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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由于受展厅面积所限,平均每3个月会换一次展品,即便这样,要把这里所藏60余万件稀世文物逐个儿在世人面前亮个相,至少需要30年时间。尽管这里展出的文物是常换常新,但是有三件宝物始终没有换过,而这“三宝”正可以凑成一道菜,菜名为“酸辣白菜肥肉锅”。这里面,“白菜”是指翠玉白菜,“肥肉”(又称东坡肉)是一块肉形石,“锅”则是指“毛公鼎”。这道“菜”也成就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497字铭文令毛公鼎成稀世瑰宝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西周时期的一件宗庙祭器。它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毛公鼎的内壁铸有497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七段。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
从毛公鼎的拓文上,可见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从其所刻铭文的价值来讲,它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我国“造字时代”最经典的作品。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无双的“国之重器”。
毛公鼎颠沛流离的坎坷“身世”
关于毛公鼎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考证,于清道光年间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人闻讯前来看货,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但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拦下,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买卖没有做成,这个古董商对此岂肯善罢甘休。回到县上,便出资贿赂了县知事,董治官被抓投入监狱,罗织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私藏国宝;第二条罪名十分荒唐——平民百姓岂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然后派武装人员去藏处取出,装上单套轿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
村民董春生发现毛公鼎被夺后的第九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介祺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亿年雇车专程送来。陈介祺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赏苏亿年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秘室,他经过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毛公鼎入陈介祺家之后的近百年间又屡经变故,陈介祺病故,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予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普森,欲出5 万美元向端方家求购,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但由于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 4万块银元,端方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方家卖给外国人。爱国人士竭力护宝,最终挽回了国宝外流的厄运。至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
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但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恭绰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叶收藏的书画未能带走。叶恭绰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恭绰在沪的所有家产,于是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后为脱身,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作保才得释放,但仍受监视。后来叶公超终于在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 ,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1945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 ,1948年包括毛公鼎在内的三批文物运抵台湾,后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今陈列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专柜中,向外界开放展览,并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之一,成为永不更换的展品。
千年的宝鼎,也只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中的沧海一粟,然而今天展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毛公鼎,它已不仅仅作为一个简简单单的文物而出现,它更代表着海峡两岸五千年来的一脉相承的文化,它对于海峡两岸同胞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不可估量的作用。
鬼斧神工的 “东坡肉”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肉形石与翠玉白菜是人气最旺的两大文物,因此两物经常摆在一块供参观者欣赏。肉形石并
