一个11岁的少年，知道什么叫个人迷信？什么叫个人崇拜？在哪儿学的？谁强迫的？似乎都没有。那种敬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并不迷信，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鲜血染成。少先队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阳。当红太阳迎面升起的那一刻，那种空前强大的磁场，还是让人觉得看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神——不管是醒来还是梦中，都是心中向往已久、敬仰已久的太阳神。
万万没想到时间不到6年，这些神圣东西在心中坍塌得所剩无几。
最初感受的冲击来自家庭变故——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投入“牛棚”，整天挨批挨斗，自己也由优秀少先队员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处遭人白眼。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于社会的震荡。印象最深刻的是1969年初送哥哥赴陕西插队。当时北京火车站外面正修建地铁，风沙漫天，尘土遍地。车站内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送别的人们开始还能把持住，大家相互拉手，强作欢颜。尖厉的汽笛突然拉响了，与此同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整个车站突然爆发出“呜——呜——呜——”似江河决堤一般的呜咽和大恸。我从未听过数千人像这样不约而同的集体失声痛哭。送的哭，走的哭，车下的哭，车上的哭，招手的哭，挥旗的哭，有的使劲压抑着哭泣，有的放声大哭……发自肺腑的集体悲哀像一柄灼热的利剑，再坚强的人也会被一下整体穿透。
后来又有过多次车站送行。每次都像全体约定好了一样，列车汽笛响起那一刻，车站内会发出整个站台为之颤抖的恸哭。没有到过现场的人们，想像不出那种声音给人以怎样的冲击和震撼。1969年北京车站送行那种渗入骨髓的集体大恸，已经聚集足够的能量，让人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这场“革命”无论表面怎样轰轰烈烈，在普通大众的内心中已经被摒弃。
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问号。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半夜睡不着时想，早晨醒来想，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的路上也想。我开始看书。不再像以前凭兴趣看《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而是开始寻找能够回答脑中问题的书。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
就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混乱年代，我被“毛选”中那种真实、那种质朴、那种睿智深深吸引。特别是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给我以至今思索不尽的启示。
我常常想：这个命题让我们来答，将会是怎样？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英明的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
毛泽东却不是这样回答的。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第一条、也是首要的原因，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其它四条完全围绕这一条展开。分析环环相扣，严密透彻。
结论让我吃惊。并非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中国的红色政权就必然存在。没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就很难有边区红色根据地，就很难有红军的发展；没有各个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艰难险阻、还会承担多么重大的损失。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道难题，就这样在毛泽东面前变为一层窗户纸，一下子就捅破了。我与其说是被其中的冷静解剖和深刻分析所震惊，不如说被当年毛泽东那种实事求是、那种对中国社情和国情的洞悉所震惊。
我开始隐隐感觉到，这个党及其领袖，并非像当时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带着不解的思索走向社会，满腹狐疑地打开毛选。合上毛选时，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东西在内心出现。我感觉似乎已经触到了这个党最具生命力的那些元素。如此有力的东西一旦能够恢复，不愁胜利。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在那段最让人压抑的日子里，我趴在连队的铺板上，写了有生以来第一篇长文：《我爱中国》。其中一些想法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对恢复我党光荣与力量的渴望，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可以说已经跃然纸上。当时连队一个绰号叫“大胡子”的战友按捺不住，半夜一个人偷偷爬起来，去撕连队墙报上“批邓”的大标语，被起来上厕所的人看见。那个年代谁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大家都帮他保密。但消息不免还是漏了出去。后来机关的人跟我们说：幸亏很快粉碎了“四人帮”，否则你们连队已经被列为调查重点了，你们几个都是调查对象。
几十年过去，原部队早已撤销，“大胡子”也转业回山西老家，退休下岗，过着并不宽裕的生活。每当接到他的电话，我都能回想起湖北老河口那个冰冷的冬天，他裹件棉大衣溜达到墙报底下，环顾左右、一把扯下墙上“批邓”标语的情景。那是我心中一幅恒定的图画。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它依然在描述30多年前，多少个像“大胡子”这样赤诚的中国人，以可贵可佩的内心良知和使命自觉，强烈要求国家变革、强烈盼望民族富强的图景。
以上这些，后来都成为我写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思考
我是在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很多人问我：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思路变化，写了这本书？我也多次这样问过自己。简单说，最初出自一种感觉，随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即中华民族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有人认为有没有信仰无所谓，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人说过去的信仰和理想，今天看来都是谎言和欺骗。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机遇与偶然，利用了对手失误，利用了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执掌政权也没有经过投票选举。
有人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甚至连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样的话中国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实现建设和发展，速度比今天还要快，早就已经繁荣富强了。
