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是汪曾祺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而写的序言，文中汪老先生以他独到的文化视角、深厚的文化素养、朴实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无独有偶，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也—样向读者展示了做过十三个王朝首都的古城西安独特的文化气息。只是同为历史古城，同样曾是封建王朝的都城，他们所展露的文化却是大相径庭。在这里，笔者想就此谈谈自己的拙见。
　　《胡同文化》反映的北京市民文化心态是“封闭”、“忍”。作者说：“胡同与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那些被外化在胡同上的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兴趣习惯、思想状况等，就是所谓的“胡同文化”。深受北京文化耳濡目染的作者，将其概括为“胡同文化是—种封闭的文化”，“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同时作者从北京市民的饮食居住方式以及他们的处世哲学等具象角度，具体阐释这种文化的封闭性。
　　在居住环境上，“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大都安土重迁”。生活环境是封闭的，虽然他们也讲究“处街坊”，但多是为了“礼数”，平日的来往并不多，封闭的内心不会因为礼数的应对而改变。而中国传统的“根”的观念也—样深入北京人内心，不轻易“挪窝儿”。北京人思想的保守封闭，由此可见—斑。除此之外，“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他们自满自足，不慕奢华，甘于恬淡，但又透露些许的惟我独尊，自认为北京的大白菜也比他处味美。在他们易于满足的心理背后，透露的是他们作为京城人心理上的优越感。尤为突出的是，北京虽为民主的策源地，可是北京人却固执地坚持着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们冷眼观看着在他们的身边发生的种种运动，虽然喜欢瞧着热闹，却是完全地置身事外，不管这些“闲事”。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们屋上霜”。皇城根下，天子眼前，北京人见识着政治的风云变幻，他们也一样学的世故圆滑，逆来顺受。
　　《西安这座城》中作者向我们透露的是秦地人的自豪、质朴，充满智慧、善于思考，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精神状态。作者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古城魅力的，也只有西安”。贾平凹以秦地人的身份熟识地从建筑、艺术以及西安人的生活等角度，揭示西安人的文化状态。“演和看都宣泄的是—种自豪，生命里涌动的是一种历史的追忆”，“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种地方的神秘”，作者由衷地感到西安“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西安的城墙，虽然经历历史沧桑，但辉煌与悠久的历史依然使它风韵犹在。而各种艺术散落在西安的每—个角落，即使是民间的娱乐，也—样泛着浓浓的艺术气息。甚至连他们极土的口语也是典雅的文言。而西安人豪爽、憨厚、质朴，能与时俱进，有忧患意识。这里云集科技精英，包罗奇异人士。他们积极地参与关心着大事，投身生活，在西安人身上涌动的是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和投入，迸发的是生命的活力。
　　同是历史古城，同是封建王朝的都城，为什么两座城市所体现的文化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笔者以为这是两地的历史不同造成的。不管是北京还是西安，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文化都属于地域文化。一个地域的历史渊源总会给这个地方的文化刻下烙印。北京是元、明、清三个封建王朝的都城，而这个时候是中国封建社会不断走向没落的时候，封建制度日益腐朽，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加强对百姓的奴化统治，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生活在国都之内、天子脚下的市民，自然而然就带有这种保守封闭、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市民文化。而西安虽曾为中国十三个王朝的都城，但是它为都城的时代尤其是汉唐时期却是中国封建社会不断繁荣和昌盛的时期。那个时候，西安既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对外交流的中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汉时儒家思想逐步确立为正统，唐时繁盛至极体现的是大唐气象，统治阶级虽然—样要致力于自己的政权统治，但是对普通百姓的奴化还没有后来那么严重，所以今天的西安才会在历史的古意中显示出新的气象，涌动的是生命的激情。
　　北京和西安，—样是历史古城，—样曾为封建王朝的都城，但是因为它们的历史渊源的差异，才使得它们具有迥异的文化底蕴。探究这些差异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对它们的文化成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王志刚，陈正芳，教师，现居湖北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