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它的珍贵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天生丽质”。这块肉形石出自内蒙阿拉善左旗,清康熙时供入内府,数百年来都是皇宫珍玩。肉形石全世界只有67块,这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块,色峰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玉工不过是妙手偶得。乍看之下,极像是一块令人垂涎三尺、肥瘦相间的“东坡肉”。其表面毛孔星布,“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很多初次看到它的人都不愿意承认它是块硬邦邦的石头,但它的确就是一块玉石。自然界的岩石间,常有一些裂隙,饱含二氧化硅的水流动其间,在适当的温度和压力下,逐渐在洞壁里沉积固体的玉髓。经过漫长的岁月 ,一层层的堆积,每段时间的水中杂质不同,所以每层的颜色也不同,而这不透明的玉髓便叫“碧石”。这块肉形石 ,就是由一层一层不同颜色的碧石组成的。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这块“ 东坡肉”成为台湾故宫博物院中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无论是色彩还是纹理,都可以乱真。站在它的面前,人们似乎都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大自然令它“身娇肉贵”,约价值人民币1.5亿元,因其珍贵,还配有纯金底座。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红烧肉”。据说两岸三通后,台湾华航将在飞机上为游客端上仿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肉形石”和“翠玉白菜”制作的菜肴,让人们能够真正品尝到国宝的滋味。
中国玉雕艺术的登天之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门口有一醒目的宣传语:“比上帝还精巧!”翠玉白菜可称得上是“精巧”中的极品。
玉,在中国是非常珍贵的质材,琢磨玉料成为器物则相当地费工、费时,如何节料、省工遂成为玉器设计过程中,空间思考的准则之一,而“量材就质”便是此思考方向下产生的艺术特质。所谓“量材就质”,简而言之,就是顺应玉料自然天成的外形或色泽设计玉器形制,是一种在外设条件的限制下发挥创造力的创作方式。协调天然与人为,则是此一创作方式最重要的理念。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文物65万件,知名度最高人气最旺的要数“翠玉白菜”。翠玉白菜是运用了一整块上等玉料本身的色彩变化,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分布,雕出一棵浑然天成的白菜。它颜色较浅之处琢成白嫩菜茎,上半部较深之处为翻卷菜叶,叶片上一块黑绿色的玉体,则巧妙地雕琢出螽斯和蝗,两只昆虫趴伏菜叶之上,栩栩如生,堪称是中国玉雕艺术的登天之作。
翠玉白菜价值不仅体现在技术上的精湛,最重要的是它在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上的和谐搭配,白菜与草虫的题材在元到明初的职业草虫画中,屡见不鲜,一直是受民间欢迎的吉祥题材。
令慈禧身后难安的宝贝
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永和宫为清末瑾妃所居之宫殿,据说翠玉白菜即为其随嫁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
然而这个吉祥物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传说翠玉白菜是珍妃的嫁妆,瑾妃和珍妃本是姐妹俩,她们同时入宫,选为光绪之妃。姐妹俩无论是长相还是爱好各不相同,瑾妃爱财,其父就给她许多金银财宝作为嫁妆;而珍妃爱书,嫁妆是满箱子的书,其父就另将传家之宝——翠玉白菜给了珍妃作为补偿。哪里知道瑾妃一看,她的嫁妆里没有翠玉白菜,就大吵大闹。珍妃本来就不爱财,于是就把翠玉白菜拿出来让给瑾妃。翠玉白菜便随瑾妃住进了永和宫。
当然,这只是传说,不过由此可见,在晚清,翡翠已成为当时人们所珍爱的贵重的装饰品。在此之前,贵重饰品一直是金子与白玉的天下,翡翠的流行,恐怕要“归功”于慈禧太后的个人喜好。慈禧生前尤爱翡翠,她所配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翠荷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是“翠灵芝佩”则寓意事事如意、心想事成。两件首饰都极娇小,但颜色浓郁,种头通透,可看出慈禧对翡翠欣赏的品味,但这也可能是导致慈禧身后难安的主因。
众所周知的1928年爆发的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盗墓案,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中有一棵大型翡翠白菜,这棵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台北故宫的镇馆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已无从考证。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段人与物的传奇,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一则故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传说。
虽然只是传说,却也为这棵“白菜”增添了不小的神秘感,更使得它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超人气明星,居宝物排行榜的第一名, “全年无休”,博物院不敢随意换展品,即使岛外有大博物馆想借展,博物院也都回绝。许多岛内外游客一进门,就先问翠玉白菜放在哪里,一定要看过翠玉白菜才觉得不虚此行。
由此可见,中国人自古爱玉,延续至今。五千年来,玉器饱含了国人怎样的文化情感啊！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牵引思绪,在温润的流光中,回眸千年的希冀与冥想。
一根虫须牵动全岛人心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刊登过一张照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放在庭院中一大堆真白菜里面,院子里的阳光灿烂,光线投照在白菜上,体积最小的翠玉白菜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2007年4月,“翠玉白菜”再次成为全台湾的焦点,因为“翠玉白菜”上的一只小虫断了一根须。一只普通小虫子或许没人关心,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翠玉白菜”上的那只小虫的一根须却成了全岛关注的焦点。
