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初访荷兰，是跟着旅游团，抵达阿姆斯特丹头一夜，就餐于一家中国餐厅。到底哪一家，这会儿想不起来，因为海外的中餐馆装潢实在都很像，无非是雕梁画栋、宫灯龙柱、金碧辉煌那一套，既华丽也俗艳。
　　餐厅的菜倒还有印象，不是因为好吃，而是菜肴虽摆了一整桌，鸡鸭鱼肉样样不缺，可是任凭是炒肉片也好，爆鸡丁也罢，味道却只得三种：一种浇了深色芡汁，酱油味，带点酸；另一种没加酱油亦无醋，也勾了濃芡，汁是白的；第三种则是西红柿酱糖醋汁，厚厚一层淋在炒蛋上，糊糊的，还没入口就觉得腻。我当时猜想，厨房里兴许就只有这三种酱，事前调好，不管炉上烧的是什么，一律区分三大类，起锅淋上酱汁一拌便是，省时省力。
　　事隔数年，我再来荷兰，代表参与制作的台湾电影到鹿特丹参加电影节。有天没事，有位常来电影节的台湾影人约我到阿姆斯特丹逛逛，晚上就在唐人街附近小馆吃中国菜。上一回惨痛的经验让我原本打算婉拒邀约，转念一想，这位朋友一向挑嘴，找到的馆子应该不差，于是抱着既好奇又有点忐忑的心情去吃那一顿。
　　结果，朋友不愧是吃遍四方的老饕，那一顿饭菜虽谈不上水平超群，但口味着实地道，菜式很像香港的茶餐厅，原来店老板是香港移民，在香港时就做餐饮这行。
　　后来，我搬到荷兰，因为丈夫是洋人，平时多半吃洋餐，可兴致一来，两人也会四处品尝中国菜。这才发觉，原来荷兰的中国餐馆分为三派，分别供应正宗中国菜（以粤菜为主）、印度尼西亚式唐餐和不中不西的苏利南式中国菜。如今回想起来，我头一次去的应该是印度尼西亚式唐餐馆，导演朋友带去的那家则是广东馆子。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鹿特丹曾拥有欧洲最大的华侨社群。原来在1911年，由于荷兰大罢工，荷兰从广东一带引进不少中国劳工。这些华工既肯干粗活，薪资又拿得少，很受雇主欢迎，加上当时鹿特丹港口运输业发达，华人极易找到工作，因此越来越多华工从中国来到荷兰，华侨社会也逐渐成形，专做华工生意的鸦片馆、赌场、妓院等声色场所应运而生，照顾基本口腹之欲的餐馆当然更不少。这些馆子多是广东口味，只不过顾客到底是劳动大众，菜式但求实惠，谈不上精致。
　　二战后，印度尼西亚独立，大量印度尼西亚华人移民荷兰，新侨的口味和老侨不尽相同，已混杂印度尼西亚风味，于是印度尼西亚式的唐餐馆蔚为新风潮，菜单上除了咕噜肉、炒蛋浇西红柿酱汁（菜名挺美，叫“芙蓉蟹”─虽然里头多半没蟹肉）等所谓中国菜外，也有印度尼西亚炒饭、烤肉串佐香料酱等印度尼西亚菜。这类唐餐馆遍及全荷兰，至今仍占荷兰中餐馆的大宗，是荷兰大众最熟悉的“中国菜”。
　　第三拨华人来自南美小国苏利南，他们的祖先大多是19世纪晚期从中国穷困地区或印度尼西亚受雇至当地农园的华工，以台山人居多。苏里南在1975年脱离荷兰独立，不少华工后代移居荷兰，当中不少人开起以外卖为主的小馆，供应融合了印度菜、非洲菜、爪哇菜和中国菜多种风味的苏里南式中国菜，最典型的菜式是“苏里南三明治”—椭圆形餐包夹叉烧肉、甜酸鸡等，再上加印度尼西亚泡菜和辣椒酱，不中不西，吃惯面包的荷兰人却爱得很。
　　荷兰之所以有三派的中餐馆，有其历史缘由，而这百年来的演进史，不也可以反映华人在海外奋斗的历程？
　　韩良忆
　　住在欧洲的台湾美食旅游作家，著有《在欧洲，逛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