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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用扁担挑画上北京，如今画作进了丹麦和平宫
范福安
1964年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市，漆画家，主要作品有《徽山尽染》《渔舟唱晚》《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肖像》《月印徽州》等，现为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手工艺大师。
身穿灰色对襟衫，戴灰色眼镜，眼神明亮，漆画家范福安给《环球人物》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儒雅干练。寒暄过后，范福安带记者走进他的工作室，室内四壁挂满了他的漆画作品——漆画的“画布”是涂了生漆的木板，“颜料”则是金箔、银箔、玉石、蛋壳、贝壳、漆片等天然材料。
范福安的作品描绘的多是徽州印象，简约、清丽，唯有两张画像风格独特，色彩丰富、明亮，他说：“这可是特殊的命题作品。”2014年，范福安接到一个作画邀请，邀请方是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2015年恰逢中丹建交65周年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75岁寿辰，他们希望范福安为丹麦女王和亨里克亲王夫妇创作漆画肖像。范福安接到任务，忙了大半年，完成了这两件作品。
2015年5月，范福安去丹麦和平宫赠画。女王开始看上去很威严，但就在红布揭开的一刹那，“我们的关系瞬间拉近了， 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征服了她，但真的感受到艺术无国界，能引起共鸣。”后来，丹麦方面甚至专门开会，研究把画摆在哪里。
在跟女王的交流中，范福安发现女王错以为漆画产于日本，赶紧指出：“漆器原产于中国，在唐朝达到鼎盛。也是在唐朝，中国漆器传入日本。”
刚去丹麦赠完画，范福安就住院了。那年6月21日是范福安51岁生日。早晨，他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眼睛上蒙着厚厚的纱布。就在前一天，他做了一场大手术。在制作丹麦女王夫妇漆器画像的过程中，他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脱落。对一位漆器画家来说，眼睛意味着一切。
没做手术前，范福安的右眼裸眼视力是1.0，主治医生问他希望术后视力恢复到多少，他答：“还得是1.0。”医生坦言，手术最好效果也就是0.3—0.4。“我知道这不够，作画必然受影响。”
等待揭开纱布的日子里，范福安身边的朋友也担心，“如果视力不能恢复怎么办？”范福安回答：“就没有‘如果’两个字！”为得内心宁静，他天天诵读佛经，他说：“我没干过坏事，不会有坏的结果。”纱布揭开，出人意料，范福安的右眼裸眼视力依然是1.0，主治医生也没办法理解，“只能解释说，这是一个教材级别的成功案例。”
因为动了一场大手术，范福安口口声声告诫自己：“以后悠着点，不能过度疲劳了。”但行动上他还是老样子，激情澎湃，不知疲倦。饿了也不太在乎，直到饿得发慌才知道找饭吃，有时抱着饭碗，还拿着筷子比划，对着画说话。从工作室回到家，脑子还总想着作品，洗脸时，一把水捧在脸上，才发现眼镜还没摘。他坦言自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玩的人，不知不觉就走进了画里”，“别人看我不正常，我看自己很正常”。
1964年，范福安出生于安徽黄山的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喜欢唱歌、画画，但家人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画画勉强可以接受。1989年，他从合肥师范学院油画专业毕业，进入安徽省外经贸委工作。那时，他已经接触漆画并沉迷其中，于是边工作边创作，后来更是辞去工作，专心作画。
几年后，他自觉画出了些成绩，便一心想去北京办画展，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那时，20多岁的他没人脉没资金，但觉得“没什么能阻挡他”。
范福安买了票，带着四十几张画，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他两眼一抹黑，只得用扁擔挑着画，在北京的街头找画廊咨询，画廊的回答很一致：“代卖可以，办展览不可能。”
后来，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美国记者。范福安记得，那天下午两三点钟，他带着3幅作品，敲开了记者办公室的门。“看了我的画，她很震惊，让我把作品都拿来”。范福安又赶紧折回去，把画都挑了来。那位女记者又让他买来50个请柬。很快，他在北京友谊宾馆办了人生中第一场画展。
“全中了！”范福安说，他的画一个下午全部售完。那次画展中，他还结识了在新西兰驻华使馆工作的杨女士。杨女士特别热爱漆画，一下子收藏了他3幅作品。第二年，杨女士找到范福安，说可以介绍他到美国大学当老师。范福安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去，我创作的根就在安徽！”
徽州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那里的景物、那里的人，对范福安来说 “都是极好的素材”。他常常一个人背着画板，徜徉在徽州的青石板路上。
如今，范福安却为徽州文化的传承深深担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徽州只有几位大师，现在徽州的文化传承人、文化大师多得很，但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是在吃祖宗的老本。”
去年，他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座谈会。会场上原本一片祥和，直到他来了一段“拆台”的话——“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配得上‘大师’二字？我觉得罗丹是大师，徐悲鸿是大师，李可染是大师，真正的大师就那么几个。在座的各位‘大师’，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你们要对得起你们的材料。玉雕、紫檀雕自不必说，即便是笔墨纸砚，也不可多得。随便雕雕就是大师？如果你们的作品俗不可耐，可对不起这材料啊！我认为你们充其量就是‘大的师傅’，包括我也一样。第二，国家给予我们名号是为了让我们传播知识，我们也得对得起身上的责任和担子。”