有人发现翠玉白菜上螽斯的一根须从头部处缺损了一厘米左右。此消息一经媒体披露,举世哗然。其实,早在1992年,当时新任的器物处长张光远就曾发现了这个缺损,以为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闪失,十分内疚着急。结果张太太在家里发现了一张1972年拍摄的翠玉白菜日历,这张日历图经放大后可清楚看出螽斯的一根须已有断痕。正是靠着这张日历,才保全了张光远的清白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声誉,可见“翠玉白菜”在台湾人的心目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497字铭文令毛公鼎成稀世瑰宝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西周时期的一件宗庙祭器。它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毛公鼎的内壁铸有497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七段。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
从毛公鼎的拓文上,可见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从其所刻铭文的价值来讲,它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我国“造字时代”最经典的作品。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无双的“国之重器”。
毛公鼎颠沛流离的坎坷“身世”
关于毛公鼎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考证,于清道光年间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人闻讯前来看货,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但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拦下,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买卖没有做成,这个古董商对此岂肯善罢甘休。回到县上,便出资贿赂了县知事,董治官被抓投入监狱,罗织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私藏国宝;第二条罪名十分荒唐——平民百姓岂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然后派武装人员去藏处取出,装上单套轿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
村民董春生发现毛公鼎被夺后的第九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介祺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亿年雇车专程送来。陈介祺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赏苏亿年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秘室,他经过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毛公鼎入陈介祺家之后的近百年间又屡经变故,陈介祺病故,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予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普森,欲出5 万美元向端方家求购,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但由于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 4万块银元,端方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方家卖给外国人。爱国人士竭力护宝,最终挽回了国宝外流的厄运。至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
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但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恭绰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叶收藏的书画未能带走。叶恭绰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恭绰在沪的所有家产,于是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后为脱身,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作保才得释放,但仍受监视。后来叶公超终于在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 ,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1945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 ,1948年包括毛公鼎在内的三批文物运抵台湾,后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今陈列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专柜中,向外界开放展览,并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之一,成为永不更换的展品。
千年的宝鼎,也只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中的沧海一粟,然而今天展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毛公鼎,它已不仅仅作为一个简简单单的文物而出现,它更代表着海峡两岸五千年来的一脉相承的文化,它对于海峡两岸同胞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不可估量的作用。
鬼斧神工的 “东坡肉”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肉形石与翠玉白菜是人气最旺的两大文物,因此两物经常摆在一块供参观者欣赏。肉形石并
