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笔者从行政单位被精简下放到湖南慈利县新丰老家当农民，后来赶上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亲见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事。
　　1968年时兴家家户户供毛主席塑像，生产队里也一样，在“宝书台”（《毛主席选集》称为“红宝书”）上供着一个较大的毛主席塑像，每天早晚全队人都毕恭毕敬地站在毛主席塑像前顶礼膜拜，名曰“早请示，晚汇报”，各把自己骂一番，叫“斗私批修”。散会时王队长吩咐，没有毛主席塑像的人家要马上到县里去“请一个”（意思是买一个）。可是单身汉朱聋子（实际上不聋），每次检查时总是说明天我就去“请”。其实，朱聋子不是故意对抗，而是没有钱买。
　　一天，朱聋子挑了担干柴到县城卖了1.2元钱，终于“请”了一尊5寸高的毛主席塑像。朱聋子用捆柴的绳子系在塑像的脖子上，挂在扁担一端，背在肩上，一路高兴地往家走。行走时雕塑一吊一吊的。谁知刚进村中，遇上一伙红卫兵，将他抓住，说他侮辱伟大的领袖，罪该万死。这时朱聋子才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怎么能用绳子锁住主席像的颈项呢？自知罪责难逃，双膝跪地大呼：“毛主席，请您老人家恕罪，小人不是故意的。”红卫兵不管那一套，将他推到学校里批斗起来。
　　还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刻。那时候，队里动用木匠，按照天安门的格局做了一个“宝书台”。新的“宝书台”做成以后，公社在我们队里开现场会，举行了一个仪式，燃放鞭炮以后，生产队王队长抱着半人高的主席塑像，准备放进“天安门”式的门洞里，就像神龛供菩萨般的供起来。哪知木匠事先未量准塑像大小，放不进去。王队长想尽办法放了几次还是放不进去，他半开玩笑说：“这是瘶子进馆，没有这么大个眼（孔）。”他的话音一落，公社的几个“革命干部”当场将他抓起来，五花大绑。霎时屋里空气紧张，紧接着“打倒王××”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恶毒攻击我们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地批斗之后，押送到县公安局。
　　1971年秋，上面传来指示，要将特大的毛主席塑像送到公社供销社统一运到县里去。我们大队有个塑像重达200多斤。大队革委会安排了四个强壮劳力，抬到公社供销社门口停放在那里。这时其他大队也在行动。恰好门前有个大磅秤，有人提议秤一下，看到底有几百斤？孰料在上磅时，有人不慎失手，塑像倒在地上，“叭”地一声断成数块。一时在场所有人都吓得面如土色，呆若木鸡。约半个小时后，其中一个肇事者若有所悟地说：“自作自受，还愣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赶快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去。”
　　这三件事，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那些当事人后来都被平反了，但我总觉得有一种无法说出来的滋味。