范福安
1964年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市，漆画家，主要作品有《徽山尽染》《渔舟唱晚》《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肖像》《月印徽州》等，现为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手工艺大师。
身穿灰色对襟衫，戴灰色眼镜，眼神明亮，漆画家范福安给《环球人物》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儒雅干练。寒暄过后，范福安带记者走进他的工作室，室内四壁挂满了他的漆画作品——漆画的“画布”是涂了生漆的木板，“颜料”则是金箔、银箔、玉石、蛋壳、贝壳、漆片等天然材料。
范福安的作品描绘的多是徽州印象，简约、清丽，唯有两张画像风格独特，色彩丰富、明亮，他说：“这可是特殊的命题作品。”2014年，范福安接到一个作画邀请，邀请方是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2015年恰逢中丹建交65周年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75岁寿辰，他们希望范福安为丹麦女王和亨里克亲王夫妇创作漆画肖像。范福安接到任务，忙了大半年，完成了这两件作品。
2015年5月，范福安去丹麦和平宫赠画。女王开始看上去很威严，但就在红布揭开的一刹那，“我们的关系瞬间拉近了， 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征服了她，但真的感受到艺术无国界，能引起共鸣。”后来，丹麦方面甚至专门开会，研究把画摆在哪里。
在跟女王的交流中，范福安发现女王错以为漆画产于日本，赶紧指出：“漆器原产于中国，在唐朝达到鼎盛。也是在唐朝，中国漆器传入日本。”
刚去丹麦赠完画，范福安就住院了。那年6月21日是范福安51岁生日。早晨，他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眼睛上蒙着厚厚的纱布。就在前一天，他做了一场大手术。在制作丹麦女王夫妇漆器画像的过程中，他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脱落。对一位漆器画家来说，眼睛意味着一切。
没做手术前，范福安的右眼裸眼视力是1.0，主治医生问他希望术后视力恢复到多少，他答：“还得是1.0。”医生坦言，手术最好效果也就是0.3—0.4。“我知道这不够，作画必然受影响。”
等待揭开纱布的日子里，范福安身边的朋友也担心，“如果视力不能恢复怎么办？”范福安回答：“就没有‘如果’两个字！”为得内心宁静，他天天诵读佛经，他说：“我没干过坏事，不会有坏的结果。”纱布揭开，出人意料，范福安的右眼裸眼视力依然是1.0，主治医生也没办法理解，“只能解释说，这是一个教材级别的成功案例。”
因为动了一场大手术，范福安口口声声告诫自己：“以后悠着点，不能过度疲劳了。”但行动上他还是老样子，激情澎湃，不知疲倦。饿了也不太在乎，直到饿得发慌才知道找饭吃，有时抱着饭碗，还拿着筷子比划，对着画说话。从工作室回到家，脑子还总想着作品，洗脸时，一把水捧在脸上，才发现眼镜还没摘。他坦言自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玩的人，不知不觉就走进了画里”，“别人看我不正常，我看自己很正常”。
1964年，范福安出生于安徽黄山的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喜欢唱歌、画画，但家人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画画勉强可以接受。1989年，他从合肥师范学院油画专业毕业，进入安徽省外经贸委工作。那时，他已经接触漆画并沉迷其中，于是边工作边创作，后来更是辞去工作，专心作画。
几年后，他自觉画出了些成绩，便一心想去北京办画展，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那时，20多岁的他没人脉没资金，但觉得“没什么能阻挡他”。
范福安买了票，带着四十几张画，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他两眼一抹黑，只得用扁擔挑着画，在北京的街头找画廊咨询，画廊的回答很一致：“代卖可以，办展览不可能。”
后来，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美国记者。范福安记得，那天下午两三点钟，他带着3幅作品，敲开了记者办公室的门。“看了我的画，她很震惊，让我把作品都拿来”。范福安又赶紧折回去，把画都挑了来。那位女记者又让他买来50个请柬。很快，他在北京友谊宾馆办了人生中第一场画展。
“全中了！”范福安说，他的画一个下午全部售完。那次画展中，他还结识了在新西兰驻华使馆工作的杨女士。杨女士特别热爱漆画，一下子收藏了他3幅作品。第二年，杨女士找到范福安，说可以介绍他到美国大学当老师。范福安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去，我创作的根就在安徽！”
徽州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那里的景物、那里的人，对范福安来说 “都是极好的素材”。他常常一个人背着画板，徜徉在徽州的青石板路上。
如今，范福安却为徽州文化的传承深深担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徽州只有几位大师，现在徽州的文化传承人、文化大师多得很，但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是在吃祖宗的老本。”
去年，他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座谈会。会场上原本一片祥和，直到他来了一段“拆台”的话——“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配得上‘大师’二字？我觉得罗丹是大师，徐悲鸿是大师，李可染是大师，真正的大师就那么几个。在座的各位‘大师’，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你们要对得起你们的材料。玉雕、紫檀雕自不必说，即便是笔墨纸砚，也不可多得。随便雕雕就是大师？如果你们的作品俗不可耐，可对不起这材料啊！我认为你们充其量就是‘大的师傅’，包括我也一样。第二，国家给予我们名号是为了让我们传播知识，我们也得对得起身上的责任和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