面对这些思潮，我引用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费弗尔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法国的德军士兵枪毙了，他的话语仍然在今天的历史回音壁上震响。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放眼全球，哪一个国家曾经有过如此起伏跌宕的波折？要认识与对待我们自己这部千曲百折的历史，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历巨变，都不由自主全盘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容易看成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到头来只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种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动荡混乱的日子里产生一种坚定的，认为只要这个党恢复自身拥有的健康力量，仍然能够胜利。在国家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今天，一种思虑反而越来越重。如果不能深刻地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如果认为腰包鼓起来就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可以抛弃掉那些使我们获得力量、从而变成虎虎有生气的真老虎的东西，前面等待我们的，真的是伟大复兴吗？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其中的养分太多了，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东西太多了，值得我们今天警醒和借鉴的东西也太多了。对这笔巨大的财富，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开掘。现有的开掘又多被认为是观念说教，难引起广泛持久的注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遗憾，也成为今天不少人轻视自身历史的原因。
叉着腰指责是容易的，伏下身耕耘却并非那么轻松。国外学习的经历使我进一步感受到，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极为珍贵。美国两百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得那样充分，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根基。苏联卫国战争不过4年，书籍文卷却浩如烟海，足令今天俄罗斯人坚信和平与强大密不可分。中国的崛起已经举世公认，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完成我们的担当，需要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近代以来，我们有多少仁人志士牺牲奋斗，只为救国救民。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这一伟大事业的继续。历史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
一位网友看完书后说：“这本书留给匆忙的我们、物欲的我们、缺乏信仰的我们很多思考，避免走得太快太远后，忘掉了当初我们出发的理由。”
这位网友概括得十分精彩。我们永远不能因为匆忙、因为物欲、因为不信，因为太快太远，忘记了出发的初衷。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到1949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到2050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从1840到2050，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两百年内，发生了和将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拚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我们的思维、认知和理论，必须跟上这一波澜壮阔的实践。真正的认识它，总结它，积累它，才能够站在前人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與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
真理与真人
中国革命是一部史诗。
任何史诗中的那种雄浑壮阔、那种波澜起伏、那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伟大辉煌，都是对后人而言的。对当事人而言，则是不尽的流血牺牲、不尽的挫折苦难、不尽的矛盾斗争。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力量转移》。他认为力量有三种基本形式：暴力、财富和知识。“其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从而使力量的性质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托夫勒忘记了还有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贯穿所有现代力量的力量：信仰。
抛弃信仰，不是动摇，就是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和叛变。
第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当时蒋介石与北方军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手下的交通员出卖。江苏省委继任书记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贺芝华出卖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接着就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叛变等一系列的叛变。
第二次大的动摇与叛变发生在1934年红军长征前后。
当时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何宠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命运的宠儿。历史给它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
白色恐怖压力之下，共产党人的信仰一度变得多么廉价。坚守这一信仰，又要以生命为代价因而变得如此昂贵。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今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了，入党不用再问“怕不怕死”、而且还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了，动摇与叛变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吗？
可以历数一下这段时间我们党内出了多少腐败分子，出了多少出卖党和国家机密、卖身投靠国外情报机构的人，出了多少在物质与财富面前丢弃原则、背叛入党誓词的人。
虽然这一次与前两次不同，是在共产党执掌政权、国家改革开放之后，主要形式是以党内腐败分子的面目出现，但其规模丝毫并不小于前两次，严重程度也丝毫并不低于前两次，就其性质看，同样是对共产党人信仰的动摇与叛卖。
我们今天也像当年一样，仍然在呼唤为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义无反顾工作奋斗、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共产党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真人。
如果说真理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那么率先举起这支火炬的，是真人的手臂。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真人前仆后继，追寻真理救国救民，很可能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和徘徊。正是他们点燃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之火，才使我们至今未曾堕落，未曾被黑暗吞没。
我们曾经拥有一大批像寻维洲、刘畴西、王开湘、胡天桃这样的真人，他们没有活到胜利这一天，没有赶上评功评奖、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今天的各种作品，对他们也鲜有记述。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
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辛苦播种，却未参加丰硕的收获。他们是我们这个党、这支个军队、这个民族真正的脊梁。
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这样的英雄难以计数。正是从他们身上让人看到，做追求真理的真人，是我们最宝贵、最根本的传统。正因为有了对真理舍生忘死的追求，才能产生壁立千仞的真人。也正因为有了壁立千仞的真人，才使我们看到真理的至高与至尊。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曾经是一部英雄辈出的历史。这是我们对今天与未来拥有信心的本钱。与此对照，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身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我相信，这种精神洗礼一定不会白费。
责任编辑 骆瀚 刘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