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它的珍贵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天生丽质”。这块肉形石出自内蒙阿拉善左旗,清康熙时供入内府,数百年来都是皇宫珍玩。肉形石全世界只有67块,这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块,色峰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玉工不过是妙手偶得。乍看之下,极像是一块令人垂涎三尺、肥瘦相间的“东坡肉”。其表面毛孔星布,“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很多初次看到它的人都不愿意承认它是块硬邦邦的石头,但它的确就是一块玉石。自然界的岩石间,常有一些裂隙,饱含二氧化硅的水流动其间,在适当的温度和压力下,逐渐在洞壁里沉积固体的玉髓。经过漫长的岁月 ,一层层的堆积,每段时间的水中杂质不同,所以每层的颜色也不同,而这不透明的玉髓便叫“碧石”。这块肉形石 ,就是由一层一层不同颜色的碧石组成的。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这块“ 东坡肉”成为台湾故宫博物院中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无论是色彩还是纹理,都可以乱真。站在它的面前,人们似乎都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大自然令它“身娇肉贵”,约价值人民币1.5亿元,因其珍贵,还配有纯金底座。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红烧肉”。据说两岸三通后,台湾华航将在飞机上为游客端上仿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肉形石”和“翠玉白菜”制作的菜肴,让人们能够真正品尝到国宝的滋味。
中国玉雕艺术的登天之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门口有一醒目的宣传语:“比上帝还精巧!”翠玉白菜可称得上是“精巧”中的极品。
玉,在中国是非常珍贵的质材,琢磨玉料成为器物则相当地费工、费时,如何节料、省工遂成为玉器设计过程中,空间思考的准则之一,而“量材就质”便是此思考方向下产生的艺术特质。所谓“量材就质”,简而言之,就是顺应玉料自然天成的外形或色泽设计玉器形制,是一种在外设条件的限制下发挥创造力的创作方式。协调天然与人为,则是此一创作方式最重要的理念。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文物65万件,知名度最高人气最旺的要数“翠玉白菜”。翠玉白菜是运用了一整块上等玉料本身的色彩变化,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分布,雕出一棵浑然天成的白菜。它颜色较浅之处琢成白嫩菜茎,上半部较深之处为翻卷菜叶,叶片上一块黑绿色的玉体,则巧妙地雕琢出螽斯和蝗,两只昆虫趴伏菜叶之上,栩栩如生,堪称是中国玉雕艺术的登天之作。
翠玉白菜价值不仅体现在技术上的精湛,最重要的是它在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上的和谐搭配,白菜与草虫的题材在元到明初的职业草虫画中,屡见不鲜,一直是受民间欢迎的吉祥题材。
令慈禧身后难安的宝贝
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永和宫为清末瑾妃所居之宫殿,据说翠玉白菜即为其随嫁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
然而这个吉祥物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传说翠玉白菜是珍妃的嫁妆,瑾妃和珍妃本是姐妹俩,她们同时入宫,选为光绪之妃。姐妹俩无论是长相还是爱好各不相同,瑾妃爱财,其父就给她许多金银财宝作为嫁妆;而珍妃爱书,嫁妆是满箱子的书,其父就另将传家之宝——翠玉白菜给了珍妃作为补偿。哪里知道瑾妃一看,她的嫁妆里没有翠玉白菜,就大吵大闹。珍妃本来就不爱财,于是就把翠玉白菜拿出来让给瑾妃。翠玉白菜便随瑾妃住进了永和宫。
当然,这只是传说,不过由此可见,在晚清,翡翠已成为当时人们所珍爱的贵重的装饰品。在此之前,贵重饰品一直是金子与白玉的天下,翡翠的流行,恐怕要“归功”于慈禧太后的个人喜好。慈禧生前尤爱翡翠,她所配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翠荷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是“翠灵芝佩”则寓意事事如意、心想事成。两件首饰都极娇小,但颜色浓郁,种头通透,可看出慈禧对翡翠欣赏的品味,但这也可能是导致慈禧身后难安的主因。
众所周知的1928年爆发的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盗墓案,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中有一棵大型翡翠白菜,这棵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台北故宫的镇馆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已无从考证。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段人与物的传奇,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一则故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传说。
虽然只是传说,却也为这棵“白菜”增添了不小的神秘感,更使得它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超人气明星,居宝物排行榜的第一名, “全年无休”,博物院不敢随意换展品,即使岛外有大博物馆想借展,博物院也都回绝。许多岛内外游客一进门,就先问翠玉白菜放在哪里,一定要看过翠玉白菜才觉得不虚此行。
由此可见,中国人自古爱玉,延续至今。五千年来,玉器饱含了国人怎样的文化情感啊！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牵引思绪,在温润的流光中,回眸千年的希冀与冥想。
一根虫须牵动全岛人心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刊登过一张照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放在庭院中一大堆真白菜里面,院子里的阳光灿烂,光线投照在白菜上,体积最小的翠玉白菜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2007年4月,“翠玉白菜”再次成为全台湾的焦点,因为“翠玉白菜”上的一只小虫断了一根须。一只普通小虫子或许没人关心,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翠玉白菜”上的那只小虫的一根须却成了全岛关注的焦点。
有人发现翠玉白菜上螽斯的一根须从头部处缺损了一厘米左右。此消息一经媒体披露,举世哗然。其实,早在1992年,当时新任的器物处长张光远就曾发现了这个缺损,以为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闪失,十分内疚着急。结果张太太在家里发现了一张1972年拍摄的翠玉白菜日历,这张日历图经放大后可清楚看出螽斯的一根须已有断痕。正是靠着这张日历,才保全了张光远的清白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声誉,可见“翠玉白菜”在台湾人的心目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