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我上高二。这个年纪,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正像一幅慢慢展开的画卷,开始有了无限的色彩缤纷。看着班上越来越多的女孩换下年幼时不分性别的大T恤,穿上漂亮的衣裙,我的心里有了深深的落寞。
　　没有人愿意与我同桌,于是我独坐在教室的最前方,突兀而多余的样子。座位前面就是垃圾篓,常有调皮的男生远远地往里扔纸团。他们叫我:肉丸子,低头!然后纸团就嗖嗖地擦耳而过,有时我反应慢点,又躲闪不及,纸团就雨点般砸在我头上。他们笑我:肉丸子打狗,哦,不,狗打肉丸子,哈哈。我不说话,慢慢地低下头。
　　在泛滥的自卑面前,我愈发地孤僻和沉默。我在班上像一个隐形人,只在有人要扔垃圾时,才会偶尔念叨那个“狗打肉丸子”的笑话,直到杨帆的出现。
　　杨帆是高二留级下来的学生。他居然被安排做我的同桌。
　　或许因为杨帆是留级的学生,老师并不重视他,所以他没有选择座位的权利,又或许他根本就不在意我,不介意和我这样的女孩同桌。时间久了,偶尔他也会和我说话,简单且不带感情,借笔问问题之类。可即便如此,我心里也会充满巨大的快乐。
　　杨帆在班上没有要好的朋友,而我,虽然对他也所知甚少,但至少我知道他上课时不是像老师表扬的那样在认真地做笔记,而是在认真地画漫画。他手指细长,他喜欢写日记喜欢用老板牌的黑墨水。在别人看来,我也许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于是,开始有女孩向我打听他的消息。她们的态度变得友好,也许是因为有所求,也许是因为杨帆对我的平和扭转了她们对我的判断。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往般地孤僻和沉默——至少,在谈起杨帆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我喜欢唱歌,吐音很准,声音清婉,包括朋友和父母。在被自卑笼罩的心里,不敢对外袒露自己的一点点优点。我不敢去想,要是同学看到我挺立着肥胖的身体,却陶醉而深情地唱王菲的情歌时,会有怎样的吃惊和嘲笑。
　　不想一次下课,受杨帆哼歌的影响,我也禁不住轻轻地唱起来,是王菲的《红豆》。我唱得很投入,待上课铃响,才发现杨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杨帆挑起眉毛:嘿,想不到你唱得这么好。我翻书,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的样子,心却是怦怦地跳得厉害。他补充一句:为什么不去参加校园文化艺术节呢。
　　老师叫上课,他拿起书,不再多说。
　　那一堂课,老师讲的话,我竟是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我已经忘记,自己有多久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了。甚至在我努力了一个月,天天学习到深夜才考到了第一名的时候,老师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提。而现在,只是几句无意且自己不敢张扬的歌声,却得到了这样的肯定和赞扬。
　　那时,高考的压力日渐显露,我已经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了。然而那以后,自信却是一点一点地被我积攒起来,终于偶尔也可以在女生堆里放肆而张扬地大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穿那些有蕾丝花边的衣裙,似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难看,虽然那时我仍然是130斤,像个肉丸子。
　　杨帆的离开和他的到来一样悄无声息。暑假补课时,我还能很清晰地听到他用铅笔画漫画时“沙沙”的声音,可放假回来他就走了。我望着自己身边的那团空空的地方,感到了片刻的惶恐和窒息,一如一年前他来时的心情。在我刚走出自卑的阴影,在我刚想享受花季的绚烂,在我正徘徊着要不要告诉他自己对他的喜欢时,杨帆,他却走了。
　　高三毕业时的告别会上,我给全班唱《大大世界》,大家在下面疯狂地拍掌。有男生吼:肉丸子,唱得这么好,高一怎么不去参加校园文化艺术节啊,肯定得第一的。我只是笑。那时的我,如一匹黑马,出人意料地考上了人人羡慕的大学,亦因为高考的用功而身形瘦了一圈。我穿淑女屋的裙子在台上唱歌,虽然也不是很好看,却也终于可以坦然地接受众人的掌声和鲜花。
　　只是,他们不知道我的花季来得多么的晚,不知道我的花绽放得多么的艰难,更不知道我的成长和一个叫杨帆的男孩子有关。虽然这个男孩子,没有和我说过几句话,也不知道我曾那么深深地喜欢过他,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用那么一点点不经意的友好,让我明白,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首先要抬起的,是自己的头,然后才能改变别人的目光,也让我懂得,再不起眼的小花,也该努力绽放,亦让那么多人知道了,我除了叫肉丸子,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邬潇潇。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